George Martin Fell Brown 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4年7月8日）
今年11月，数百万美国人将在大选中投票，我们预计将在两名没人要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尽管美国有各种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在社会中没有多少发言权。我们并不是唯一抱有这感觉的人。2024年，全球有64个国家将举行全国选举，占世界近半的人口。但伴随这一“选举年”的却是全球多年的民主倒退。
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新自由主义秩序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民主”，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但这也伴随着资产阶级权力的巩固。但现在这种秩序陷入了危机。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去年在他的书《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中警告说：“我们的经济已经使我们的政治不稳定，反之亦然。我们不再能够将市场经济的运作与稳定的自由民主结合起来。”
随着新的失序时代所取代了过去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其政治中心也正在崩溃。结果是政治愈发两极化。最初，这种极化的表现为新左翼组织/运动的增长，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到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再到美国的桑德斯运动。
然而，同样的资本主义危机让这些新左翼政党兴起，但在一个与二战后繁荣期非常不同的时期内，他们也承受了巨大压力。在二战后繁荣期，群众性工人政党取得了重大改革。而新左翼政党在考验中显得不堪一击。随后，同样的两极化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人物的崛起：从美国的特朗普到印度的莫迪，再到匈牙利的奥尔班（Orbán Viktor）。但这些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也没有办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这又为左翼和工人阶级力量打开了新的机会。
在这一选举年中，没有一直向左或向右发展的简单趋势。然而，全球范围内的选举，都反映了不断加剧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如今的失序时代。
2024年资产阶级民主世界巡演
最近选举的一个共同主题，便是在位者要么下台，要么被削弱。在南非，5月，执政的非国大（ANC）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首次失去了国会多数席位。多年的腐败和紧缩政策，反而使受益者变成是民主联盟（白人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模糊的左翼民粹主义“经济自由斗士党”和由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领导、分裂自非国大的民粹主义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等。
在缺乏有能力的左翼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民众的反建制情绪可能会被极右和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所利用。极右势力在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显著增长。这些选举使法国勒庞的国民联盟、荷兰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党和意大利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意大利兄弟党得以增长。与纳粹历史有联系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成为了德国的第二大政党。极右势力还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取得增长。在欧洲之外，萨尔瓦多现任总统布克尔（Nayib Bukele）在该国今年2月的大选中获胜，继去年12月米莱在阿根廷当选之后，显示出极右势力的危险远超出了欧洲。
这只是反建制极化的一面。在欧洲选举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举行大选。在国民联盟取得欧洲议会的选举胜利之后，法国国民会议选举的主要受益者是由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领导的新人民阵线（主要由左翼政党组成）。这显示了资本主义危机既可以为工人阶级打开机会之门，也带来了危险。
在出现了新左翼政党的地方，他们可以利用民众情绪，阻止右翼的增长。在墨西哥6月的选举中，左翼“国家复兴运动”（MORENA）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辛鲍姆（Claudia Scheinbaum）成为北美第一位女性总统。虽然国家复兴运动是一个松散组织、内部包含彼此冲突的政治趋势，但其胜利带来了重大的斗争机会，并让大企业感到震惊。同样的情况发生在3月的塞内加尔选举，在亲美的总统萨勒（Macky Sall）严厉镇压的情况下，新成立的左翼塞内加尔劳动、道德、博爱爱国者党（PASTEF）赢得了胜利。
塞内加尔的例子既显示出左翼的机会，也显示了民主倒退的危险。构成“选举年”的许多选举都是威权政府的作秀选举。伊朗总统莱希死后，伊朗6月的选举只是一场秀，旨在确保保守派份子在2022年动摇国家的大规模抗议之后继续掌权。类似的戏码也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乍得上演。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俄罗斯今年3月的选举。乌克兰处于戒严状态，因此今年没有按计划举行选举。
对于在新冷战中被困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国家，选举已变成帝国主义代理战。台湾1月的总统选举被视为对该岛与中国关系的公投。选举的结果是陷入僵局：代表台湾民族主义的总统赖清德对阵在立法院中占优的亲中国民党。保加利亚6月的议会选举也出现了类似的僵局，无论是亲俄和亲欧派都无法明确地组阁。摩尔多瓦7月的选举也加剧了与德涅斯特河沿岸加告兹（Transnistria Gagauzia）的俄罗斯裔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紧张局势。
在一些国家，选举似乎显示出回归常态的趋势。印度的选举从4月持续到6月，本预计右翼民粹主义者莫迪将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他的印度人民党失去了多数席位，更多传统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胜利。在英国，备受憎恨的保守党在7月宣布举行大选，预计工党将取得压倒性胜利。尽管工党过去是工人政党，但斯塔默（Keir Starmer）当前的领导下，工党在政治上乏善可陈，并且对党内左翼进行清洗。两国的情况都表明，在混乱时代，反动政治也是不稳定的，即使没有可信的替代方案，也可能被扫除。
这就是2020年美国的情况，当时特朗普被赶下台，并不是因为对拜登有任何热情，而是因为对特朗普的纯粹厌恶。然而，正如今年的选举所显示的，这还不足以摆脱特朗普主义。如果没有认真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左翼势力，反动势力终究会回来。
马克思主义者与选举
在资本主义下，选举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这一句广为人知：“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参与资产阶级选举的价值，列宁将其视为“训练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管你喜欢与否，选举是工人阶级最一致地参与政治的时刻，我们不应将这机会拱手相让给资本家。
对于如何参与选举，是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区别。我们不指望可以通过投票去废除资本主义。真正的变革是要通过工人阶级群众运动来实现的。但民选公职的平台可以用来建立这样的运动。这就是社会主义替代过去十年利用萨旺特（Kshama Sawant）在西雅图市议会办公室所做的事情。未能理解这一点是导致桑德斯、民主党进步派国会议员“小队（Squad）”以及世界各地无数新左翼政党背叛的原因。
最终，要实现有意义的长期变革，就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只能通过群众的行动来完成。自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工人阶级的组织已经被大规模削弱、空洞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双重任务：建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并建设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新左翼政党，如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或国家复兴运动，可以作为重建这些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第一步。但资本主义危机的压力不断威胁著这些运动，试图让他们走向歧途。
革命党的作用是应对这些挑战。理解失序时代的复杂性，参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并帮助制定策略以赢得真正的胜利，同时指出为了赢得根本性变革，必须结束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这就是我们超越资本主义愿意提供给我们的有限“选举年”，并创造一个全新的、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