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许诺的“中国梦”成了经济现实的噩梦。本次社论，我们刊出3篇文章，探讨中国经济状况。
《社会主义者》杂志社论第一部分（共三部分）
当美国总统拜登称中国经济为“定时炸弹”时，可以说是不经意地一语中的。如今危机影响着经济，以及习近平的独裁资本主义政权；而对于这场危机的深度与严重度，大部分西方资产阶级“专家”的认识仍然远远落后于现况。许多评论人士或多或少被北京官方GDP数据所蒙蔽（官方数据显著夸大了经济增长），认为当前的危机是周期性的——3年痛苦的疫情加上习近平疯狂的“清零”政策加剧了经济复苏的乏力。
结构性萎靡
但中国的萎靡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中共政权由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崩溃。其结果是：(i) 债务危机，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债务危机，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投资的主要推动力；(ii) 失业、工资下跌、房地产行业不安加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消费下滑；(iii)习近平所热衷的建设“新质生产力”工程带来了历史性的生产与产能过剩，触发了残酷的价格战，并将经济推入更深重的通货紧缩。这些都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警告的“日本化”的特征。
同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帝国主义集团对抗、战争联盟和经济保护主义的新时代。作为全球权力争霸的两个中心，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这给习近平政权带来了额外且严峻的外部压力，并放大了前述内部压力。美国牵头的切断中国获得高端电脑芯片与制造设备的战略，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收紧。供应链脱钩正在加速。如今经济保护主义正沿着地缘政治（帝国主义集团冲突）所塑造的方向进行，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断减少，而各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则增多。
在此，我们绝对可以说习近平政权正处于“高压锅”态势，这样的态势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与地缘政治层面，蔓延到更具爆炸性的国内政治格局。独裁政权通过加大压制和审查力度来不惜一切代价“维稳”的企图最终将注定失败，就如其稳定经济和恢复“信心”的努力一样。
《改革家习近平》被撤下
在中共7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迹象，说明这个看似无所不能的独裁政权内出现新的紧张局势。不同寻常的是，与先前的高层会议相比，这次全会的最后发言较少提及习近平及习近平“思想”。这看似是在群众不满日益高涨之际，尝试弱化习近平的强横形象，以此作为一种防卫机制。即使在中共党国高层中，单一事件也可能揭示某种转变，迄今为止，习近平已扫除了所有反对派。三中全会开始时，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改革家习近平》，想必是在会议召开之际强化他的权威。该传记文章虚构了习近平在邓小平亲资改革政策早年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而很快就在网上被删除、撤下。《日经亚洲》资深中国记者中泽克二在8月29日表示，撤回这篇文章“极不寻常”，反映出习近平及其幕僚的误判及过度发挥。中泽表示，这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尤其是退休党内元老和‘红二代’的强烈批评”，随后这些猛烈批评弥漫在三中全会的气氛中。
下调增长预测
马克思主义者持续更新的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展望，其中一部分便是我们于《社会主义者》杂志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广泛分析。尽管全球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受到经济与政治危机的破坏，但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目前遭遇最严重的困境。
截至本文付梓时，包括高盛、瑞银集团在内的外国银行与资产阶级分析机构正下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许多机构表示，除非有重大刺激经济措施，否则北京“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将无法实现。关于这点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资本家并没有问自己，为什么习近平政权如此顽固地拒绝采取钜额的刺激计划，拒绝重用温家宝2008年“拯救全球”的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
相反，北京的政策缓缓渐进——诸如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等零碎的措施，但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如果像其他一些左翼组织的理论那样，中共政权凭借对银行体系更大的控制力，能够筹集其他资产阶级政权无法获取的，如同奇蹟般的“储备”，那么他们今天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答案是，当年及随后几次的钜额刺激，造成了极为庞大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如今正在给经济带来压力，并限制了中共政权的回旋余地。
3年来的房地产暴跌不仅在持续，而且在2024年还跌得更快，住宅投资、房屋销售更大幅度下跌，需要“续命”的大型建商也增多。万科集团是中国其中一间最大的国有房地产开发商，在今年8月首次录得半年亏损，这是它20多年来的头一次。
“国家队”救市
在习近平直接干预之后，国家金融机构组成的“国家队”于2月受到动员、买入股票，使得不断下跌的股市止跌，这看上去也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糟蹋了多少亿人民币，但中国整体股市市值已经回到了干预之前的水平。股市将出现自2020年以来的连续第4年下跌，总市值蒸发超过6万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反映民众对经济的更广泛悲观情绪。
中国经济情势逆转之突然令人震惊。用一名失业的金融业从业者的话讲，这就像一列高速列车突然急煞，所有人都摔倒在地。去年，建筑业裁员1000万，占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5。这些农民工大多没有劳动合同、养老金或失业保险金。但就业危机影响到各个行业，越来越普遍的“35岁魔咒”笼罩着IT行业及其他白领工作。工人越来越害怕老板会在员工达到这个年龄时解雇他们，并从大量失业人口中招聘工资更低的年轻人来取代他们。
“零工经济”是这一趋势当中的一个例外，目前有超过2亿人（中国23%的劳动力）正从事零工经济。这一部门犹如“海绵”一样，成为民众就业的最后选择，吸收了待业青年和其他行业的下岗工人，但他们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且高压，绝少或根本没有养老金和医保。
据《南华早报》报道，这一部门已成为中国的“新常态”。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迫从事临时且不稳定的“零工”岗位，工资及整体工作条件都面临巨大的恶化压力。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2018至2021年，中国拥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外卖员减半，比例从43.3%降至20.7%，而完全没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比例在2021年达到41.6%。在北京、成都等城市，只有大约1/5的零工经济从业者享有养老金。
根据官方数据，7月有1700万未满25岁年轻人失业，由于去年更改、推出了新的统计方法，这一数据严重低估了青年失业的实际情况。相较之下，欧盟25岁以下失业人口为280万，仅为中国的1/6。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个新词讲，这造就了一代“烂尾娃”，将待业青年与百万计未完工、遭废弃、没有窗户、没有水电、给城市带来了灾难的“烂尾楼”相提并论。
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23家龙头企业中有14家在过去一年中进行过裁员。该报调查了房地产、网络、汽车、金融及电动车这5个行业的企业，发现它们“几乎普遍裁员并削减工资”。阿里巴巴裁员12.8%，保利地产裁员16%。报导称，“今年早些时候，字节跳动、京东、快手、滴滴出行、哔哩哔哩和微博也都启动了裁员计划。”在价格战激烈的汽车行业，理想、小鹏、蔚来等中国最大的国产电动车制造商去年都进行了裁员。自5月以来，北京理想汽车已裁掉了18%的员工。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汽车在2023年裁掉了14.4%员工。
《南华早报》的报道也突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行为的差异，前者削减工资及其他与劳动力相关的成本，而后者则已经进行裁员。去年，中国1/3的白领工人遭减薪，有一份调查显示近半表示他们担心自己会失业。整个中国经济中，工资和奖金的削减规模前所未有，在此之际，部分工人在过去一年内经历了两次减薪。当然，官方数据很大程度掩盖了这一现实，并且压制对此类话题的讨论——这正是压制“负面新闻”的其中一个做法。
“砸锅卖铁”工作专班
经济危机深化的关键因素是地方政府的处境。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已经因债务负担及房地产崩盘而实质破产。地方政府被逼得更加狗急跳墙，以求筹得资金。其中一个面向是，倒查并要求当地企业补缴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未缴税务”，这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无论这些公司是否真的有逃税、还是只是被随机抓到，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显然只有一个原因：填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窟窿。但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负担最终将落在普通工人身上，因为企业将会要么裁更多员工、要么减薪，从而抵销这些额外开支。
服务业也遭遇裁减，政府资产的私有化正在加速。自2022年以来，已有20多个城市暂停了公交服务。去年4月，在40万人口的黑龙江省嫩江市，全市公交站都贴著“暂停运营嫩江市市内公交所有线路”的告示。在重庆市璧山区，当地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个以“砸锅卖铁”为使命的工作专班。这呼应了1950年代末“大跃进”的口号。这一政策意味着加快推动房屋、土地等国有资产清算。
在深圳，因为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失业保险，甚至失业者也被勒令退还失业金。今年6月，国务院审计发现，60多个地方政府挪用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营养餐的资金共20亿元。他们用这些钱来偿还债务。
在三中全会上，北京面临压力要救助地方政府。但就具体政策而言，结果大多很模糊。北京将考虑改革甚至扩大消费税，转移更多税金给地方政府。但即使这落实成为政策，也只是杯水车薪。彭博社7月23日报道，2023年消费税收入仅1.6万亿元人民币，“而去年中国各省市及城镇财政赤字累计15万亿元，这一数字创下纪录、远远超出消费税收入，预计2024年会有同样大的预算缺口”。如果中共提高消费税，在目前消费者支出已然低迷的情况下，这将等同又往自己身上捅一刀，加剧通货紧缩。
就在几年前，习近平政权还吹嘘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但自7月以来，该政权坚决取缔有关“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讨论。这个新短语表达网络上的不满情绪，将当今中国经济的倒退与苏联末年相提并论。审查机器之所以立即认定这个短语比“躺平”或“润”更加危险，是因为“垃圾时间”可被视作政权垮台的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