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LGBTQ+运动人士所撰写。在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在内，大企业多年来劫持骄傲季、同志游行等活动，在这些活动“漂粉”自身形象，包括在他们的商品上印上彩虹旗，并在骄傲运动中假装自己是LGBTQ+权利的捍卫者。这关乎经济层面——从中赚取利润，但也关乎政治：以此将同运收编、拉向亲建制的方向，使其脱离更激进、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赢得真正平等所必需的。“漂粉”面具背后的这些公司当中，有许多都极为反动、在经济层面对于基层工人群众残酷无情。例如，贝宜陆上武器和系统公司（BAE Systems）为以色列空军提供了武器系统以及各种武器零部件，然而却在去年赞助了七场骄傲游行活动，更讽刺的是，它今年甚至被英国LGBT奖评为12大最佳网络团体之一。
Sara Guardiola 社会主义替代（ISA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
今年，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将参加骄傲游行活动，清楚地知道漂粉的行为有多么的虚伪。这群从死亡和贫困中获利的公司应当被踢出我们的骄傲游行。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组织一个有别于过去的骄傲游行，它必须明确摆出反战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我们也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基层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来挑战那些通过压迫我们而从中获利的公司，夺回我们的骄傲游行。
以色列的粉红漂洗
这场运动的斗争核心需要挑战“粉红漂洗”。对于以色列利用“性少数友好”形象来掩盖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残暴政策，这一点尤为重要。
以色列政府一贯试图将自己描绘为“进步”和“中东地区唯一支持LGBTQ+的国家”。其试图采取这种宣传来正当化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并将在加沙地区的种族屠杀行为，自欺欺人地掩饰为对抗哈马斯反LGBTQ+的反动政策的战斗，仿佛自身有义务保护各种民主权利，尤其是LGBTQ+群体的权利。
我们不要忘记那张被以色列媒体广泛传播的恶心照片——在被炸弹摧毁的加沙房屋废墟上，一名士兵挥舞写上“以爱之名” 骄傲旗。这名士兵甚至表示，他在加沙升起了第一面呼吁“和平与自由”的骄傲旗。当然，这并不是属于3.6万多名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与自由，无论是男人、女人、孩子还是许多的巴勒斯坦性少数，他们已经被以色列所谋杀。这简直是对这面象征包容旗帜的嘲弄。
然而与以色列政权尝试装扮的LGBTQ+友好形象相反，LGBTQ+情侣的婚姻在以色列仍然不合法。其政府已将“LGBT居民促进部门”的预算砍掉40%，且自内塔尼亚胡政府和极右翼掌权以来，以色列社会针对LGBTQ+群体的暴力行为显著增加。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里兹（Betzalel Smotritz）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是臭名昭著的2006年耶路撒冷“牲畜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们将骄傲游行者比作牲畜。2005年耶路撒冷骄傲游行当中，有参与者被刺伤，在此后一年来，煽动、要求禁止耶路撒冷骄傲游行的呼声越来越多，然后更组织了这次反游行。
尽管该攻击者被捕并判处数年监禁，但他一经释放后就公开宣布会再次袭击耶路撒冷骄傲游行者，后来更真的杀害了一名十五岁的游行者希拉班基（Shira Banki）。这不仅激起了群众对极右翼，以及整个建制尤其是警察的愤怒。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最为残酷，但它同时也在压迫 LGBTQ+ 群体、妇女和其他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群体。
我们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姊妹组织“社会主义斗争”参加了最近在耶路撒冷举行的骄傲示威活动，口号包括“除非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人会获得自由——停止加沙大屠杀”和“结束战争，结束对LGBT的恐惧症、歧视和贫困，推翻血腥的反动政府”。
他们强调，结束对性少数系统性压迫的斗争，必须以反对种族灭绝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所滋生的一切压迫的斗争为基础。
团结一致行动
参与群众反战运动的许多人，包括在大学里扎营的学生，都是年轻的酷儿，他们将自己面对的压迫与世界各地其他人的压迫联系起来。
许多人在团结示威和集会上高举“酷儿支持巴勒斯坦”的旗帜游行。这指向了运动所需的那种全球声援和团结斗争的方向。这一理念需要通过联合组织和行动进一步推进。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及其整个制度——资本主义杀害巴勒斯坦人，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并推动着那些在近年来导致对 LGBTQ+ 群体进行更多攻击的观念。
事实上，边缘化群体的污名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关键支柱，这个制度依靠压迫、分化和剥削来生存并维持其权力。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处于极端危机的时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党和政治人物都转向反动和文化战争，试图巩固支持。
反越战抗议为石墙暴动铺平了道路
性少数群体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并非新鲜事。性少数解放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将其斗争与反战运动联系起来。
1969年引发石墙暴动的许多斗士，他们自身也活跃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规模反越战运动，这一运动的立场催生了如同性恋解放阵线等团体的形成。反对越南战争的大规模示威为性少数团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使其受到运动的激励，而这个运动逐渐不仅仅针对越南战争，还与其他斗争相联系，包括黑人自由和妇女解放运动。
当时不断壮大的性少数斗争著名地挑战了更广泛运动中的现有偏见，例如，1970年代初期，一些领导黑豹党的成员公开支持同性恋解放。越南战争时期向我们展示了大规模斗争的巨大力量。民众的抵抗结束了越南战争。尽管今天反对加沙袭击的运动相对较弱，但这正是我们需要建立的斗争——沿着阶级阵线团结一致。
战争对性少数群体的影响最大
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政府增加军事支出，他们为了花费数十亿购买军火，往往会通过紧缩措施来“找到”这笔钱。性少数群体因此在失业和无家可归方面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
这也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战时宣传强化了僵硬的性别规范。男人需要“强悍”，“准备参战”；女人需要成为照顾者。去年8月《电讯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非常好地总结了这种反动宣传：“年轻人太胖，太觉醒，无法参战”。
他们在推动军国主义的同时，我们看到右翼对女性主义和性少数运动的反击，煽动分化的思想和文化战争。我们的政府在国外推动战争和种族灭绝攻击的同时，也在国内侵蚀我们的权利。这两者密切相关，必须一起对抗，挑战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正将人类推向毁灭。
我们需要组织起来
我们需要建立民主组织的骄傲运动，让每个参与者都能讨论具体的策略和诉求。这应该包括要求将军事开支转而投向健康和社会服务上，例如为曾遭受虐待的幸存者提供避难所、优质的可负担住房，或大量的紧急资金来终止国民保健署（NHS）的私有化，容许全面的支援、资源和免费、广泛可及的性别认同医疗服务。想像一下，如果能利用英国在2023/24财年花费的542亿英镑的国防预算，能够得以实现什么！
这也可以成为讨论如何将骄傲运动的诉求与其他斗争（如反战运动、工人斗争和气候运动）联系起来的空间。
许多这些诉求提出了政治问题。工党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的权利在他们手中并不比保守党更安全。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替代呼吁建立有着地区和全国代表的民主抵抗会议，成为协调不同斗争的平台。
这些会议也可以成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斗争左翼政党的跳板；一个反战、明确反对一切形式压迫，并为全面资助的公共医疗、教育、住房和工作而奋斗的政党，并实现一个没有不平等和战争的社会。
我们把斗争与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能力，正是我们的力量来源。作为工人阶级，我们共同的日常剥削经历使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来反对超级富豪的统治，同时也有能力作为一个团结的、多性别、多种族的力量来反击，结束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如玛莎·P·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所说：“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解放，那么就没有骄傲。”
为了实现革命性的变革并赢得永久的解放，我们需要建立起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团结斗争，推翻其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