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必须反对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
Andy Moxley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国际政治委员会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5年3月13日）
国际上右翼势力的崛起，以及统治阶级推动我们时代转向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危险。虽然与1930年代导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期有些相似，但统治阶级并未像当时一样，对威胁到体制生存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做出反应。此外，即使一些个别资本家可能梦想彻底粉碎与分裂工人运动，他们也有心无力。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确实认为有必要消除（或至少摆平）阻碍他们实现新全球议程的潜在障碍。这反映在广泛的威权主义转向中。除其他外，这意味着以加强镇压为表现，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发起攻击。
然而，这一战略的另一个支柱，是尽力争取工人组织（或部分组织）的领导层加入其帝国主义的盘算当中。这可以用大棒——通过激进的民族主义压力来让他们就范，也可以用胡萝卜——通过向部分工人提供所谓的让步或好处来实现。这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完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它呢？
共同国家利益的神话
尽管工人运动从历史低点开始，但过去几年来，工运活动总的来讲处于上升期。其中包括美国与英国的罢工浪潮；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总体或重大群众性政治罢工；一些主要工人组织内部的重组；以及工人阶级方法在整个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回应，一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加强了对工会的镇压——利用国家权力强行结束罢工，对工会实施或威胁实施强制管理，增加加入工会的限制或进行彻底的物理意义上的镇压。
在印度，《劳动法》最初由右翼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于2020年通过，但很可能在今年实施，该法将与一系列影响工作条件的亲商改革一起，使加入工会变得更加困难，对罢工施加新的限制，并对不服从的工会成员和领导人实施惩罚。2024年底，澳大利亚工党领导的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以腐败指控为由，将激进的建筑、林业和海事雇员工会（CFMEU）建筑部门纳入国家行政机构，而没有进行任何实际的法律程序。同样，在名声扫地的前总统尹锡悦领导下，韩国政府在数年间多次攻击工会，包括使用武力，作为他试图独裁夺权的前兆。期间更有指控称，工会遭到北韩渗透，借此为镇压行动辩护。在阿根廷，工会一直该国总统米莱（Javier Milei）攻击的主要目标，米莱被视作特朗普翻版， 2024年的“综合法案”尤其能体现这一点。
然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我们2024年世界大会上通过的《世界展望》文件中指出，工人活动的增加也“因工会官僚机构（即工会运动的官方领导层）的作用而被削弱力量”。
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这种“弱点”正在直接损害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支持本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选择。例如，在持续发展的全球贸易战中，面对关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工会领导人对特朗普作出了回应，他们支持“本”国资本家，幻想这些资本家对他们所代表的工人有利。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3月4日发表声明称：“我们很高兴看到美国总统采取积极行动，结束这场像炸弹一样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自由贸易灾难。”UAW所谓的左翼领导人费恩（Sean Fain）现在多次承诺“与特朗普合作”。许多加拿大工会领导人也纷纷效仿。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布鲁斯克（Bea Bruske）在3月4日发表声明，呼吁加拿大政府“须通过报复和投资未来以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和产业”。（我们加粗部分文字，以作为强调）
不幸的是，美加边境两边的情况都不是那么简单。例如，尽管美国对过去念念不忘，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汽车制造业就一直是全美洲大陆的产业，并且该产业一直依赖于这种全洲合作的关系。当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确实让大量生产转移到美国境外，以追逐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但各种提高剥削率和在汽车行业引入更多自动化的举措，也摧毁了更多的工作岗位。
此外，尽管某些产业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流”或在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发展，但帝国主义依然如列宁一个多世纪前所概述的那样，即依靠新殖民主义超级剥削来获取“超额利润”。相比在本国，资本家在新殖民国家/地区能更大程度实施剥削。
但即使汽车业回流美国，也无法遏制其主要问题——与崛起的中国汽车生产的竞争。虽然美国肯定比德国等地拥有更大的潜在国内市场，但它在国内面临的中国汽车竞争已经非常少。核心问题是，它仍然无法在世界舞台上与更便宜的中国汽车竞争，其中也包括电动车在内。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等举措，反而可以促进中国的利益。正如我们所见，美国可能会受到对其自身汽车出口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打击。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引发了一场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的贸易战，这是美国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警示。
“国防”中的国民团结
但这不仅仅涉及经济政策。可耻的是，全球一些工会领导人也对军事化表示欢迎，只要军事化为工会工人创造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在英国，联合工会（Unite the Union）秘书长格雷厄姆（Sharon Graham）不仅欢迎政府承诺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5%，还进一步提倡政府投资生产新的先进战斗机项目、直升机和军用卫星，但前提是这些都必须在英国制造。此时，工党政府正宣布可能削减数十亿英镑的社会福利和其他政府部门及计划。
欧洲工业工会联合会“IndustriALL Europe”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他们口头上反对相关的紧缩政策，并提请人们注意欧洲资本主义衰落对工人阶级造成的经济后果，但他们仍然支持增加欧洲军事支出的呼吁。在3月4日对欧盟宣布的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作出回应的一份声明中，他们的批评仅仅在于希望“欧盟制定一项国防工业政策，投资于工人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产业工作，同时强调必须结束全球武装冲突”。
显然，增加武器制造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而在德国，将其衰落的汽车厂改造成战争相关产业的生产中心的想法显然已经引起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关注。然而，我们必须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IndustriALL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主张“结束武装冲突”，这颇为自相矛盾，因为其立场的重点是在争夺全球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中，支持欧洲帝国主义赶上其他“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它主张进一步发展军火工业，但又抽象地呼吁结束其主要产品——战争。这也凸显了上述所有工会领导人的错误政策中的根本矛盾——即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的国家利益（在欧盟的情况下是地区利益）的迷思。这种迷思是危险的，在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将为未能挑战这种迷思而付出血的代价。
来自过去的教训
屡见不鲜的是，打着“保护”本国工人的幌子，与资本家勾结的领导层一向毒害着工人运动。历史上最显著的事例是，在一战的残酷绞肉机大战中，“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和相关工会的大多数领导层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这其中包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当今主要工人组织高层甚至连这种人都没有），以及一些曾经参与过反对资本家的强大经济斗争的领导人。
正是这些代表在1912年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中宣称：“尽管如此，如果战争爆发，（我们）也必须进行介入，使战争迅速结束，并动用（我们的）一切力量，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加速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垮台。”
列宁在1915年发表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书中，在回答自己提出的“前工人领袖怎么会如此彻底地站在帝国主义者一边”的问题时指出，在不同的领袖内部，有两种“倾向”导致了这些结论。一种是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祸首”论。列宁说，这体现在“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一观点中，列宁将其称为不过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更为细微和阴险。考茨基写道：“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列宁理直气壮地嘲讽道：“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而且，“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80年以前就嘲笑过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
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趋势。前者明显体现在许多工会领导人和左翼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放弃了独立的工人阶级路线，支持并非“祸首”的帝国主义者。后者则体现在那些曾经的“左翼”领导人态度的转变上，他们现在开始适应经济和军事战争的“新形势”，不再挑战它，而是要求在大屠杀中为工人提供某种形式的“好处”。
在一战中，这并不是一个日后会得到纠正的“无心之过”，而是证明了尽管这些领导人说得好听，但在事态紧迫时，他们最终就是会放弃工人阶级的利益。几年后，同样是这些领导人反对俄国第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这场革命掀起的革命浪潮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对战争和革命的态度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
产业与政治独立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不能留到最后一刻，它需要对导致战争的每一环节进行积极的斗争。这包括反对各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经济“解决方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和所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必须从第一天起就明确反对这种做法，并要求工人阶级组织也这样做，因为战争只是这种政策以另外方式的延续。当战争被更果断地提上议事日程并掀起爱国主义宣传的热潮时，这一战线的失败就不可能逆转。
如今，在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甚至没有自己的政党。与过去相比，这使工人阶级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工会领导人要么与主要的资本主义政党保持一致，要么试图将政治斗争与产业斗争完全割裂开来，将阵地拱手让给资本家和正在崛起的右翼。这种失败的战略不仅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在生活成本危机面前受到侵蚀，而且意味着没有对军国主义、战争和备战提出真正的政治挑战。
工人运动的领导层拒绝提出独立的工人阶级立场，这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从未能动员群众反对加沙种族灭绝战争和领导工人阶级行动结束屠杀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工人运动的领导层未能挑战帝国主义者放弃“绿色承诺”的做法，未能通过大规模转型到生产清洁能源的计划来拯救地球。我们看到，它是如何接受资本主义以战争为名勒紧裤腰带的逻辑的。这样的领导层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斗争。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来自下层的能量和愤怒的推动下不断加强。正是工人阶级的自我动员阻止了韩国的未遂政变。正是工人阶级的自我动员阻止了2024年英国的种族主义骚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正是来自下层的压力迫使工会高层承诺在希腊和阿根廷举行总罢工。
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倡导包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内的社会主义战斗纲领，并以斗争为基础。我们还应努力用新的领导层取代那些经受不住时代考验的工会领导人，新的领导层应更贴近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和需要，包括反对军国主义。
但归根结底，只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仍然存在，战争和军国主义就不可能被完全消除。正如俄国革命和工人起义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阻止新一轮的全球帝国主义战火。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相互冲突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整个制度寄生于其中一个阶级来管理自身和发动战争，因此，大规模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问题不能与这一事实分开。然而，正是这些寄生虫统治着社会。为了建立一个没有战争、剥削和贫困的真正社会，必须颠覆这个世界。只有全球大多数人，即国际工人阶级，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并以自由和民主的方式管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