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府企图在堕胎权问题上大开倒车

苏学岭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

台湾从未将堕胎除罪化,远非所谓“进步”国家,甚至政府还要试图进一步令这一权利倒退。去年10月29日,法务部预告修改刑法,针对堕胎及提供堕胎服务的医护人员提高罚金。政府不但不推动女性堕胎权全面合法化,甚至要提高罚金上限从三千到八万元。这激起许多青年与女性广泛舆论反弹,于是法务部在11月5日撤回预告平息众怒,但这只是回到恶劣现状,刑法仍在控制子宫、堕胎仍可被处以有期徒刑和罚金。法务部扬言还要“衡平对胎儿的保护”(反堕胎权惯用语),可见政府仍可能再尝试出击。台湾对女性生育权的这一攻击,是全球趋势的其中一环——堕胎权正受到右翼机构与政府的猛烈攻击。

在现行法律下,女性必须在怀孕24周内提出堕胎意愿,即使在这期间,人工流产也只在特定情况合法:胚胎畸形、怀孕危害健康、因强暴怀孕,或影响心理与生活等。未成年人更需要父母同意,而最后一项理由甚至需要配偶同意。《优生保健法》的这些规定,显然剥夺女性身体自主权,使得因家暴受虐、遭受性暴力,或是出于个人意愿而堕胎的女性,仍然面临法律制裁的威胁。所有堕胎必须在缺乏完善匿名保护的医疗机构进行,过程中还常遭受父权体制的重重阻挠,导致许多女性被迫放弃堕胎。怀孕超过24周后,除非是为了模糊不清的“医疗行为”,否则无论女性意愿如何都不得堕胎;由于法律界定模糊,哪怕医生认为继续怀孕可能导致孕妇健康生命受到危害,但由于害怕触法,在很多时候医生也不敢执行人工流产。显然这些堕胎限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相反,这些限制是为了维护父权秩序(女性服从男性控制),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中一个支柱。

蓝绿白眼中的生育机器

尽管蓝绿白似乎都同调地谴责法务部来博取民意支持,但他们只是动动嘴皮子说废除堕胎罪,而完全没有下文。法务部维持堕胎罪的理由是“非法堕胎有害民族繁衍并影响国家竞争力”,这种“国家”提法与中共等专制政权所使用的话语惊人地相似。这暴露了台湾政府只是把女性当作生育机器、而非把她们视作有尊严和自主权的个体。而导致台湾在2024年的生育率降至全球最低的是恶化中的民生危机,根据统计,收入不足、房价高昂、过劳工时,是基层劳动者不想生小孩的前三大原因。蓝绿白依附于财团,无能也不愿挑战资产阶级利益、建设公共服务与就业保障,因此他们为了护航财团,为生育率低下寻找借口,将女性生育自主权当作代罪羔羊。

保守势力向来自称“尊重生命”,但不会管孩子出生后是否有安身立足的环境,最终只是让资本主义酿造更多家庭悲剧,逼迫更多女性踏入产后缺乏生活保证与心理支持的处境,根据一项美国加州大学研究,被拒绝人工流产的妇女,更容易遭受长期贫困、家暴、致死的产科并发症,甚至长期的身心创伤。保守团体还鼓吹以“国安”名义控制子宫,主张是堕胎造成少子化,呼应亲资媒体称少子化造成退休制度破产和经济衰退,一搭一唱为资产阶级的撙节政策护航。

由保守高层控制的辅大医院,在其医学伦理指引中公然写着协助性侵受害者的程序“不应该包括堕胎”,同样情况的协和妇女医院在脸书发文称“堕胎违法”因而不执行。在其它医疗院所,基层医护尽管同情寻求堕胎的女性,但在现行法律下也会受到资方高层压制。这意味着要建设捍卫堕胎权的群众抗争,也需要连结到建设医护产业工会斗争,才有足够力量挑战医院管理层和整个制度的压迫。

全球统治阶级攻击堕胎权愈加猖狂。亲资中共竭力想维持劳动力规模,从过去一胎政策时迫使很多女性多次堕胎,180度转向“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并减少避孕用具供应,以变相限制堕胎;美国一度保障全国堕胎权的罗诉韦德判例也在2022年被推翻,许多州沦为全面实施堕胎禁令。资本主义把照顾小孩的责任推卸给个别家庭,同时又要家庭产生新一代劳动力,因此在生育率持续下跌之际,统治阶级只会转向打压堕胎权,除非有足够强大的群众斗争,争取女性权利、推翻资本主义父权压迫。

我们主张:

  • 支持医护业和全体劳动者抗争,透过工人运动推动堕胎除罪化。
  • 公有化医疗产业,提供免费的匿名谘询、堕胎药物与医疗服务。
  • 要群众斗争,为优质且可负担的公共医疗、住宅、托育、长照、教育而奋斗。向富人征税,将大企业与银行收归民主公共控制。
  • 群众团结斗争,建设工人政党,反对父权资本主义,建设民主社会主义,从而真正消除性别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