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希望利用尖端AI推动的镇压手段，牢牢控制社会高压锅，但这终究会失败。
朱工和莫比 中国劳工论坛
2025年5月，北京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展会禁止公众入场，仅对获授权的警员和工作人员开放，任何试图拍照的行为都会遭制止与盘查——除非出示警官证。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出一款针对Telegram与VPN使用者的监控系统，声称已收集逾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及39万个公开频道和群组。展品宣传视频中还演示了如何入侵中国手机号注册的Telegram帐号，并实时监控涉香港政治内容。研究所称，此系统的开发动机源于2019年香港群众运动中Telegram的广泛使用。
高科技产品亮相警博会
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资本主义科技巨头企业也展示各自基于AI的监控产品。第三研究所还展示了“个体极端行为多维情报分析”技术，声称可以借助AI分析购物记录、社交媒体帖子等数据识别所谓“高风险人群”。自从去年11月珠海袭击案后，各地政府被要求加强对 “个人极端行为”的全面防控。这也再度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不仅无法撼动政权，反过来为统治者升级镇压提供借口。
其实对这些对海外平台的黑客工具，依旧幸存的中国政治异见者并不觉得新鲜——因为不了解这些技术的人，多半早已被“喝茶”了。2021年初，左翼组织“工号51”在Telegram上组织数千人声援被捕的外卖员领袖陈国江，随即数十名群员甚至管理员被警方抓捕。有人因使用中国实名手机号注册账户被精准锁定，有人因不安全的VPN暴露真实IP地址。在此事件中，中国的左翼活动明显遭受重创，许多团体被迫解散，或转入更隐秘、更小规模的地下活动。事实上，早在2019年，中共就有协助香港警方黑入Telegram、逮捕多名频道主并发布“此频道已被警方移除”消息恐吓群众。2024年，Discord上一名中国政治网红的粉丝群“键政大舞台”数百成员也在同一日被跨省抓捕。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届警博会的详细报道是阿里巴巴控制、面向海外的《南华早报》发布，不会使用VPN的中国民众根本无从知晓（就像被拒之警博会门外一样）。报道看似披露了技术细节，实则是向海内外异见群体释放威慑信号，营造“除非你闭嘴，否则你无处可逃”的恐怖气氛，以瓦解潜在反抗者的信心与斗志。
在中国，数字镇压早已被用于日常统治与打击群众抗争。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赴郑州抗议存款冻结，次日健康码集体变红，在当时防疫管控下被限制了出行权。2022年11月底“白纸运动”的街头抗议中，当局调用基站数据，追踪现场手机信号，对参与或仅仅途经集会地点的市民进行事后约谈与警告。当下，在微信群里谈及“罢工”便会触发关键词警报，当地警察极大可能请事主约谈甚至拘留。
这些高科技镇压手段固然造成了广泛恐惧与沉默，但终究无法遏制群众的不满与愤怒。2022年群众抗议前，中共审查机器竭尽全力删光乌鲁木齐致命大火的消息、但全国民众仍自发走上街抗议——因为那场火灾只是点燃全社会不满火药桶的火星。即便在极权机器的强力压迫下，一部分群众和抗议参与者也在积累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未来的反威权斗争将极为有价值。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鼓励为斗争指出前进方向的那些结论，特别是工人阶级需要自我组织起来并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警告道，不要得出任何削弱斗争的结论，例如拒绝组织、崇尚自发性、“如水”的松散作法，以及这些错误观念中最危险的“排除政治”。
技术无法扼杀群众愤怒
2022年的抗议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比习时代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要猛烈。迫使抗议从街头散去的并非仅仅是国家镇压；更大的因素是中共“清零”政策突然崩溃、陷入混乱后引发的那一波新冠感染。在接下来的6-8周，这波疫情估计造成150万人死亡。对中共来说，最大的震撼是这些抗议居然还是发生了，而且蔓延得如此之快。耗资上百亿元的数字监控和“维稳”机器（每年开支甚至超过军费）未能阻止抗议爆发，而阻止抗议正是其设计初衷，这暴露了这项极其昂贵投资的政治局限性。
在前东德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时期，1/8的总人口都是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的线人；这并未能在1989年群众起身反抗时挽救该政权。正如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谈到独裁者斯大林时所说：“历史的报复比有权力的总书记的报复更为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