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展望
我们现发表李甬于2月1日在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港台支部和chinaworker.info年度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民选领导层在大会上就「中国展望」讨论，进行的一部分开场发言（另一篇开场发言将在下一篇文章）。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预见了中共政权内部当前权力斗争的激烈阶段，解放军高层似乎正在反击习近平的一人独裁（正如文章所解释，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拥抱「民主」）。当时我们提出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或甚至类似「西安事变」的事态，即军方施加压力或威胁，迫使习近平接受他们的条件，从而限制他的权力。
6个月后的今天，对习近平支持者的进一步清洗、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突然「暂停」或终止，以及其他异常事态发展，看起来证实了我们的预测。政治局6月份会议宣布制定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表明一个新的超领导机构已经、或即将夺走习近平的部分控制权。这些事态发展出现在全球最神秘的「黑箱子」当中，如果现在就从这些事态发展中得出明确的结论，那还为时过早。但很明显，高层权斗已经加剧，并或许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当今激烈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展开，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进一步阐述。
现在中国不仅仅正在面对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同时面对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我们首先以人口问题为起点。2024年，中国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比2023年减少了近140万人。在总出生人口上，去年新生婴儿最多的国家是印度，约2300万，居于第二的中国只有不到890万，相比之下，排第三的尼日利亚都有着751万的新生婴儿。但中国的总人口基数却是尼日利亚的6倍以上。这使得中国人口结构急速老年化，预计到了203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老人照护和退休福利成本的上升，不仅给已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压力，也进一步的挤压了中国的家庭开支，减弱内需消费。
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妇女所遭受的压迫也是出生率低的原因之一。中共千方百计想要刺激生育，但其所推动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如设立所谓的「离婚冷静期」，不仅令遭受家暴的妇女得不到及时的保护，更令女性的结婚意愿进一步下降；提倡妇女回归家庭，同时却纵容雇主歧视怀孕或有生育打算的女性员工，令女性进一步打消生育的念头。户籍制度也在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中国劳动人口主力的农民工，却无法在工作的地方落户安居。根据2023年的数字，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而留守儿童则达6700多万人，占总体儿童人口超过1/5，由于户籍与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紧密相关，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难以获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令农民工这一广大适婚适育年龄的人口生育意愿低落。
也因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在日益高涨，民众抗争事件也日益频繁。去年7月至9月，抗议事件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7%。而且民众抗争也愈来愈多地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像过去单纯要求政府当局解决自己的个案。比如在去年5月，常德一个小区的业主在抗议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不当时，就挂出「要民主」的横幅，并自行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当然，这样的诉求对于中共而言无异于直接挑战其统治权威，所以往往很快就会遭到镇压，但我们可以在诉求和形式的变化上，看到抗争发展趋势的变化。
因此，中共也心知目前群众的不满情绪，他们着力于推动更进一步的极右民族主义宣传，试图以此维持自身的统治。所谓「统一」台湾、维护南海领土、反美和反日的宣传大行其道。近日上线的中国AI模型DeepSeek就是另一个例子，尽管在数学和逻辑问题回答应对上表现不俗，但这个AI却拒绝回答像六四、文革之类的所谓「敏感问题」，在回答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它更表现得像一个疯狂的小粉红。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开发团队只提供官方认可的素材作为AI学习材料的结果。
此外，中共的反日宣传更是近乎歇斯底里。每年超过3000部抗日电视剧得以拍摄。疯狂的反日宣传甚至导致部分民众变得癫狂，在去年3月，瓶装水公司农夫山泉红色的水瓶盖也被解读是为「亲日」的「日本元素」。对日本的仇恨教育和宣传甚至引致了至少两宗针对日本人的持刀袭击。
然而，虽然中共不断增强极右民族主义宣传的力度，但实际效果却正在变弱。处于实实在在的生活和经济困境中，愈来越多的民众对于这类的宣传感到厌倦、不屑、甚至反感。特别是在今年年初，中国演员王星在泰国被绑架往缅泰边境的电话诈骗园区一事上，彻底将中共政权的无能、执法部门间推诿责任、对境外中国人的安全漠不关心等等的丑态曝露于人前。据估计，目前至少有5万中国人被绑架到泰缅与柬埔寨一带，被迫从事电讯诈骗，而中共对此无能为力也并不在乎。因此，曾经拍摄电影「战狼」，吹嘘「手持中国护照在境外就非常安全」的演员吴京，也从过去「铁血爱国者」的代表形象，变成了现在被讥为「护照哥」的嘲讽目标。
「献忠」
同时，由于社会崩溃与危机，袭击大众的案件在中国于2024年也呈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从2019年到2023年，警方每年记录三至五宗致命攻击行人或陌生人的案件。但到了2024年，则有至少二十宗，假如统计地方公安局故意忽略犯罪动机，可能属于报复社会性质的案情公告的话，甚至可达上百宗。
除了去年珠海体育馆驾车撞人案，和无锡学校持刀伤人案等等备受关注的案件外。在上星期天26号，沈阳东大副食品市场门口发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至少3死30伤，但中国国内对此却完全只字不提，连最基本的案情通报都没有，唯一报导此案的国内媒体《红星新闻》相关报导也很快被删除。如此不寻常的审查，原因是由于在爆炸发生前3天，即23号，习近平曾到同一地点巡视，因此该案件变得极为敏感。从目前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不排除可能有人故意选择一个习近平刚到过的地点策划爆炸案，以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
马克思主义者和ISA当然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只会予统治阶级口实，让国家机器有借口加强反革命镇压。但在这此次事件上，中共甚至不敢提及半句，更不敢以此为借口加强监控或镇压。遗憾的是，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无差别袭击以及针对政权的暴力行动将会上升。
社会上乃至在中共内部，都弥漫着对习近平的不满。习近平似乎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反问「通缩有什么不好？」，可见，是中共内部的压力迫使习近平在九月不得不推出刺激方案，而相应地，习近平也不过是推出了一个装模作样的、或者有限的刺激方案。对于中共内部而言，习近平也陷入了无人可依靠的困境。从他不得不起任本已达退休年龄的王毅回任外交部长，接替被失踪的秦刚可见一斑。
同时，解放军内高层将领也被他反复清洗。但这已经引起了军队的不满。军队方面认为，习近平已经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而他很可能也会搞砸军队，他们担心习近平只会将他们引向灾难，认为他集中了太多的权力，因此解放军的媒体现在旁敲则击重提所谓的「集体领导」。当然，这些将领们并不是想要民主或者集体领导，而是想要保住权势和利益。将来，不排除军队中一部分发动政变来反对习近平，以将他从其权位移走，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未来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类似于1936年西安事变*，解放军施加压力或威胁，迫使习近平同意他们的条件。
解放军一直是中共最为强调要求「绝对控制和服从」的部分，假如连这部分都出现了对习近平的抵制，不能排除这种情绪有机会蔓延到统治精英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而造成政权开始失能。
「西安事变」的可能性
这可以为工人阶级创造机会。旧政权或将开始崩溃，失去在群众斗争发展之前将它们全面粉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是鼓动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大众组织，例如独立工会。我们强调，尽管自发地爆发斗争是无可避免的，并且扮演着一个进步的角色；但我们不会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崇拜自发性。我们强调需要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政策的大众工人政党，作为领导和组织大众斗争取得成功的必要力量。
*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其手下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这位国民党独裁者结束与中共的内战，并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派周恩来与挟持者谈判。斯大林认为国民党而非中共才是中国主要的「反帝」力量，他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蒋介石被放走。如果中共采取正确的政策，向远离其在陕北的农民据点的城市工人发出号召，蒋介石或许会被推翻，西安或许会成为革命的火花。但中共斯大林化的领导层对这样的结果既没有信心，也没有意愿。反而，毛泽东和中共为了一项软弱的协议作出了结：一项蒋介石军队与中共之间、不稳固的停火协议，但蒋介石后来又反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