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斗争的案例刺激并影响了他国运动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国际政治委员会声明，本文基于10月1日ISA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世界展望的讨论。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10月1日发布的文章，将我们所处的环境描述为“两个掠夺性超级大国并存的世界”。如此境况之下，自从我们上次在5月更新《世界展望》以来，今年各主要趋势一直在延续。特朗普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巩固，加沙种族灭绝成为全球意识中一个主导因素，军事化和右翼民族主义正在加速发展。同时，随着矛盾的累积和新一波危机的出现，工人与青年的新一波斗争和反抗也随之涌现，左翼政治也出现了重要的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各代表正走向反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在国内外都加大了镇压与威胁。在美国国内，他动用国家武装力量追捕并恐吓移民，并扩充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人员，新增了1万名探员。国民警卫队进驻到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多个城市，动用军队对付“内部敌人”的威胁日益增长。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一事被用来加强打击左翼以及所有反对特朗普的人士。
同时，特朗普的支持率正在下降，民众也开始反对他。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抗议于6月14日爆发，数百万人参与其中。10月18日也再次爆发了一波群众抗议。然而，由于极度缺乏领导，抵抗力量参差不齐，这些抗议迄今未能在任何议题上决定性地影响特朗普政权。
在全球范围内，特朗普的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其盟友屈服，并且进一步地重大打击了早已陷入危机的中国帝国主义。特朗普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令欧洲统治阶级蒙羞，后者接受了美方对其出口征收15%的关税，而作为交换，欧盟要对美国出口商品实施零关税措施。特朗普的行径正鼓动其他各国政府及政党以同样的方式，变得更为专制与右翼民粹。全球右翼的国际“团结”体现在特朗普对巴西征收50%的关税、以回应博索纳罗入狱，以及承诺向面临新一轮经济危机的阿根廷米莱政府提供经济支持。
与特朗普的行径并存且息息相关的，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加沙种族灭绝。这场灭绝战争爆发两年后，加沙被彻底摧毁，居民被迫迁入狭小、无法居住的难民营，并陷入大规模饥荒。这场野蛮行径将国际团结运动推向了迄今为止的最高阶段。意大利工人的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为这场运动增添了新的特征——工人阶级的必要行动。团结运动遭到了国家镇压与诽谤。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正成为一个核心议题。
中东地区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目前有利于以色列政权。停火受到欢迎，并且自始至终都是团结声援加沙运动的主要诉求，但特朗普等人的和平计划并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更遑论结束占领或实现巴勒斯坦群众的自决。所有导致战争和危机的因素仍存，矛盾不断加剧，而该地区的劳动群众是结束战争与苦难的关键力量。在埃及，声援加沙的示威活动被彻底制止，海湾国家的政权与以色列的同流合污，现在他们担心群众会对此出现反弹。
乌克兰战争已持续超过三年半，这也凸显了我们身处一个新阶段──更多、更持久的战争与军事化。这样战争到现在还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相反，随着无人机袭击和平民伤亡的增加，战争愈演愈烈。欧洲各国政府对此感到震惊，并散播恐慌，试图进一步升级本国内的军事化进程。
尽管特朗普与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以失败告终，但这位美国总统仍然被视为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这个奖项本将颁给这个入主白宫的国家领导人，而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轰炸了伊朗和也门、在加勒比地区袭击委内瑞拉船只（作为其军备建设的一步），并持续威胁格陵兰和巴拿马。最重要的是，这位总统全力支持针对加沙的种族灭绝。
特朗普声称促成的那些“和平协议”都极其笼统、模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战火依然纷飞。这些协议也都关系到华盛顿攫取自然资源、达成总体上的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诺贝尔委员会担心将诺贝尔奖颁给特朗普会招致批评，但又想取悦他，于是将诺贝尔奖颁给了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极右翼盟友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而她与和平没有半点关系。
显而易见，当今资产阶级几乎找不到来自传统“中间地带”的、可靠的政治代表。大部分自由派、社民派以及其他类似人士都在采取类似右翼党派的各种政策。资本主义制度缺乏能够解决其重重危机的连贯计划，因此带来了前述发展趋势。
在中国，危机正在加深，而占主导地位的中美帝国主义全球冲突更恶化了这一危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正在萎缩，而其近期重回高度依赖出口的策略正受到贸易战和关税的威胁。占主导地位的房地产行业崩溃，以及长期的生产过剩导致失业率上升，也对中国资本家造成了冲击。官方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为18.9%（以2023年以前的方法计算，这一数字则将达到25%）。在日本“失去的数十年”中最糟糕的2001年，青年失业率也“不过”是10.1%。执政的“中共”高层权斗仍在持续，哪怕中共独裁政权的“黑箱子”本质掩盖了权斗的规模。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在这场权斗中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而这场权斗是中美贸易冲突再次升级的导火线。
世界经济尚未从2008-2009年的濒死状态中恢复。当时实施的“解决方案”导致债务、赤字和不平等现象达到新高。如今，民族主义转向与贸易战正进一步损害经济，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与失业。此外，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也加剧了这个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其他机构担心新一轮金融危机即将来临。股市上充斥着疯狂的寄生性投机行为——10家科技/人工智能（AI）公司就占据了纽约股市总估值的40%——加密货币和黄金也陷入了同样的疯狂投机境地。
统治阶级的急剧右倾也推动了国际气候问题上的反革命，而这一进程也是由特朗普所带头，甚至连先前针对气候和环境问题的口头承诺也被丢弃。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行星边界科学实验室9月份报告称 “地球系统9个关键临界点当中，有7个已被突破”，并补充说，这“增加了地球不稳定的风险”。
同时，许多事件凸显了当今阶级力量对比并非仅仅是反革命的。光是在欧洲，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和法国就在9-10月爆发了大规模总罢工，许多国家也爆发了反对种族灭绝的群众动员。
在政治上，崛起的右翼政党遇上了强大的逆流。英国“你的党”（Your Party）尽管危机重重，却依然诞生；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体现在其号召的加沙团结动员行动中，动员了10万人走上街头）；法国深陷政治危机的同时，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也崭露头角。尽管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以民主党人身份参选纽约市长，但他却获得了大批群众支持，这再次表明了建立工人阶级政治替代方案的潜力。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到这些发展，在支持新左翼阵营建设的同时，也倡导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并警告改良主义的局限性，因为改良主义终将走入投降。
此外，还有一股由青年领导的新一波抗争浪潮，旨在对抗经济困境、不平等、民主权利缺失以及失业。尼泊尔和印尼的起义撼动了腐败政权，随后马达加斯加、秘鲁和摩洛哥等国也爆发了青年大规模抗议。正如2019年的起义浪潮一样，单独一个议题就能引发针对当权者、涉及广泛议题的抗议运动，最终推翻政府并蔓延至国际。与2019年以及去年孟加拉国的情况类似，统治阶级会利用运动政治纲领和组织中的弱点来攻击、破坏它们。
战争与贸易战
世界各地迫切需要进行群众性反战反军国主义运动，团结工会、左翼与工人政党，以及广大工人与青年。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指出，除了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外，若要阻止战争，至关重要的还有工人行动——通过罢工和封锁，最终发展为总罢工。
加沙与中东
战斗性的直接行动令反对加沙灭绝战争的运动实现了新一轮质的升级，当中以萨穆德船队（Sumud flotilla）以及意大利的总罢工为典型案例。它们之间也相互关联：数万人从巴塞罗那发起了船队行动，意大利码头工人威胁称，如果船队遭到袭击，他们将“封锁一切”。袭击发生后，10月3日爆发了第二次总罢工，百万人在罗马游行。两周前，10万人在西班牙采取直接行动，阻止了环西自行车赛（Vuelta de España）这项经典的自行车赛事，并挫败了马德里大规模部署的警察队伍。反对种族灭绝的政治罢工和国际总罢工的理念已变得具体。
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处于欧洲运动中心地带的两个国家，而运动迫使这两国政府派遣海军舰艇“护送”这支船队，并敦促土耳其也这么做，这并非是偶然。甚至埃及也含糊地威胁要采取行动护送船队。当然，这些政府并非真心支持这支船队，事实上，海军舰艇在以色列军队介入之前就撤离了现场。如此群众压力也体现在西方列强全力支持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战争长达两年之后，终于象征性地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对以色列的批判言论也变得更加强硬。但向以色列输送武器的势头从未停止，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纷纷支持特朗普提出的协议。
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厅发表讲话，这反映出他的孤立处境——但最重要的特朗普却并没有孤立他。然而，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支持特朗普的和平计划。从纸面上看，该计划并未实现“全面胜利”，而内塔尼亚胡声称正接近实现这一结果。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荒诞设想中，这“全面胜利”包括驱逐所有巴勒斯坦人，以及建立新的定居点。哈马斯被命令释放所有人质并解除武装，以换取某种形式的赦免，以及被关在以色列监狱的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也将获释。特朗普放弃将所有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的想法，对以色列极右翼来说是一个挫折，但却是让阿拉伯独裁政权加入他的“和平计划”的条件。
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包括对伊朗的轰炸，始终伴随着一种希望，即以色列与阿拉伯政权之间《亚伯拉罕协议》的“（外交和经济联系）正常化”进程能够继续下去。这场种族灭绝战争阻碍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最令人垂涎的协议。这项“和平计划”旨在推动这项“正常化”进程，希望实现稳定、增加商业交易并提升特朗普的地位。加沙的恐怖事件引发了一场不断升级的团结声援运动，以色列对美国重要盟友卡塔尔的攻击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阿拉伯和穆斯林政权担心日益高涨的抗议以及特朗普的压力，因而接受了这项“计划”。卡塔尔和土耳其向哈马斯施压，要求接受该计计划。就连伊朗政权也表达了支持。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重申其立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应发挥作用，巴勒斯坦国也将不会建立。以色列军队将继续控制至少50%的加沙地区。以色列右翼政府意识到其目前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希望能够随时随地对任何目标发动攻击。尽管达成了“停火”协议，黎巴嫩几乎每天都遭受袭击。近几个月来，叙利亚、也门甚至卡塔尔也成为攻击目标。
和平计划于10月10-13日启动第一阶段。该计划很可能将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正式维持。对加沙民众来说，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停火是一种解脱。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诉求结束战争、争取人质释放的以色列抗议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鉴于特朗普将其所有声望都倾注于这项“协议”，而以色列及该地区民众渴望和平，以色列政府将需要为对加沙发动新的大规模袭击编造合理的借口，而以色列一旦如此，将获得美国的支持。即使不会正式并吞该地区，以色列仍将继续在该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侵略，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以色列，和平伴随希望及压力，但主要存在的仍是该地区的持续动荡及针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烈批评——即便特朗普早已为内塔尼亚胡争取短暂的喘息空间。以色列在野党未能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以色列的变革必须源自工人阶级与青年群体，奠基于建立替代方案以对抗巴勒斯坦的压迫、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煽动。
任何帝国主义的和平方案皆不能为巴勒斯坦人民族解放斗争提供解方。在“和平计划”的早期阶段，据称将由加沙地区军事力量共同统治的“非政治”行政机构仍遥不可及——《金融时报》于10月13日针对后者写道：“其规模、任务授权，甚至将派遣军队的国家有哪些，均属未知。”显而易见，对那些失去亲友、未来，正饱受饥饿与疾病折磨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份“经济发展计划”毫无益处。反对持续占领与围困的抗争（包括来自哈马斯的抵抗）不会消失。
巴勒斯坦人民的群众斗争一再证明，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框架内不存在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该地区将爆发新一轮抗争浪潮，且由劳动群众组织及发展出的一个革命性社会主义纲领。最关键的发展将是该地区爆发的起义，尤其是在埃及和约旦将发生的起义。摩洛哥近期的群众运动亦显示出其爆发的潜能。
乌克兰
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起，这场漫长战争持续对全球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最初，它巩固并强化了围绕中、美两大帝国主义的集团。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强化对西方集团的领导地位，而中国集团则包含俄罗斯，并日益将伊朗与朝鲜吸纳进来。
虽然特朗普震撼、重塑了帝国主义形成集团动态，但这样的集团并未消失：这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我们曾在西方阵营危机最严峻之际（即泽连斯基3月首度访美后）指出：“所谓西方联盟从来就不是各方平等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西方联盟中无可争议的霸主⋯⋯对帝国主义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敌对势力和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外，其动态也体现为帝国主义集团和“联盟”内部的统治与服从关系。”
欧洲列强们被迫接受特朗普强加的处方。这个“集团”性质已然改变，正如《金融时报》的沃尔夫所描述的“将盟友转变为附庸”。欧洲各国政府正在被要求须在乌克兰战争中扮演更主导的角色，不仅要为美国武器买单，还必须大幅增加自身军事预算。
特朗普试图与普京达成协议，但提出取消制裁并签署经济协议均以失败告终。近几个月以来，战争性质也部分转变，除了持续进行的“绞肉机式”战斗外，战局正逐渐演变成导弹及无人机的战斗，甚至针对城市发动攻击。今年俄罗斯以乌克兰作为目标发动的无人机攻击次数已较去年高出9倍。主要目的在于打击乌克兰士气，并加剧乌方战争疲劳，但成效尚难评估。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主义持续以缓慢且代价高昂的方式进行新的领土扩张。
特朗普最近的立场转变意味着他打算对普京施加军事压力，包括计划增加对乌军售。有迹象显示，他可能授权乌克兰动用战斧导弹向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这将是迄今最严重的战争升级之一。特朗普还下令让美国舰艇和飞机更靠近俄罗斯，甚至表示他将支持在北约领空击落俄罗斯战斗机。但即使特朗普路线出现大幅的转变，也只可能延长乌克兰阻滞俄军推进的时间，而非扭转战局。
各方如今都预期战争将持续更久。战事的任何延续都充满危险。俄罗斯与欧洲国家间的言辞交锋与冲突事件正急遽升级。瑞典首相及其德国同好、总理梅尔茨（Friedrich Merz）均表示，两国处于“既非战争亦非和平”的状态。波兰击落俄罗斯无人机，丹麦也多次发布无人机警报——哪怕部分警报源头不明，且部分警报经证实属虚假。欧洲领导人峰会的主题多围绕军事与安全议题，其中俄罗斯构成的威胁尤为突出。若欧洲北约国家将如特朗普所要求将5%的GDP投入军事开支，其总军事预算将超过美国。梅尔茨曾表示，这波军备扩充将意味着德国已无力承担其社会福利支出。
对于乌克兰战争，北京近期发表的声明同样意义重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向欧盟领导人表示，中国绝不允许俄罗斯在战争中败北。另有新报道指出，中国正以零件供应乃至在俄境内设立军工厂的形式，提供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王毅的表态精准概括了中国帝国主义的态度，这场战争对全球权力角逐来说是一场重大赌注。随着伊朗及其他中国盟友在中东遭遇挫折，此事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拉丁美洲与非洲
所有大陆都被卷入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中。特朗普抨击委内瑞拉为毒品交易中心，将委内瑞拉人视为应被美国驱逐出境的主要犯罪集团并随之增强军备建设。在情报单位支援下，多艘海军舰艇于加勒比海集结，这些舰艇都具备发动导弹攻击的能力。截至10月9日已有多艘委内瑞拉船只遭受袭击，造成逾20人死亡及数十人受伤。华府指控委内瑞拉威权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是毒枭头子，而越来越多人猜测，美国将对委内瑞拉本土发动攻击，借此推动政权更迭。鉴于美国历来干涉拉丁美洲、涉并支持当地军事政变的历史，针对委内瑞拉此举倘若成真，那将对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在非洲及国际舞台上，萨赫勒地区建立的各军事政权因其反帝国主义言论、与针对法国帝国主义的对策，及对部分矿场与产业的国有化举措而备受瞩目，当中一个突出案例便是布基纳法索临时国家领导人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é）。这些军事政权的出现不仅源于对剥削的抵抗，更基于希望能终结右翼伊斯兰武装团体引发的战争及恐惧这一点。尽管国有化与反帝国主义行动值得欢迎，但这些措施仍显有限，且这些军事政权并未提供出路。它们反倒与中俄帝国主义结盟，并镇压来自基层的抗议及组织行动。这些方法并不能将工人阶级从后殖民帝国主义中获得解放。
刚果与苏丹均因涉及其他区域势力的长期战争而饱受摧残。苏丹被列为最严重的人道灾难，当地因为战争，逾15万人丧生，1200万人被迫成为难民，另有25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与刚果情况相似，特朗普政府尝试针对苏丹达成某些暂定协议，旨在为“和平”争取功绩并掌控自然资源。刚果协议尚未实现和平，刚果军队与卢旺达支持的M23运动之间仍持续交战。在苏丹，沙特阿拉伯与埃及支持政府军，阿联酋则支持反政府“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RSF），迄今谈判均未达成任何协议。
总体而言，非洲已遭受贸易战冲击，而贸易战已经导致南非等地掀起新一波工厂关闭潮。在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政府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紧缩政策时遭遇强烈抵抗及抗议，而这些抗争迄今仍缺乏必要的领导与纲领。
贸易战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评论道，由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毫无道理”。但这场战争并非首要关乎经济。诸如“重振美国工业”等公开宣示的目标，除了极小规模、并且主要聚焦在军火工业的措施外，根本无法实现。
关税具有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双重性质。其政治性体现于特朗普为其基本盘“兑现”经济民族主义承诺，同时为其资产阶级中的关键盟友谋取利益。此举与英国脱欧存在相似之处，英国脱欧虽在经济层面失败，但在政治上却是巨大的成功，它使英国官方政治进一步向右转，并强化了右翼民族主义。
在地缘政治层面，如我们在4月14日发表于ISA网站的文章所述：“这场冲突首要并非处理贸易问题，而是确立谁掌握霸权地位——美帝特别针对中国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剑指欧盟与其他经济体。”在这方面，事态发展大体上如特朗普所愿。欧盟、日本、英国这些美国盟友为换取协议作出了显著让步。欧盟领袖们称仓促达成的欧盟协议（以美对欧盟进口产品征收15%，换取欧盟对美工业品零关税）是一项胜利，只因特朗普最初提出的美对欧盟进口产品关税率高达30%！与其他政府及政权无异，欧盟同样向特朗普承诺投资——具体而言，欧盟将采购价值数千亿欧元的美国石油与天然气。若以GDP计算的话，墨西哥是受贸易战冲击最深的国家，但该国也不得不乖乖取悦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美国的盟友与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服从。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变得不可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终将要寻求其他选择，包含其他合作与开拓新市场。但当前局势并非如此，不确定性与观望心态仍占主导地位。
与特朗普相同的是，中共政权的行动并非基于纯粹（或哪怕主要）基于经济考量。我们应考虑中国经济停滞与中国政治危机的背景，从而审视中共政权的动向——包括高层权斗。尽管西方媒体与美国政客不断强调其主要对手的力量与威胁，事实是在4月特朗普的“解放日”后，中共政权接受了“贸易战停火协议”，这意味着关税率维持在50%对10%的水平，同时双方持续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北京未能在特朗普的侵略性与傲慢中取得优势或把握机会。
中国商务部在10月9日宣布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似乎令中共前述立场因而有所转变。当时距离中共四中全会仅剩10天，该会议预计将针对经济政策及领导职务作出决策。此项公告很可能是习近平尝试展现强势的举措，在国内权斗持续的情况下更具深意。而在中国国内，这场新阶段的冲突被描绘成由华盛顿挑起的升级行动。
感到震惊的特朗普当即威胁将实施新的100%关税，但同时仍表示愿意在本月底于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上与习近平会晤。贸易战升温导致股市急遽下跌。尽管收回宣战言论实属不易，但当前双方均有必要缓和局势。双方在4月极端的加征关税时期都遭受重创，且至今仍无法对对方造成致命打击。
脆弱的协议与短暂的冲突缓和仍有可能达成，但无法解决主要冲突与对抗。脱钩趋势将持续发展。在本国内，美国仍需要把中国塑造成与日俱增的威胁，合理化其强调军事开支与国家安全的论调。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多重紧张局势中，军事事件或将爆发。然而，双方目前均无意寻求重大冲突。
世界经济濒临严重危机
全球经济前景整体黯淡，当前增长率（除新冠疫情衰退期外）已降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世界银行数月前指出，这归因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和全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即特朗普的贸易战），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对今后两年的预测成为现实，那么2020年代前七年的全球平均增速将成为196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的最慢增速。”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现已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略微上调至3.2%，但这并未改变整体黯淡的前景。OECD亦指出关税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并警告“经济前景面临重大风险”。关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之所以未更加恶化，很大程度上在于多数国家未采取报复行动，避免了冲突升级。在现已脆弱的局势下，若最新的中美摩擦未能化解，这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害。
美国经济表现低迷。美联储预测本年度的总体增长率为1.6%，虽然明显高于许多经济学家在“解放日”后的预期，但与2024年2.8%的增长相比，依然是实质上的放缓。然而，这仅是表面的数字。事实上，美国经济在多个层面上皆出现放缓迹象，一连串问题正在累积，极有可能在未来数月内引发一场重大危机。
最明显的信号来自就业市场——新增工作岗位数量急剧下降，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声称美国已经进入了“就业衰退”。制造业产出已连续6个月萎缩。尽管利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仍未消失。8月份的消费者通货膨胀率为2.9%。关税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企业将进口成本上升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据耶鲁大学预算研究室估计，今年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将因关税多支出2300美元。
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正稳步陷入滞胀状态——即低增长与通膨并存，而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首次。当然，与中国经济当前的通货紧缩螺旋与几乎为零的增长相比，美国的困境仍算温和。但美国面临的情况已带来大幅工资削减与青年大规模失业。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目前达10.5%。
然而，美国如今确实有着爆发金融危机的清晰前景。一个以AI为核心的庞大泡沫正在形成。仅今年，美国科技巨头在该领域的投资就已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未能带来实际的盈利回报。这一情况直接源自于过去历史时期资本的巨大过度积累，又被2010年代的“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恶化。
据估计，今年美国40%的经济增长与80%的股市涨幅都与AI有关。这种现象与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相似，但规模可能更为庞大。正如《金融时报》的一个标题所言：“美国如今成了一场押注AI的巨大赌局。”这股热潮也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涌入美国市场，进一步推高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科技股价，并确保泡沫一旦破裂，其影响将波及全球。英格兰银行近日警告，出现“剧烈市场回调”的风险正在上升。
而若重大金融崩溃真的发生，一如我们在以往文章中所言，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将发生在一个与2008-2009年截然不同的全球格局中。当时，主要强权之间尚能合作，以避免世界经济的全面崩溃。而如今，这样的合作远比当初难以实现，因而出现类似1930年代大萧条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将高得多。
特朗普在美国巩固其地位
在美国，我们看到一个显著的矛盾：一方面，特朗普近月支持率下滑；另一方面，他又正迅速推进建立一个威权政权。在各项关键议题上，特朗普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低于50%，特别是在经济与通货膨胀问题上——这些正是促成他当选的核心议题。持续发酵的爱泼斯坦丑闻也削弱了特朗普的支持度。即便在移民议题上，尽管整体上仍有相当比例支持“加强边境安全”，公众对其遣返行动的残酷手段愈发不满。事实上，正是这种总体支持下滑，促使特朗普及极右翼势力加紧推动其既定目标。
极右翼意见领袖查理·柯克遇刺事件，成为特朗普动员其基本盘的黄金契机。他借此推出一系列早已拟定的镇压措施。官方宣称是“激进左翼”煽动了导致此事件的仇恨，然而美国境内个人恐怖行为绝大部分其实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极右份子所为。
在柯克被暗杀后的几日内，一些在社交媒体帖子上未对柯克表现出足够支持的人遭解雇。跨性别群体成为攻击目标。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将反法西斯运动（Antifa）作为国内恐怖组织追查，并要求对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展开刑事调查。锁定与民主党相关的自由派组织，显然是明年中期选举前的优先任务之一，而社会主义左翼尽管暂非首要打击对象，也无疑在潜在名单之上。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50年代的红色恐慌时如出一辙，特朗普颁布了《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七号》（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7），其中明确写道：“驱动这些暴力行为的共同线索包括反美主义、反资本主义与反基督教思想；支持推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有关移民、种族与性别议题的极端主义；以及对持有传统美国家庭、宗教与道德观念者的敌意。”
这段文字相当准确地概括了特朗普政权的整体盘算——是资产阶级反动转向的浓缩。其打击范围之广，足以涵盖几乎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对派。唯一未明说的，是对劳工运动及工人组织权的打压，而这显然才是其终极目标。然而，特朗普政权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它关闭了历来用以“调节”工会活动的劳资关系机构——那些机构虽旨在限制工人行动，但有时工人仍能借此取得些许胜利。如今资产阶级已不再觉得需要这层遮羞布。同时，一场反革命攻势正在推进，试图撤销或削弱自1960年代以来妇女、黑人与LGBTQ群体所争取的成果。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内部警察力量，它几乎成了特朗普的私人军队，而该机关正持续升级其恐怖行动，联邦部队进入一座又一座由民主党主导的城市。在匡提科（Quantico，该城镇坐拥美国海军陆战队重要的训练基地，也布署了其他美军及联邦执法机构），特朗普向集结的将领表示，应将美国各大城市用作练兵场。在最近一次据称针对委内瑞拉毒品帮派的行动中，数百名ICE及其他机构特工突袭芝加哥一栋住宅大楼，甚至从直升机上垂降入内，半夜拖走数十名拉丁裔与黑人居民，其中包括儿童——绝大多数皆为合法居民或美国公民。
这场恐怖统治导致近年高企的移民人数出现逆转。然而对特朗普而言，虽然他向基本盘宣称这是“信守承诺”，但其真正目的在于制造恐惧本身——以恐惧作为讯息，并将ICE与镇压力量转而用于打击其他任何敢于认真反抗他的人。
目前政府的关门危机已迈入第三周，起因在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拒绝通过一项将削减数百万人医疗保险的拨款法案。这次，民主党领导层终于在某个议题上表现出抵抗姿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准备好与政府展开真正的斗争。特朗普至今毫无谈判意图，并将此情势称为“前所未有的机会”，以便裁撤更多联邦公务员。在此之前，他剥夺了100万名联邦雇员的工会权利，而他们就相当于全美10%的有组织劳工。
群众抗议行动预计仍将持续，其中包括即将举行的“不要国王”（No Kings）全国行动日。然而，仅凭这类抗议本身，无法阻止特朗普。若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介入，行动力量将会十分有限。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已呼吁针对ICE与国民警卫队在各城市的军事占领行动发动罢工。鉴于当前社会积攒的愤怒，一旦出现某种暴行，其将极易引发大规模社会爆发。
纽约市长候选人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在11月可能的胜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发展。正如我们先前指出，马姆达尼的竞选无论在表达的诉求还是激发的热情上，都与德国的“左翼党”（Die Linke）与英国的“你的党”（Your Party）的兴起相似；但不同的是，他仍被困于那个由企业资金主导的民主党之内。马姆达尼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成员，他的政治纲领聚焦于住房成本无法负担的危机。他主张提供免费公共汽车、为5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托育服务，以及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30美元。据预测，到竞选结束时，将有超过10万人自愿参与他的竞选活动——这是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全市人口逾1%。马姆达尼之所以能取胜，部分原因在于他作为穆斯林候选人，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与民主党内亲以色列的建制派立场分道扬镳。值得注意的是，他获得了全市多数犹太选民的支持——这是以色列以外最大的犹太族群。社会主义替代与ISA一直参与该竞选活动，但同时非常明确地警告：佐赫兰已经开始向民主党建制与大企业作出妥协，这将是未来最大的风险所在。
政治极化的加速
在短短21个月内换了5位总理的法国，已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危机背景下变得愈发难以治理。这个国家如今成为西方世界中政治危机与不稳定的最典型案例。
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在10月6日辞职一周后，马克龙最终再次任命他为总理，并组建了一个与前内阁几乎毫无差别的新内阁。这一次，他们正竭力避免国民议会对政府提出新的不信任投票，为此试图拉拢传统右翼部分势力（例如共和党部分派系，该党由前总统萨科齐创立，而萨科齐如今因贪污被判5年监禁）以及“新人民阵线”最右翼的成员——社会党当中的部分成员。
预计“勒科尔尼第二届政府”将提交的预算案，本质上将维持与前任政府相同的紧缩政策、削减措施与收回各种权利。这些政策引发了大规模反抗，导致勒科尔尼的前任内阁垮台。过去，马克龙曾不得不动用威权式的“波拿巴主义”手段，例如绕过议会、援引宪法第49条第3款，以法令强行通过那项广受憎恶的退休制度反改革法案；但这一次，要再次如此行事，将变得更加困难。
马克龙及其中间派政治力量在2010年代崛起，原本是为了在两党体系瓦解后，维系法国资本主义的“可治理性”。然而如今，马克龙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无法再推行资产阶级所需的紧缩计划。
在法国社会与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马克龙主义的衰弱与危机的深化，一方面促使极右翼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势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则为“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LFI）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提供了作为左翼替代方案的空间。最新的总统选举民调显示，勒庞的接班人、国民联盟党魁巴尔代拉（Jordan Bardella）的支持率约为其他任何候选人的两倍。梅朗雄的支持率也很高，通常仅略低于马克龙阵营的候选人。随着马克龙主义的进一步瓦解，趋势显示，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将极可能演变为梅朗雄与国民联盟之间的对决。
这一局面在其他多个国家也以各自的形式重现。在德国，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目前在民调中遥遥领先，而重整旗鼓的左翼党与社民党势均力敌。在智利，即将于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有着重要意义，而当中第二轮选举最可能的对阵组合，是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与智利共产党最右翼出身的哈拉（Jeanette Jara）。
在英国，2020年代的标志是两党制的瓦解，而这个制度已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崩溃。工党党魁斯塔默（Keir Starmer）于2024年7月在大选中以“缺乏民意的压倒性胜利”上台，但那仅是工党自成立以来最深重危机的序幕。这位深陷困境的布莱尔派首相在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中摇摇欲坠，看似已经时日无多。而声名狼藉的保守党，自下台后愈发“特朗普化”，陷入更深层的危机，几乎沦为徒有其名的主要反对党。民调显示，英国政治体系中历史悠久的两大党，如今支持率加总起来常常难以达到40%。
在英国政治版图的剧烈重构中，有两极正在崛起：一端是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另一端则是“你的党”（Your Party，尚在组建中的一个左翼政党）。在所有民调中位居首位的是由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该党是英国特朗普主义的代表。英国改革党尚未能确定上台执政，但铺平其通往权力之路的并非源于法拉奇的个人能力，而是整个政治与主流媒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更是对法拉奇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调照单全收。在英国以及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政治的右倾反动转向已横跨整个政治光谱——从前社民派到自由派，再到保守派——而新兴右翼领袖则成为这一趋势最有效且最“真实”的代言人。
一方面，国际民粹主义右翼与极右翼在政治上当然具有显著的同质性──他们都唱着同一支种族主义、反女权、恐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圣歌”。然而，另一方面，不同现象之间以及同一现象内部也存在着各种重大差异，反映了民族、主观因素（毕竟，这是一场“伟大领袖”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这包括其中一些现象当中，存在着更极端、甚至法西斯主义式的倾向。在美国，充斥着大量“铁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人物和小团体，从公然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到卡森（译注：Tucker Carslon，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记者、作家及时事评论员被形容为“或许是特朗普主义最知名的倡导者”）和泰勒·格林（译注：Marjorie Taylor-Green，美国政客、商人以及阴谋论者支持者）等更具民粹主义色彩的人物。在英国，法拉奇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上升与种族主义者“汤米·罗宾逊”（译注：Tommy Robinson，本名Stephen Christopher Yaxley-Lennon，著名极右翼分子。其以创办极右组织英格兰防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EDL]闻名，曾为英国法西斯政党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BNP]的成员，其自2005年起即已多次入狱）在街头的崛起同步，这一发展最终带来在9月份伦敦超过10万名种族主义者的游行。在法国，极端种族主义者泽穆尔（Éric Zemmour）是政坛上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将自己定位为比勒庞的国民联盟更加右翼的人物。
虽然这些力量目前（通常）作为更“主流”的右翼民粹主义现象的辅助势力，但它们也预示着一种新的、甚至更危险的右翼势力的出现，这种势力可能会在下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深度危机中得到加强。
因此，反击并击败右翼的斗争对当今社会主义者至关重要。这也是对这段时期涌现的新左翼政治人物、政党和组织的关键政治考验之一。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者必须扮演工人运动历史记忆体的角色，并准备勇敢地对抗“两害相权取其轻”和传统人民阵线主义（即认为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都应该团结起来对抗极右翼）不可避免的复苏。击败右翼的运动必须是工人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建制的运动。它还必须以一个能够动员斗争、并为现行体制危机提供真正解决方案的政治纲领为基础，并与国际上强大的群众社会主义政党紧密联系。
基于各种原因，“你的党”的诞生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是数十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独立道路上的最大进展，而这项进步正值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的时刻。该党最重要的领导人——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苏尔塔纳（Zarah Sultana），是工人阶级、反战运动和社会运动中最具战斗力的几代人中最有权威的代表。 7月份，80万人注册支持该党、等同于每百名英国成年人就有多于1人报名支持，充分展现了该党的潜力。
然而，改良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依赖于幕后交易与议会手段，而非大规模工人阶级动员。这个建党进程一开始就被一场危机困扰，而改良主义的缺陷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暴露。在我们撰写本文件时，这个建党进程尽管极其混乱且不民主，但在11月底“你的党”成立大会召开前夕，这个进程似乎已重回正轨。党内高层争论的政治性也变得更加公开，苏尔塔纳逐渐成为一个明确的、来自左边的挑战者，挑战着目前领导“你的党”成立工程的独立议员小组中较为保守的一派。
苏尔塔纳不仅赞同建立该党的民主结构，坚定捍卫跨性别者权利，也发表了强而有力的声明来支持社会主义。她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不仅包括一系列有局限的改良，更是一种更根本的变革，包括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她代表了一种更激进的左翼改良主义，反映了她从2010年代围绕科尔宾的群众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些重要教训。她的这种转向虽然没有那么剧烈，但是也与赖欣内克（Heidi Reichinnek）为首的德国左翼党新国会领导所采取的更战斗性的立场、以及法国梅朗雄的形象相呼应。
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支持且会进一步发展运动领袖人物所采取的一切进步举措，这些举措反过来又会对运动参与者意识产生重要影响，并将其与革命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性联系起来。然而，这样的纲领绝不会凭空而来，而哪怕议会领袖自身独立的政治意义重大，也不会简单地就此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必须在群众性左翼政党和工人运动内部，以有组织的方式争取。这是全面参与这些发展的ISA力量所面临的核心任务。
新一轮斗争正在进行
极右翼和新左翼替代方案要么正在诞生，要么正在增长，而决定它们命运的关键因素，正是广大工人阶级、青年与被压迫者眼下的斗争前景。
在欧洲和新殖民主义世界的数个国家，过去几个月都出现了群众斗争、罢工和总罢工、群众示威，在某些情况下，在全球南方，还出现了带有半起义成分的真正人民起义。
在席卷多个欧洲国家的罢工和抗议浪潮中，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反对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的斗争一直是核心议题。在全球萨穆德船队行动的推动下，我们看到多个国家爆发了最大规模的亲巴勒斯坦示威，声援并支持这个船队。
除了引言中描述的、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生的重大事件外，德国柏林也见证了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声援巴勒斯坦的斗争。至关重要的是，这场示威是由左翼党自己发起的（该党还在游行中组织了一个2万人的队伍）。在英国，加沙停火协议签署后举行的首次亲巴勒斯坦示威也是自2023年10月种族灭绝战争爆发以来，第32次全国性示威，而这次示威聚集了约50万人。
以色列政府针对船队的行动，在多个大洲引发了群众动员。例如，在土耳其，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群众抗议也演变成了反对土耳其政府的抗议。
罢工是工人阶级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一种斗争手段，此前已在多个国家出现，例如希腊和西班牙的码头工人采取的行动。但意大利展现出最典型的案例。在来自劳工运动基层和左翼的巨大压力下，主要工会发起了总罢工，并成功煞停了经济活动。罢工也增强了工人阶级关键群体的国际主义情绪，并增进了人们对罢工在政治斗争中作用的认识。
欧洲各国政府的紧缩措施、削减开支和打击，往往会因军事开支增加而更为凶恶，如今也引发了民众的抵制。随着贸易战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民众抵制或将更为剧烈。在希腊，10月初的24小时总罢工是斗争意愿的又一体现，延续了该国先前的罢工与动员。这场斗争旨在反对政府将工作日延长至13小时的计划，并且是年内其他重要斗争的延续，例如2月悼念坦皮火车事故两周年的抗议、4月争取加薪的总罢工，以及8月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
在法国，一场主要在主要工会架构外组织的群众运动抵制了总理贝鲁（François Bayrou）策划的删减预算、冻结退休金以及其他攻击。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替代手段组织的半自发行动，以此为基础推动这场运动在贝鲁下台后发展，立即让这场运动愈演愈烈。9月10日，在“封锁一切”（Bloquons Tout）的口号下，以青年为主的数十万示威者走上街头，封锁道路，设置路障，并在全国各地举行公开的基层集会。动员活动持续进行，并于9月18日随着新一轮示威和罢工的爆发而不断壮大。主要的工会领导人没有组织这场抗议运动，但他们被迫表明立场，批准普通成员已经在组织的罢工。
青年人起到的作用，以及斗争大多发生在许多工会较为保守官僚的架构之外这一事实，为这些群众运动注入了新鲜活力。同时，这些运动仍缺乏清晰明确的斗争升级计划，也缺乏政治替代方案。这种情况在新殖民主义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众起义中也体现得特别明显。
亚非拉多国爆发了真正的大规模人民起义，这些起义通常由青年主导。“Z世代”在面对前景极度黯淡的现实时，以街头行动和激进的方式做出反应。许多这样的爆炸性社会事件推翻了政府，并阻止了各政权对民众的权利和生活条件实施更凶猛的进犯。
在尼泊尔，群众起义不到5天就推翻了总理夏尔马·奥利（K. P. Sharma Oli），迫使他于9月9日辞职。在马达加斯加，9月底因缺水与能源短缺而爆发的抗议，最终演变成一场民众起义，迫使该国总统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于10月12日逃亡海外。
在秘鲁，青年起义重新点燃了反对总统博卢阿尔特（Dina Boluarte）的群众斗争。在一场推翻时任总统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的政变后，博卢阿尔特于2022年底上任。 Z世代的街头抗争最终推动了总统博卢阿尔特的下台， 10月10日国会通过弹劾投票将其罢免。
在摩洛哥和菲律宾等国，由激进青年领导的运动也撼动了政府。8月底印尼发生的群众性爆炸事件引发了新一波Z世代抗议浪潮。这场抗议最初是针对议员特权的抗议，后来升级为针对政治人物的大规模社会起义。地方议会大楼被纵火，警察局被示威者入侵并烧毁，政客的住所也遭到抗议者的攻击。
关键在于汲取以往类似社会动荡的经验教训。类似的激进斗争也曾在2022年的斯里兰卡、2024年的孟加拉国，以及更近的今年6月的肯尼亚和8月的印尼发生过。尽管每场斗争都有其特殊性，但总体而言，这类运动展现了革命潜力，但缺乏民主的决策架构和领导，以及为真正的政治变革提出明确的策略和方案。面对这些缺失，即使支离破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能得以恢复，并建立了新的腐败政权。
各国斗争的范例激励并影响其他国家的运动。这些斗争的行动、方法和象征意义都体现了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法国的“封锁一切”很快就成为意大利总罢工的主要口号。源自漫画《海贼王》的戴草帽的海贼形象很快就出现在巴黎、利马和其他地方的街头。草帽海贼团的海贼旗最初由印尼抗争者使用。
这波斗争与起义的浪潮，在许多方面都让我们想起201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一系列动员，展现了广大群众内心的愤怒之强烈，以及他们巨大的斗争意愿。但是，要克服2019年乃至2020年代迄今为止斗争的局限性，除了斗争意愿和战斗力之外，运动还需要一个战略、纲领和组织，从而能够将斗争推向最终要达成的结果。
无论是工人阶级与被压迫群众的运动，或是主要左翼力量，都尚未克服这些局限。这也联系到，即使在当前时期有发展壮大的空间，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仍然极其薄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极右翼势力加上国家镇压和意识混乱，为反动势力开辟了空间。我们也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极右的崛起，包括在多个国家掌权，并不意味着故事结束。在英国与法国，潜在的极右翼政府将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并可能被击败，为左翼替代方案的强化铺平道路。同样，在玻利维亚重新掌权的右翼也将不得不面对群众运动，其倒行逆施、对工人群众发起的攻击，以及收回近几十年来工人贫民赢得的权利的盘算，很可能被击败。
厄瓜多尔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今年4月再次当选的极右翼总统诺沃亚（Daniel Noboa）取消了燃油补贴，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应。原住民运动和部分工人阶级正在发起全国罢工，抗议政府的措施。
阿根廷米莱的案例也反映了这一现象。极右翼势力的掌权加剧了经济危机，并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如果米莱在10月底的立法选举中，再次遭遇像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选举中那样的惨败，他的政府将难以为继。
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斗争、反对极右翼的斗争，以及为工人阶级构建独立替代方案的努力，都有着其力量和典范案例，而这些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捍卫社会主义纲领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这些发展为更广泛的工人、青年与被压迫者播下了潜在的种子，使他们能够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摆脱当前僵局与危机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