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与工人阶级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
卯生与陈昀 中国劳工论坛
中国大学的学费迈上了一个新门槛；多地的收费标准纷纷从五六千元上涨到了突破七千元，总体来看涨幅近1/3。多家媒体警告道「大学学费或将迈入『万元时代』」。
青年进退两难。他们要承担高昂的大学教育费用，最终却可能面临毕业后失业的困境。这就是2025年中共式资本主义的现实。
这场学费飙涨，可谓中国日本化又一体现。这一术语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与财政危机的新时期。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而这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密切相关）的背景下，自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连年下滑。
2025年，教育部的高教拨款相比去年下降了约4.7%。这场财政压力随之传导至由地方政府负担财政的大学，使得大学教学预算日益依赖学费维持。而这样一个「万元时代」的来临，正让无数中国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大学将学生变成「摇钱树」
尽管当局一直在夸口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共近几年中一直在要求教育领域「按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而这一冠冕堂皇的方针的落实手段就是削减教育经费。于是，在大学生数量增加的同时，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如今却正在滑坡。
教育经费削减使得大学面临着极为严重的财政压力，这种压力不但不会因为教育部在文件中写入了「要厉行节约」就被抵消，甚至连一些公办学校都逐渐达到了「有些专业的培养成本，不涨价根本活不下去」（一位高校财务处人士语）的地步——最终，大量学校默契地选择通过提高学费来弥补资金空挡。
民办学校则将这一股涨价浪潮当成了一个渔利的好机会。相比于一些省属高校500–2000元的涨幅，一些民办大学每年学费的涨幅高达近万元，使其本就已经非常昂贵的学费进一步上涨到了每年4-5万；在这种肆意的涨价之下，民办大学背后的盈利性教育集团的经济收益甚至直逼互联网企业。
资本主义「市场化」政策
一些为学费涨价辩护的论调以「市场化」、「根据实际成本进行适当调整」为遮羞布，将过去「5000元时代」的大学学费描述成了某种早已过时的福利。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高品质的教育应该是人人都能保证享有的权利。这并非某种慈善行为，而是充分发挥新一代潜能、促进经济与整个社会发展的途径。在德国、挪威和瑞典等一些国家，大学免收学费。这一成果源自这些国家过去强大的工人运动为之奋斗。免费大学教育很明显并没有使这些社会变穷，也没有阻碍它们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学费调涨之后，大学学费四年中的总计涨幅少则几千元，多则四五万元——作为对比，2024年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4707元。
虽然中共称不会让学生因贫困而辍学，但现实是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换来快递员职位的情况已不稀罕。美团于2020年报告称，其1/4的外卖骑手拥有学士或以上学历。如今，这一比例无疑比当时更高。学费水涨船高叠加就业前景暗淡，高等教育的性价比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上大学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是否值得，最终选择了放弃。在人口压力尚未传达到高考的情况下，2025年的高考人数就出现了8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中国的情况是世界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将学生变成解决这一危机的「财源」则是资本主义教育体系之下通用手段，从哥伦比亚大学到东京艺术大学莫不如是，中国也概莫能外。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其资本主义危机在现阶段更加突然和严重。
这种榨干学生资源来维持高等教育部门的策略的普遍性证明了资本主义之下的教育没有出路。这并非单一的政策议题，而是资本主义下教育商品化的必然结果。唯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扭转这一趋势，而群众斗争的起点在于学生与青年工人组织起来，围绕一系列明确的诉求，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方、其制度性根源以及一个清晰的替代方案。首要诉求必须是「取消学费上涨！」与之紧密相关的诉求则是大幅增加政府教育经费，使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也能负担得起教育。
这也意味着为财政资源从维稳、军费、政府官员特权当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到教育等公共福利之中。这也意味着大企业、大银行应纳入民主公有制，以确保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分配给教育。民办中小学和高校也应收归公有。
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源自于多年来疯狂的房地产投机，这一度使中国房价位居全球最高之列，同时也让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售获得了巨额财富。如今，这个赌场已彻底关闭，许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但为什么普通工人和学生要为这场疯狂的金融乱局买单，遭受服务削减与关闭、以及学费上涨的打击？应当为这场危机买单的，是资本家及其在中共的政治代表。
社会主义者也为由大学教职员、学生和工人阶级对高等教育进行民主控制而奋斗。唯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成为通向青年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