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 Ferrari ISA国际政治委员会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5年5月，于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国际政治期刊《国际马克思主义》第1期）
四十年前，在经历了21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后，巴西迎来了一位平民总统。1985年3月，萨尔内（José Sarney）的就职典礼被官方视为标志着军政府统治的终结。但这最主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推动自上而下的“民主过渡”，试图避免更深的社会裂痕。统治阶级迫切希望遏制或转移来自社会基层的巨大压力——即来自工人、贫民与受压迫者的群众斗争。
萨尔内就职后建立的新政治体制经由1988年新宪法进一步得以巩固，但这一体制如今正面临深刻危机。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对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打压，已引发极大不满并严重削弱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公信力。
近年来，一股新兴的极右翼势力重新兴起，他们回溯并缅怀广泛实施酷刑、谋杀和暴力的独裁统治时期。“博索纳罗主义”得名于极右翼前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这一现象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采用虚伪、蛊惑人心而彻底反动的反体制言论，将政变以及威权主义的威胁带了回来。
相应地，巴西左翼的大部分领导者未能从“再民主化”进程的局限性、及1985/88年政权的保守性质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毕竟，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尤其是最贫困的群体、黑人和原住民而言，独裁统治从未真正结束。
当今左翼的主导力量仅仅将自己定位为秩序和制度的维护者。这种失败的政策最终为博索纳罗主义的威权、佯装反体制的煽惑打开了空间。
如果我们今天要正面对抗、并击败极右翼势力，重建一个一贯的社会主义左翼力量，那么挖掘工人阶级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经验，以及随后面对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运作的政府，工人阶级、人民和左翼力量反抗斗争的经验，是我们今天的一项必要任务。
1964：预防性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
1964年政变是一场由巴西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推动的预防性反革命。对于巴西的大企业、在该国设立的跨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遏制工人阶级斗争的崛起与激进化，这包括在城市和农村地区。
20世纪后半叶的巴西，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局限性和扭曲性，这正是处于国际体系边缘、并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初演变为更加政治化的斗争。
对于资本家而言，为了保住、并提高利润率，必须做的一件事是推翻总统古拉特（João Goulart，被视为左翼人物）并建立军事统治政权，而在当时，利润率正受到工人阶级抗争的威胁。他们还希望阻止巴西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中正在酝酿的革命局势，而这一局势发生在古巴革命（1959年推翻资本主义）数年之后，且正值其他国家爆发群众斗争之际。
资产阶级民粹主义政府和主导工人运动的政党采取了改良主义阶级合作政策，而1964年政变证实了这样的政策必然导向失败。
巴西的共产党（PCB）和巴西工党（PTB）的左翼缺乏有效的革命战略，为巴西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预防性反革命铺平了道路。武装势力发挥了关键作用，扮演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波拿巴主义角色。
抵抗独裁统治
自1964年起，针对工人、民众和农民运动，甚至包括武装部队内部的反叛力量，实施的残酷镇压，尽管群众运动具有强大的力量，但这些镇压并未遇到明确的抵抗策略。
政变前，巴西的共产党领导层在其渐进改革战略上彻底失败，该战略依赖于所谓“民主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派别，并完全低估了反动势力的风险。在组织政变后的抵抗运动方面，其准备工作同样不足。
“大党”（巴西的共产党当时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因其政策失败和独裁政权的严酷镇压陷入危机。来自巴西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阵营的众多异议人士（包括老一辈和新生代）组建了新的组织，这些组织普遍采纳了针对独裁政权的各种武装斗争策略。
尽管这些武装分子展现了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并真诚地寻求与巴西的共产党不同的战略（尽管并未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城市和农村的武装斗争并未展现出一条能够战胜独裁统治的胜利之路。
1968年，群众斗争再次爆发，学生运动和重要的工人罢工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贝洛奥里藏特和孔塔任（Contagem）以及圣保罗州奥萨斯科（Osasco）爆发。在里约热内卢，高中生埃德森·路易斯（Edson Luís）在国家机器镇压时丧生，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抗议，1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独裁政权开启对话。然而，军方只是拖延时间以便彻底镇压。他们于1968年12月通过的《组织法》第五号法案（AI-5），标志着巴西独裁统治最黑暗阶段的开始。
在国家机器系统性逮捕、酷刑折磨至死的行径下，武装斗争组织被彻底粉碎。在AI-5颁布之后的几年里，工会和群众运动也遭受了同样残酷的镇压，对独裁政权的抵抗主要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通过缓慢、秘密或半秘密的基层工作展开。这种抵抗主要发生在大城市郊区、工厂和工作场所、学校和大学以及农村地区。
随着近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一批新生代劳动者开始涌现。正是这一进程为即将掀起的新群众斗争浪潮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领域，尽管独裁政权实施了镇压、审查、清除反对派公职人员、恐吓和威权主义等手段，但资产阶级反对派势力——通常较为温和、且组织在巴西民主运动（MDB，独裁政权允许的唯一反对派）中——仍在立法机构和其他有限的机关逐渐壮大。
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危机席卷全国，在国际上石油危机和拉美外债危机接踵而至的背景下，巴西社会开始感受到一场地动山摇般的动荡。
出于对新一轮社会动荡的恐惧、面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的局部胜利，以及政权前景的恶化，都导致政权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哪怕这一战略遭到了强硬派的强烈反对。这种战略被称为“缓慢、渐进且安全的开放”——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过渡，以避免社会基层推动深刻变革，与过去彻底决裂。
这一进程促使1979年通过了一项针对政治犯和受迫害者的特赦法，该法案是由政权本身起草的。然而，这并未满足反对派的要求，因为反对势力要求对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士实行广泛、普遍且无限制特赦。
该法案在赦免为军政府效劳的罪犯、杀人犯、酷刑施加者和捍卫者同时，却将许多政治犯排除在赦免范围之外。通过这种方式，军方正准备在毋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退出政治舞台，并在其监护下的民主体制背后继续发挥影响力。
新一波工人阶级与人民斗争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强大的群众斗争浪潮的兴起，对军方的策略构成了挑战。
尽管这场运动最初始于大学中的青年群体，但新一轮斗争高潮的主要导火索是圣保罗大都市区工人的罢工，尤其是所谓的“圣保罗ABC地区”，该地区是汽车工业高度集中的区域。
ABC罢工由工会领袖领导，他们受到基层压力的推动，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正是此时，所谓的“新工会主义”以及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后被称为卢拉）的领导地位开始崭露头角。
在其他地区，例如圣保罗市中心（该国最大的金属工人所在地），组织斗争和罢工的主要角色掌握在工会反对派手中，其立场比ABC领导层要激进得多。
与此同时，工会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涉及金属工人、化工工人、石油工人、银行工人、教师、公共部门工人以及包括农村工人等在内的许多其他行业。许多“黄色”工会领导层被更具战斗性的左翼立场领导者所取代。
除了工会运动外，贫困社区和大城市郊区还涌现出新的群众运动，围绕住房、医院和卫生中心、学校、公交线路及城市化等问题展开斗争，同时还提出了其他议题，如反对物价上涨的斗争。同时，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得以复兴。在农村地区，农村工人工会被战斗性领导层接管，有组织的土地占领行动再次展开。
这一过程催生了新的战斗性工人阶级组织，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央工会（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简称CUT）和无地农村工人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简称MST）。然而，正是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简称PT）的成立为整个过程提供了政治方向。
劳工党、选举斗争以及对自上而下过渡的反对
随着独裁政权强加的两党制结束，劳工党于1980年正式成立。其成立反映了从持续斗争的经验中得出了的正确结论，即仅靠工会斗争不足以实现工人阶级的诉求。为了赢得社会、劳动和民主权利，必须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力。
在罢工和群众斗争的热烈氛围中，并在拥有激进左翼渊源的政治干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与（基督教）解放神学相关的群体的影响下，新运动的领导者采取了比传统左翼政党（如巴西的共产党）和“瓦加斯主义” 民粹思想激进得多的立场（“瓦加斯主义[Varguista]”得名于20世纪30年代其中一任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他曾致力于推动巴西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
劳工党成立之初便以捍卫阶级独立性为宗旨（“一个没有老板的工人政党”），而巴西的共产党（PCB，所谓“大党”）和巴西共产党（PCdoB，源自从老“大党”分裂出来的毛派）则优先考虑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结盟，并在实际行动中服从于后者。
在ABC罢工及其向其他地区蔓延之后，导致独裁政权垮台的转折点是一场大规模的斗争，这场斗争诉求是直接选举总统。1984年，数百万民众在全国范围内连续数月走上街头和广场，高呼“立即实行直接选举！”的口号。
劳工党代表了这一运动中最强大、最具战斗性的派别。当资产阶级反对派已开始与军方及执政党内的异议人士进行谈判，想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过渡、排除了直接选举的可能性时，工人党坚持要求立即举行直接选举。
尽管如此，劳工党和中央工会（CUT）的领导层未能制定出一项独立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战略，这样一个战略应包含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尽管全国范围内广场和大街上的群众集会极其重要，但并未号召发起针对独裁政权的总罢工，而这样的总罢工本可用以争取立即举行直接选举、以及争取工人权益和利益。
当旨在恢复总统直接选举的宪法修正案在众议院未能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时，劳工党正确地拒绝支持任一资产阶级反对派候选人参加间接选举。
政权面临的危机、以及在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背景下民众在街头掀起的抗议热潮，使得军事政权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随后，亲独裁政党（自由阵线）的一名异议人士与资产阶级反对派（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联合，组建了所谓的“民主联盟”。
由内维斯（Tancredo Neves，源自巴西民主运动党的温和派）作为总统候选人，萨尔内（José Sarney，亲独裁政党“自由阵线”前领导人，现为了自身好处，成为该政权的异议者）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反对派联盟，最终于1985年1月通过独裁政权规定的限制性选举人团制度当选。
劳工党始终坚持抵制投票，并坚持争取直接选举，反对自上而下的妥协。劳工党的三名联邦议员未能遵守这些立场，因此被开除出党。
然而，在选举人团选举他为总统后几天，内维斯便因病住院，并在就职典礼前去世。萨尔内，这位几乎支持独裁政权长达20年的知名人物，最终接任成为新总统，以推动“民主过渡”。
左翼反对派对“新共和国”
劳工党自始至终公开反对萨尔内政府和所谓的“新共和国”，甚至提出了“打倒萨尔内，立即举行直接选举！”的口号。当时，争取一个单一、自主和主权独立的制宪会议的斗争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又一次，一个具有潜在变革性的民主诉求被体制扭曲、收编，从而减轻了其脱离体制控制的风险。1986年，一个拥有制宪权的新国民议会（包含众议员和参议员）被选出，当中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和其他资产阶级势力占据绝大多数席次。劳工党赢得了16个议席。
新宪法在通过时保留了更民主的资本主义框架，但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根本性变革，尽管在来自社会基层的压力下它通过了保障某些社会和工人权利的政策，而这些权利随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逐渐被废除。劳工党的议员们拒绝投票支持最终文本。然而，他们确实签署了新宪法。
多年后，卢拉表示他后悔自己当时的立场。他说，没有投票支持坦克雷多和萨尔内，以及投票反对1988年宪法最终文本，是一个错误。这一声明概括了劳工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2003年执政后的右倾程度。它成为了一个维护既有秩序的政党。
卢拉还对劳工党在1964年政变后首次直接选举（1989年）总统时采取的“过度激进主义”表示遗憾。当时，卢拉与中间偏左势力结盟，成功进入第二轮投票，其当时主张的立场比他在未来几十年中参与的任何其他竞选活动都更为激进。1989年，卢拉最终以微弱劣势败给统治阶级的候选人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后者于1992年被一场群众运动推翻。
总结
军政府被迫下台并非是因为与“民主”资产阶级建立广泛联盟，也并非因为政治上的“谨慎”与调和。1985年，资产阶级和独裁政权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权力，以避免失去更大的利益。
由巴西统治阶级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最终因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群众运动的强大力量和压力，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巨大影响力而垮台。
这一力量推动了转型进程，使其超出了军队和资产阶级政客的初衷。它甚至为工人阶级锻造了一个新的群众性政治工具，而劳工党正是以此为起源。然而，这并不足以阻止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重组，这种重组旨在维持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大资产阶级的权力。
这主要归因于劳工党大部分领导人物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和战略。该党官方的“人民民主”纲领和战略，实际上与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的改良主义、选举至上主义极为相似，而劳工党正是诞生于对这些思潮的批判。
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强力攻势、以及工人运动在此期间的退却与失败，劳工党经历了质的蜕化。劳工党在2003年执政后，从作为反对民主过渡所建立的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力量，反而成为了该体制的门面。如今卢拉回潮开启第三个任期，情况亦是如此。
巴西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以及极右翼势力构成的威胁，意味着需要重建一个以恢复工人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左翼力量，同时采用自其成立以来劳工党所缺乏的一贯的社会主义战略和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