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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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舍曼·斯坦利

    A Letter to Sherman Stanley

    1939年10月22日

    亲爱的斯坦利同志:

      我耽搁了几天才回复你10月11日的来信。

      (1)你说在俄国问题上“不可能有严重的分歧或争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对全国委员会——也就是对其多数派——发出严厉的警告呢?全国委员会的少数派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迫在眉睫,足以在战争爆发时激起一场讨论了,你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去取代他们的想法。

      (2)你认为我的陈述与沙赫特曼同志的陈述不矛盾,我不能同意你。矛盾涉及到两个基本要点:
    (a)苏联的阶级性质
    (b)保卫苏联
    关于第一个问题,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疑问,这表明他否认旧的判断,却又推迟作出新的判断。一个判断被他放弃了,但他又没有拿出新的判断来,革命政党是不能在这样的模棱两可中间活下去的。在保卫苏联或新的占领区抵御希特勒(或英国)的进攻的问题上,沙赫特曼同志提议用革命推翻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抽象的公式意味着否定了在具体情况下的保卫苏联。我试图在一篇新文章中分析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已于昨日经空邮寄给全国委员会了。

      (3)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只有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澄清问题,但我认为,靠同时就多数派的和沙赫特曼同志的声明进行表决,无助于这必要的澄清。

      (4)你在信中声明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俄国问题,而在于“党内体制”。差不多自我们美国运动存在的一开始以来我就经常听到这种指责。形式有些变化,组织也有些变化,但总是有一些同志依然反对“体制”。例如他们反对打入社会党(不用老去翻他们的旧账了)。然后,就立刻变成了这样:“主要问题”不是打入社会党,体制才是。现在这套路又在俄国问题上重现了。

      (5)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党的整个发展来说,打入社会党是有益的行动,而确保了这个做法的“体制”(或领导层)是正确的,而当时代表了停滞倾向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6)现在,在战争刚开始时,在俄国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新反对派。这关系到我们在至少十年时间内经过无数次论战、辩论、讨论而形成的纲领的正确性。我们的决定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党的领导人产生了怀疑——仅仅只是怀疑而已,那在他把问题提交党之前——不是以准备好了的新的判断的形式,只是以怀疑的形式——他有义务先通过新的学习或在党的领导机关内的讨论,澄清自己的观点。当然从党的章程的观点上来说,任何人,即使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都有权利这么做,但我认为,这样来使用这种权利,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对改善党的体制并没有助益。

      (7)过去我经常听到同志们对整个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它缺乏首创精神等等。我不是全国委员会的代理人,而且我相信很多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被它忽略了。但每当我坚决要求提出具体的指责时,我常常发现,他们对自己当地活动的不满、对自己缺乏首创精神的不满,变成了对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在他们看来,全国委员会就应该是全知全能的神。

      (8)在目前情况下全国委员会被斥为“保守主义”。我认为全国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在新的纲领性决定出来之前,维护旧的决定。我认为这种“保守主义”是由党本身的自卫本能所决定的。

      (9)最近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志们对“体制”表示不满,而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政治态度。体制必须是正确政策的工具而不是错误政策的工具。当他们的政策的错误已经显而易见时,它的倡议者常常倾向于说关键不在于这个具体问题,而在于总的体制。在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发展期间,我们数百次反对这种偷换。当费雷肯[1]、斯内夫利特[2]、甚至莫利尼耶[3]因他们所有的不同意见而遭到批判时,他们都声称第四国际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某个决定,而是它的糟糕的体制。

      (10)我不想拿我们美国党的目前的反对派的领导与费雷肯、斯内夫利特之流进行丝毫类比。我非常清楚反对派的领导都是非常称职的同志,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以最友好的方式继续合作。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批个人追随者的支持下,在党的发展中每一新阶段都要犯相同的错误,这个事实让我不禁担心起来。我认为在目前的讨论中,必须分析这种行为,党的总体舆论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党现在有重大的任务要完成。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CRUX[托洛茨基]

    附:鉴于我在信中谈及了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特别是少数派沙赫特曼同志的决议这一事实,我寄上一份这信的副本给坎农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


    注释

    [1] 若尔日·费雷肯(Georges Vereecken)(1896-1978) 1930年代比利时左派反对派的一个宗派领袖。——译者

    [2] 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1942年4月13日),化名马林(Maring),曾当过铁路工人,活跃于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国际荷兰支部)和铁路工会。1913年至1918年生活在荷属东印度,1914年帮助建立了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协会(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印尼共产党的前身),1916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社会民主党(荷兰共产党的前身),1918年返回荷兰后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返回荷兰后,脱离了荷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 Partij),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一度接近第四国际,但后来参加了伦敦局。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他成立了地下抵抗组织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Marx-Lenin-Luxemburg Front),1942年4月被捕,4月13日在阿梅尔斯福特(Amersfoort)集中营英勇就义。——校对者注

    [3] 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1935年因违反党的决定遭开除。——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