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苏联

列·托洛茨基
李星 译

苏德条约与苏联的性质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第四国际及若干左翼圈子内部再次爆发论战：能否继续称苏联为工人国家[1]？对论战本身不必大惊小怪。国际工人阶级刚刚接触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首批实践，对这一历史现象，尚无任何成熟的研究成果。简约地说，对苏联社会特征的种种误判——正如我们指出的——源于以政治纲领的理想标准偷换历史事实的做法。具体实践与纲领相背，不意味着事实驳倒了纲领；相反，它以反证法确认了纲领的正确。以苏联为例，我们揭示和分析的官僚蜕化，更鲜明地昭示了下列要点：工人国家应有的面貌；一定历史条件下，或许有怎样的扭曲；蜕变的延续会导致何种结局。理论标准与现状的分离，要求我们不是抛弃标准，而以革命方式为理想状态的实现而斗争[2]。在苏联，下一场革命的纲领取决于我们对苏联——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政治评价，也取决于「工人国家」概念的理论标准。我们不必大呼小叫「完了，全完了！一切得从头开始」，而应明晰阐述哪些现存的工人国家因素有望被挽救、保留与发展。

苏联工人推翻官僚专制的目标，是复兴苏维埃并剥夺今日当权者的统治地位。目前，第四国际的海外左翼批评者没有（也无法）提出其它目标[3]。协助国际工人革命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苏维埃复兴后的主要任务。上述任务，顺理成章地要求保存苏联的国有制与计划经济，这就是全部论战的核心。一批海外左翼试图论证苏德条约改变了苏联的国家性质。究其根本，这一论点是对共产国际昨日宣传的随声附和。遵循这号无脑宣传的逻辑，工人国家的历史使命仅是捍卫帝国主义时期的代议民主；一旦苏联「背叛民主」与法西斯交好，即丧失了工人国家的头衔。其实，与希特勒签署和约的行经，固然让国际无产者再度了解莫斯科集团的败坏程度，以及后者对世界工人阶级及组织[4]——包括共产国际——的轻蔑，却未给更改苏联阶级性质的判断提供新基础[5]。

政治分歧还是术语分歧？

对第四国际而言，苏联性质之争与抽象的社会学兴趣无关，而是为了落实现实政治任务[6]。为澄清真相，暂且假定官僚是「新阶级」，现有苏联体制是阶级剥削的特色系统。从上述概念出发，可得出哪些新结论？提醒读者，第四国际早已承认劳动者革命起义推翻官僚专制的必要性。断言官僚是剥削「阶级」的同志，想必不会——也无法——提出其它号召。

苏维埃复兴后，生产力在各工业部门的分配以及经济计划的具体内涵会有大的更改。新的计划，会由生产者自己的总体利益——而非专职官员的短期本位利益——来主导方向。由于这是一场推翻寄生寡头但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的革命，我们称它为政治革命。近来，第四国际的左翼批评者（奇立加、布鲁诺等人）大声疾呼，强调未来的苏联革命应是社会革命；好吧，让我们尝试更改术语，看看任务的核心是否因此有根本变化。

总体上讲，第四国际的海外左翼批评者一直沿用我们的政治分析。从官僚层在苏联社会的地位、它与劳动群众的相互关系直至莫斯科的国际角色，他们对第四国际的评价没作任何重大补充。相反，他们全身心地依赖我们的分析，有时依赖得过了头[7]。他们对我们的指责，仅在于第四国际「没做出必要的结论」。当我们仔细端详他们的结论时，却看到一堆小孩子的赌气把戏——拒绝把蜕化的工人国家称为工人国家；把作威作福的干部老爷称为统治阶级；宣布推翻官僚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只要我们在字眼上予以让步，他们会发现自己很被动，不知如何处理一个纯属口舌之争的「理论完胜」。

重新检验自身立场

仅仅由于苏联性质判断的分歧就怂恿组织分裂，会酿成大错：现实斗争的政治领域，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与我们仍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对理论分歧——哪怕纠缠于几个术语——视若无睹，则与政治盲人无异。抽象的术语纷争迟早会长出活生生的实践血肉，并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结论。细心的主妇不允许家里积存蛛网垃圾，先锋工人党不能容忍原则领域的模糊、混乱与模棱两可。需要保持整洁！

为了使论战的思想上下文显得更清晰[8]，让我们回顾昔日围绕苏联展开的辩论[9]。长时间里，我们判断国内政治反革命处于酝酿阶段。通过把苏联蜕变进程与法国革命的反动时期加以对比，我们更深思熟虑、更确切地总结了国内官僚专制的演变特色，最终得出结论——苏联的政治反革命已告完成。由此，我们公开修正了自己的判断，没引起队伍内部些微的慌乱。为什么？因为第四国际的全体同志公开参与了对苏联政治进程的实质评估，一起目睹了莫斯科官僚及全社会的反动性日渐猖狂的后果。对我们而言，难点在于如何更合理地借用已知史例（比如法国革命高潮的终结）[10]剖析蜕变进程的本质。我希望，尽管第四国际的某些同志在试探「保卫苏联」一事的裂痕程度（下面会谈及此事），我们仍能以对基本思路的明晰纠偏，保持组织团结。

肿瘤还是新的器官？

第四国际的左翼批评者屡次援引一条论据：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工会官员及公务员相比，苏联当权派的差异甚大。由此，左翼批评者宣布红场的部长们与纳粹酷吏相仿，各自代表新的强大社会构成。我们从未否定上述新历史现象的存在。不过，既然左翼批评者进一步推论苏联官僚是个「阶级」，就得承认后者有别于以往的有产阶级，并提出自圆其说的理论。拿转换字眼来变更国家的性质，显然站不住脚。第四国际常把联共政治局称为「高等种姓集团」，以强调后者的封闭性、随意处置无权者和狂妄自大等社会-精神特征；这个群体自许「受命于天」，而劳苦大众处于较卑贱的位置。但「高等种姓」的借喻式概念，也不具备严格的科学特征。它的相对好处在于借喻性一望可知，没人真以为莫斯科的高干就是印度教祭司。旧的社会学术语没有也没法给这一新社会现象——不停的运动（蜕变）因而尚无稳定的表现形式——提供合适概念。至于第四国际，我们沿用「官僚」这一旧名词，同时牢记它的历史特殊性。眼下来说，这也够了。

就苏联性质而言，国际共运碰到的学术与政治——而非嘴皮子——疑难如下：官僚层是社会肌体的临时肿瘤，抑或将进化成具备历史必要性的新器官？社会一时的畸形发展，是诸多历史因素的「意外」（即暂时和例外）综合影响的后果；社会器官——每个阶级（包括剥削阶级）都是类似器官——的形成，却源自社会生产的深刻内部需求。假如回避上述疑难，全部辩论等于无聊的口水战。

官僚层：年轻却腐朽^[11]

简约地说，各种统治阶级的历史存在价值，在于它所代表、引领的压迫体系使生产力升高了一个台阶。毋庸置疑，苏联现体制给经济带来强劲动力。但这一动力源自生产资料国有化与经济计划，而非干部篡夺经济指挥权的功劳。相反，现有官僚系统成了技术、文化进步的主要制动阀。不过，这个基本事实长期躲在时代的幕布后面：近20年苏联忙于借鉴、消化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最新成果。这个模仿、引进的阶段，以各种方式与官僚的刻板气质——对基层创意与倡议的窒息倾向——共存并彼此结合。经济发展的层次越高，它的社会要求越复杂，官僚独断衍生的阻碍越不可忍受。两者的经常摩擦会导致政治运转的痉挛现象，迫使暴力机器有系统清除各生产部门最具创造性的人为因素。天长日久，老爷们彻底变身「统治阶级」之前，便与社会发展处于针尖对麦芒的敌视状态。一切紊乱在于今日的苏联官僚并不代表与自身有机相连、彼此亲密无间的新经济系统，而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者。

官僚的强大与覆灭：原由何在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具备旧统治阶级的诸般恶习，但与后者曾有的历史使命无缘。苏联国家的蜕化，并非社会主义过渡通常规律的反映：相反，这一规律由于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经济落后性以及资本主义包围[12]，正遭受暂时（或曰例外）的挫折。消费品的短缺及全民抢购，使「社会宪兵」得以出现。「宪兵」手握分配大权，由于外部围攻而获得「国家卫士」的社会角色；他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威[13]，可以对国家进行双料掠夺。

两个原因——国内的落后与帝国主义围困——让专制官僚如鱼得水；但在国际革命的胜利远景照耀下，这些因素带有临时和过渡性。以复杂换算的手段进行推演，资产阶级学者承认经济计划能让美国国民收入快速增加两百亿美元/年。类似的社会改造既可满足全体民众的起码需要，还能提供真正的舒适。与此同时，国际革命会终结官僚专断趋势的另一主因——外部威胁。原本消耗于军事领域的巨大开支，转而用来提升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双管齐下之后，「宪兵」——社会产品的分配者——自然丧失了存在价值。至于苏维埃政权，它会被普遍性合作公社的管理取代。上述历史进步的过程中，那个阴郁的理论假说——夹在资本主义与无阶级社会之间的新剥削系统及统治阶级的前途——将无任何位置可言。

假如社会革命遭遇失败？

时至今日，世界资本主义的瓦解与有产者的政治破产已达极限，无法照旧存在下去。生产力必须有计划地被组织起来，但谁来担当主角：无产者或是大小「领导」组成的新阶级：政客、管理者与高级技术人员？夸夸其谈者声称历史经验证明无产者挑不起这付担子。他们说，尽管存在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无产者「没能」阻止上次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说，无产者「没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出死胡同，导致了战后的法西斯主义狂潮。他们说，无产者「没能」接手社会管理，使苏联变成了官僚独断的乐土。他们说，世界无产者眼睁睁看着西班牙革命被法西斯阵营和斯大林团伙联手窒息，却默不吭声。最后他们说，帝国主义者正喧闹地筹备新的决斗，世界无产者毫无反抗。假如接受上述政治总清算（工人阶级无力完成社会革命），很明显，生产力的从速社会化必定由其它阶级完成。谁呢？刨根究底的左翼批评者答道：取代腐朽有产者的官僚新锐，亦即世界范围的未来统治阶级[14]。

国际战争与世界前途

世界向何处去？急变的时局喝问我们。第二次大战已为祸人间。战争本身不可动摇地证明，现有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无法原样生存。战争对无产者开始了新一轮——或许决定性的——考验。

假如新的战争——如我们坚信的那样——引爆新一波社会革命，它将不可避免地消灭莫斯科的专制政权，并在新的（比1918年高得多的）工业与文化基础上复兴工人民主。篡权官僚是否「也是阶级」的悬疑，跟着尘埃落地：新的革命突破证实了官僚蜕变仅是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次偶发症[15]。

假如战争以无产者的政治衰退告终，那就只剩一个前途：垄断资本主义的持续腐朽，它与国家机器的空前融合以及代议民主——在它还幸存的地区——让极权专制取代的前途。也就是说，万一无产者不能把握管理社会生产的领导权，而让世界继续挣扎于腐烂泥潭里，苏式与纳粹官僚专制的综合裂变或许将诞生新的剥削阶级。这会是一个衰败、标志文明末日的剥削制度。

假如起义胜利后的欧美无产者——步俄国工人后尘——无力维持社会管理，而屈服于特权官员，上述前途也会以类似形态降临人间。那时，我们只得承认工人国家官僚篡权的根本病因不是文化落后与外部包围，而来自妨碍无产者跃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天阉」症[16]。那时，我们必须回顾式地承认：今日苏联的基本特征是新型国际剥削制度的前兆。

行文至此，我们已从苏联国家性质的字眼争执偏离很远。但批评者不必急于抗议：只有拉开一定历史距离，才可深入剖析社会制度更迭的重大事件。彻底深思熟虑的历史抉择大致如下：要么苏联现体制是有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偶发症（当然极其可憎），要么它是新剥削社会的初级阶段；如果后一个推测更合理，官僚层自然会向新剥削阶级演化。这种前景固然冷得可怕，但如若无产者真地不能担负起社会进程赋予自己的使命，我们就得公开承认：建基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社会革命纲领成了水月镜花。官僚极权铁蹄下的奴隶大众需要返回以民主改良为目标的「最低纲领」，尽量保卫自己的日常利益。

然而，是否存在不可动摇或不可驳斥的证据，让我们被迫放弃社会革命的前景？这是关键所在。

「官僚集体主义」理论

纳粹上台后，德国「左翼共产主义者」古·乌尔帮斯宣布现存资本主义系统即将让位给「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纪元。按照乌同志的逻辑，新时代的首批样板是意大利、苏联与德国。不过，乌同志并未得出相应的政治结论。不久前，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者」布鲁诺（原第四国际成员）提出资本主义会被「官僚集体主义」取代[17]——苏联等国的新官僚层是独立阶级，官僚对劳动者进行集体剥削，无产者已沦为极权剥削者的奴隶，诸如此类。

在自己的推论里，布同志把苏式计划经济、纳粹与墨索里尼的国家干预以及美国「新政」混为一谈。诚然，以上经济模式确有共通之处；归根到底，它们都反应了现代经济的集体协作趋势。十月革命前，列宁曾归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基本特点：生产力极大集中；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融合；作为类似融合的后果，资本产生对政治独裁的天然倾向。经济中央化和加强集体协调等特性，既会影响革命政权的工业政策，也让反革命政权有所考虑；这毫不意味可以把法西斯集权、苏联官僚蜕变和美式改良划上等号。布同志捕捉到一个事实：由于无产者的政治被动，经济集中的国际趋势采取了「官僚主导的集体协调」[18]形式。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但它的极限与历史分量何在？对第四国际来说，社会进程诸要素的失衡互动，导致过渡社会于现阶段出现变异，仅此而已；对布同志来说，这意味着独立的社会形态，官僚则充当了统治阶级。无论怎样，布同志试图把论战从玩弄字眼的层次转入宏观的历史走向探讨。可惜，这反倒使我们更容易揭示他的错误所在。

与众多极左派相似，布鲁诺骨子里视苏联官僚体制与法西斯独裁为一家兄弟——莫斯科借鉴了纳粹的政治恐怖手段；法西斯官僚暂且满足于「有保留」的国家调控，但正走向并很快会实现生产资料的彻底国有化。前一个判断无可置疑；后一个判断错以为纳粹的「反资本主义」蛊惑等于剥夺大有产者的政治能力。「有保留」的经济调节也好，「有保留」的国有化也好，它们与国有计划经济的区别，正如改良与革命的区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扮演着有产利益「协调员」的角色，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措施且以军工领域为主。克里姆林宫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并仅由于——俄国工人完成了史上最伟大的财产关系变革，斯大林及同道有机会领导完整的经济体。对这一深远区别，绝无理由视而不见。

退一步讲，即便苏俄与德国各自的执政团殊途同归，演变成同类的剥削社会（或曰「官僚集体主义」社会），这不能引导人类走出今日的社会困境。资本主义危机不完全来自私有产权的反动角色，还来自同样过时的民族国家的束缚。即便一批法西斯政府分头推行了经济计划，这些单独存在的经济系统无法「自动删除」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这不以任何计划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各极权国家的争霸战也会延续乃至激化。持续的大战会吞噬计划经济的附加成果，并摧毁现代文明的根基。在自己的架空作品里，作家罗素估计某方胜利者会以极权铁掌的压迫一统全球；即便如此（这很可疑），武力维系的「大一统」不会比凡尔赛条约确保的和平更稳固。频仍的民族起义与流血镇压会导致新的争战，照样使文明坠入墓地的坟坑。客观现实——而非主观意愿——警示我们，只有国际性社会革命能带领人类冲出死亡谷；否则，人类面临野蛮时代的复归。

无产者与自己的政治领导

工人阶级与自身政治领导的互动联系，需要另找机会深入研讨。本文只触及这一联系的基本要点。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成天迟钝地重复「政治是经济的反映」一类经文，以为政治领导等同本阶级的直挺挺「反映」。斗争实践告诉我们，被压迫阶级的政治领导必然遭受统治者的精神感染。美国主流工会的头目「反映」的与其说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意志，不如说有产意志。选拔与教导一个有效抵抗有产思想压力的革命先锋，是异常困难的事。历史演进的辩证法，尤其鲜明地表现于落后国家的无产者：若干条件的催生下，俄国无产者获得最敏锐和富有远见的领袖核心。相反，英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心脏——无产者拥有一个奴性和暮气十足的政治上层。

1914年7月爆发的欧战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危机表面化，并使第二国际遭受重度脑震荡。二十五年过去，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无产者尚未锤炼出有能力履行时代任务的领导核心。不论怎样，俄国经验已证明锤炼一个类似的先锋群体并非空想；话说回来，革命核心也非先天免疫任何社会病毒的金刚之身。那么，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它（历史必要性）能否打通国际无产先锋的思想成长之路？换句话说，新的战争及社会大震荡——大战必定催生及滋长类似的社会震荡——是否会诞生新的、有能力率领无产者夺取政权的革命先锋？对上述疑问，第四国际——以自己的纲领宣言和政治存在——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相反，诸般伪马克思主义派系——统统让时局的险恶兆头吓得半死——异口同声地叫嚷起来：旧政治领导的破产「反映」了无产者压根儿没能力履行自己的使命。很多人说得不太露骨，但他们全体——极左派、中派、无政府主义者、亲苏派和社民党——都忙于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无产者，却不肯解释哪些条件的组合有助于无产者完成社会革命。

假如承认失败的根源来自无产者的社会特性，那么当今的困局便毫无指望。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无产者不会有数量及文化的提高，因此没理由等待工人阶级最终成熟，达到实现胜利需要的政治水平。第四国际眼中的形势完全两样：我们清楚地看到劳动群众抱有冲决——资产阶级一手炮制的——血腥网罗的本质愿望，这愿望深刻而不可克服；我们看到无产者的既有政治领导的抱残守缺和刺鼻的资产阶级爱国气味；我们看到无产者与腐烂领导层之间的极端对立。以上列出两种观点：第四国际的观点与各色「社会主义」派系的观点，它们不可调和。所有革命者必须做出选择。

极权独裁——尖锐危机下的临时状态，而非稳定体制

十月革命不是撞大运的偶然事件。它被预言很久，而事变证实了预言；恶吏专权的现状也无法一笔勾销那些预言，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设想过孤立的工人国家能长久支撑。领导十月革命之时，我们成天担心工人国家会立即遭到扼杀，很少考虑遥远的蜕化威胁；更准确地说，我们并未割裂地看待这两种可能，它们彼此也没有不可抗拒的矛盾：官僚蜕化至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转向公开复辟。

究其本质，苏式或德式极权统治只是过渡体制。总的来说，历史上的公开独裁都有一个源头——空前严酷的社会危机[19]。尖锐到极点的危机不是社会常态。一定时期内，极权手腕可以压服社会矛盾，但无力永远保持自身统治。苏联社会发自内心地希望抛开压迫自己的官老爷，不久前的大清洗即为最好证明。

说到清洗，布鲁诺从中窥探到官僚演变为阶级的证据，据说只有统治阶级能如此广泛地实施恐怖[20]。布同志忘了，帝俄的国家机器也非独立「阶级」，却在灭亡前夜发动过大规模迫害。莫斯科政治清洗恶魔般的虚伪程度，只证明寡头集团无法平稳演变为统治阶级，并是它垂死的信号。波拿巴大家长随时坍台之际，如果我们急着授予明日亡魂「独立阶级」的名头，未免太滑稽了吧？只有清晰明了地摆出问题的本质，能让同志们摆脱无聊的字眼实验与浮躁的总结陷阱。

以国际革命和复兴苏联为基本路线

想完成对国际无产者先锋队的革命性思想换装，二十五年太短；想在落后的俄国保持工人民主，二十五年太长。为此，人类已付出代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无产者的时代任务尚待完成。二十五年里，世界工人阶级的一支偏师曾证明如何突破旧统治堡垒的缺口；他们的成功实践，是未来胜利极宝贵的财富与保证。

新战争把无产者的未解难题放到更高历史阶段的天平上，予以无情检验。战争血火考验着各现存统治制度的稳固，也全面测试无产者接管上层的能力。当今时代是否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检验的结果将说明一切。假如出乎我们的全部预料，资本主义中心的任何地带都没有——在战争期间或战后——出现十月革命的延续者；假如无产者到处充当尾巴角色[21]；就得直截了当地修正当今时代的性质，重新分析它的历史动力。这一修正与乱插标签无关[22]，而是对今后数十年——如果不是数百年——世界前景做出评价：人类步入了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远途，还是走上了极权专制的衰亡末路？

迷信理论模型的批评者犯了双重错误：他们慌张失措，以为极权的降临不可阻挡；同时他们预言新型专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长期状态。显然，如果已有斗争经验的全部积累仍无法让国际无产阶级成为统治者，社会革命无从谈起；不能幻想今后会有更优越的社会革命前提，至少没人能归纳或预见到更好的条件。

第四国际的回答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权利（如果不算失望与疲倦的「权利」）断定无产者丧失了革命潜力，更无权劝告后者放弃成为统治阶级。社会革命是经济与文化体系最伟大的变革。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五年历史比一小时的生命更短；谁会由于一小时的不顺，就背离自己一生学习和实践追求的目标？一九零五革命失败后的沉闷时期 (1907-1917)，我们的政治展望一直把俄国无产者显示的惊人能力计算在内；身处世界范围的反动时期，我们的政治展望应把十月革命中无产者显示的能力计算在内。第四国际以世界革命为己任，我们的道路不会随意改变；第四国际的路线，仍是国际革命及复兴苏维埃的路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那么，第四国际保卫苏联肌体的哪些元素呢？显然不是与旧世界相近的部分，而是新生命的萌芽。在纳粹德国，第四国际主张以起义推翻法西斯，这意味着同时颠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苏联，砸碎官僚专制是保存国有经济的前提。从上述立场出发，我们以保卫苏联为己任。

保卫生产资料国有制的战斗里，苏联工人既要向寄生官僚开战，也得防范私有化的民间倾向（比如集体农庄的富户）。由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既然推翻寡头专制必须与保卫（十月革命赢得的）国内进步相结合，国际斗争中我们应采取类似立场。从「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出发，一些左翼批评者宣称纳粹也热衷于生产资料国有化，苏联的国有经济并无私有化之虞。这一假想极为轻浮。希特勒对苏联的征服，意味着德资将收回革命后损失的在俄产业；纳粹的许可下，英、法和比利时资本也将抢回原在俄产业；瓜分苏联工业的基础上，纳粹会与各西欧有产兄弟达成政治交易。最后，德资——苏联骨干国企的未来大股东及食利者——会以东方的利润喂养本土军事机器。今天纳粹是莫斯科之友，但只要——在斯大林协助下——取得西线的胜利，它明天就挥师向东。归根到底，类似形势下英国资本[23]将遵循与纳粹相近的利益逻辑。

保卫苏联与阶级斗争

对「保卫苏联」的诸多误解，主要来自对「保卫」手段的误会。保卫苏联不意味着与莫斯科套近乎，替后者——或它的盟友——的政策唱赞歌。在这件事（及其它事变）上，我们坚持国际阶级斗争的逻辑。不久前，法国周刊《Que faire》写道：由于「托派」对英法持失败主义立场，他们必然对苏联也抱着失败主义态度。换句话说：既然你们要保卫苏联，就先保卫它的帝国主义盟友吧！当时《Que faire》以为苏联的盟友是「民主阵营」；这帮健谈的小资「国师」如何圆谎，我不清楚也无意深究，因为小资观察政治的方法论废物透顶。停止对——苏联到处勾搭的——各个帝国主义阵营采取失败主义，意味着把交战另一方的工人推向本国政府；意味着根本拒绝失败主义原则。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放弃失败主义等于放弃社会革命；以「保卫苏联」的借口放弃革命，会导致苏联的最终腐朽死亡。

共产国际的「保卫苏联」与昨天的「反法西斯」统战一样，都以拒绝独立阶级立场为前提。「敬爱领袖」呼来喝去的国际跟班坚持认为无产者——各种条件下、以各种名义、但始终不变地——充当着一个有产阵营反对另一个有产阵营的帮手。出于逆反心理，某些同志表示他们无意充当莫斯科及盟友的工具，所以拒绝保卫苏联。很不幸，这类姿态说明上述同志理解的「保卫苏联」与机会主义者基本一致，而没有从无产者的立场去思考保卫苏联的实质。保卫苏联也好，支持殖民地解放斗争也好，解决其它政治任务也好，都不等于追随某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竞争者。第四国际主张各国——无论宗主国或殖民地——无产者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落实上述任务，不如此即不能自觉地捍卫本阶级利益。

我们不以国士自居。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或苏联，我们都是（各国统治者）的不妥协敌人。我们的「保卫苏联」不通过有产政府或苏联当局之手，而完全依靠对群众的革命熏陶；我们将向工人解释苏联社会的哪些部分值得保卫，哪些部分必须消灭。这样的「保卫苏联」不会创造神迹，但第四国际并不自吹菩萨转世。暂时，我们是革命阵营的少数派。在实践中我们应帮助同情我们的左翼工人准确评估政治进程，为本阶级的普遍革命觉醒打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实现工人革命的战略任务。

保卫苏联与准备国际革命互相吻合。保卫苏联的任何方式，都无权违背革命利益的总前提。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保卫苏联是服务于战略任务的战术任务，两者的关系并不矛盾。

新占领土

目前，红军新占领土前途未卜。传媒报道异常混乱，各方的心理战使我们难以分辨谎言与事实。无论如何，某些领土会并入苏联。莫斯科以何种形式接纳这些地区，与苏联的前途关系极深[24]。

暂且假设——按照与德方的约定——莫斯科不会侵犯新占领土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满足于纳粹对资本家的「督导」模式。「一国两制」的让步[25]具有深刻的原则特征，并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新阶段的起点，顺理成章，它会使我们对苏联的阶级性质做出新评价。

不过，另一种假设更接近实际：莫斯科将剥夺新占土地的大有产者，并推行生产资料国有化。这种可能不取决于官僚的社会主义忠诚，而因为苏联的总理部长们不愿也不能与被占领土的旧统治者分享权力及连带特权。我们可以找到相似的历史先例——借助军事独裁，拿破仑·波拿巴终止了法国革命进程的发展；但法军攻入波兰后，他签署了「取消农奴制」的法令。这一改良与波拿巴是否同情农民热爱民主无关，而来自波拿巴独裁依靠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非封建所有制）。波拿巴的苏联同行不依赖私有产权，而以——剥夺大有产者前提下的——生产资料国有制为靠山，这意味着红军攻占波兰会清除当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新占地区与本土保持财产关系的一致。

从自己的社会本性来说，「剥夺剥夺者！」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措施。在新占领土，这一剥夺会以军事-官僚方式进行，并伴随着对当地群众基层倡议的呼吁（没有起码的群众参与，无法建立稳定的后资本主义制度）。毫无疑问，类似呼吁会被迅速压制下去，以确保官僚机器对（剥夺有产者的过程中）觉醒群众的压倒性优势。这是新占领土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给苏德联盟瓜分波兰的行动打掩护，莫斯科一直在耍弄国内及世界工农，已把共产国际各支部折腾得奄奄一息。对无产先锋来说，衡量本阶级利益得失的最高标准不是某个地区财产关系的孤立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极重要），而是世界无产者的觉悟和组织性的起落，以及有组织工农保卫既有社会进步与迫使有产者继续让步的能力是否提高。从这个决定性视角出发，莫斯科的内外政策保存了旧有的反动性，继续扮演着国际革命的绊脚石角色。

第四国际对莫斯科及共产国际的总评价，不等于无视下列局部事实：新占地区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属于进步措施。对此必须公开承认。假如纳粹明天向东开战，以恢复波兰东部的「文明秩序」，先进工人必须拿起枪杆子保卫克里姆林宫在当地推广的新财产关系。

按既定方针办[26]

生产资料国有化是进步措施。但它的进步性带有相对意义，常取决于其它因素的综合影响。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掩护，官僚专制和政治寄生团伙拓展了所辖领域，或许有助于提高自身威信。更可怕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改造会刺激绕过社会革命、希图以手腕权谋和外部救兵取得胜利的幻想；这一潜在恶果，远比波兰得到的几条进步措施影响深远。使生产资料国有化（从新占地区到本土）成为真正意义的进步——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必须打倒国内的当权者。苏联政治革命胜利之前，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将保持全部既有政治效力。新的事变没有令我们措手不及，只要准确直白地做出解释即可。同志们有责任理解一个事实：苏联的特性及自身国际地位一直含有强烈的自我矛盾。我们不能躲在字眼魔术（「工人国家」——「不是工人国家」）后面逃避，必须直面事实，从现实矛盾及社会关系出发制订政策。

莫斯科的短视官僚不能承担任何历史使命。对苏联统治者的军事扩张，第四国际从不抱幻想[27]。我们支持出现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假设白俄罗斯工农希望建立独立的苏维埃，第四国际会坚决站在他们一边。在苏军新占地区、第四国际将最坚决地参与剥夺地主资本家、土改和建立工农代表委员会。那里的同志将保持自身政治独立，参与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竞选并为这些机构的彻底独立地位而斗争；这些同志们将向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包括拒绝信任莫斯科当局及新贵走狗的宣传。

纳粹东进后，在保持对苏联寡头专制的政治态度的前提下，第四国际会把抗击纳粹——作为具体时刻的紧急任务——放到首位。「不把推翻斯大林的任务让给纳粹！这是我们的使命！」会是革命工人的相应口号。军事斗争期间，革命工人将最大限度地与红军战士建立同志关系；棒打德军的同时，我们会以革命宣传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为推翻他做准备。

第四国际「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可用如下口号表达：「社会主义万岁！国际革命万岁！打倒斯大林！」，这与当权派的保命哲学——「保卫祖国！保卫斯大林！」——有着云泥之别。为使群众不致把两种立场混为一谈，必须准确和清晰地推出符合具体局势的口号，澄清保卫什么、如何保卫与保卫谁等基本原则。只有清楚了解自身任务，我们的口号才能避免群众的慌乱不解。

结论

目前为止，第四国际没有任何基本理由改变对苏联的原则立场。

战争通常会加快各种政治进程的流速。或许苏联的革命复兴会早日到来，但也能加快彻底蜕变。有必要不先入为主地仔细观察战争给国内生活带去的变化，及时得出政治结论。

在新占地区，我们的任务总体上与国内任务相同；不过，时局的压迫使它们以极尖锐的形式出现，对我们更深刻理解国内政治革命起了清醒剂作用。

我们的口号必须让工人清楚了解第四国际为何保卫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苏联政治革命的对象（寄生官僚及共产国际的帮凶）。

时刻不忘总原则——推翻苏联官僚的斗争服从于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任务，而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服从于国际革命的任务。

1939年9月25日（发表于1939年《反对派日志》79-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