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和专制的辩护者
Ravichandren, 工国委马来西亚，附加社会主义行动（香港）评论
新加坡前元老李光耀在三月二十三日逝世，终年九十一岁。世界各国的领袖及大部份亲市场经济的媒体贊许他为「伟大领袖」，将新加玻升级为现代国家，令其与大部分已发展国家平列。他们之所以佩服李光耀，基本上是因为他掌握绝对权力三十年（1959–1990）期间，协助当地和国际资本家收割经济利益。但这是由广泛的压迫、反工人阶级和反社会主义的政策来达成的。
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被香港右翼本土派组织所青睐，而中共领导也奉之为现代专制中国的榜样。两个明明宣称对方是仇敌的集团，到底是怎样同时赞佩同一个专权呢？
虽然新加坡被认为是现代的和已发展的，但她的人权纪录是最差的。李光耀总是被认为是专制统治，并与同区领袖如印尼的苏哈托、马来西亚的马哈迪有同样特质。他打击批评政府的评论家和异见人士，未经审讯就监禁很多人。李光耀从未准许独立的媒体，并打压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根据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显示，新加坡的新闻自由排名在全世界180个国家中排行153，刚在普京统治的俄罗斯之下。法院被政府操控，敢于批评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因为在法院抗辩而破产。新加坡政权有着很明显裙带关係和任人唯亲。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担任新加坡的现任总理，他另外的子女和直系亲属也佔国内的政府或商场的重要职位。李光耀的儿媳何晶也是淡马锡控股执行长。淡马锡控股是新加坡的大型投资公司，让执政党控制大部份的经济。
工会和左翼被摧毁
李光耀在政治生涯之初利用左翼和工会作为一个平台来提升自己的声望。马来西亚共产党（CPM）领袖陈平在他的自传《我方的历史》中，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五月令人震惊的选举胜利，他说：「我敢断言大部份岛上的工人也同情左翼工会，而这些工会成员赞许工会受马共领导。我们的支持者、同情者和同行者为李光耀提供了基层选票的支持。没有他们的话，在五月三十日的民调中，李光耀不可能得到在51个选区得到43席这一令人惊叹的胜利。」
马来西亚共产党陷于毛泽东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想法中，执迷于「人民阵线」（政治上尾随一个自由派或民族资本主义领袖）和「两个阶段理论」（第一，必须要先为民主权利抗争，达成后才可能为社会主义抗争）。李光耀在1960年代利用他们错误的路线夺权，在新加坡推行亲资政策。和1920年代的蒋介石一样，李光耀镇压他以前的左翼支持者，禁制工会和共产党。
在此之后，新加坡的工人运动就在国家的控制下被合併。国家工会代表大会（NTUC）于1961年成立，以对抗左翼的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SATU）。从1980年起，主要的NTUC领袖往往也是政府官员。现在NTUC就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傀儡，而从1970年代起工会成员数目就逐渐下降，可见它的无所作用、偏离工人。还有，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家来的廉价外劳佔大约总劳动力的30%，他们面对各种歧视。
国家资本主义
李光耀在1950年代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宣佈中国的革命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成就。他在当时说：「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相信国家计划和控制会为整体社群带来最大的好处。」但他领导新加坡数十年，却在利用国家控制和计划达到相反目的：压抑工人权利来提高资本家的利益。他设立了一个极家长式的国家，用以积累资本，并不正常地快速发展经济。
在1960年代，财政部在一系列的当地公司（製造业和造船业上）持股。然后，在1974年国家设立了淡马锡控股来合併和管理这些公司。淡马锡控股又在超过60间公司持有股份，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和新加坡能源公司。
新加坡的战略位置像香港一样，被较强大的和较穷困的邻国包围，给了这个国家在东南亚经济上的重要性。它缺乏物质资源，国内市场细小，因为被政府以此来实行依赖外资、出口主导的经济政策，并加上国家指导的投资。这些皆令新加坡经济与香港一样，面对区内和环球金融动荡时极为脆弱。正如《南华早报》专栏写手Jake van der Kamp所指：「新加坡如香港般，依靠一个寄生经济体富起来」，依靠资金通过其银行体系流向其他地区。这意昧着新加坡不能独自存活，而当遇到区域或全球危机时，李光耀在国内开拓的亲资政策也会出现危机和冲突，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特别是年轻一代极难买楼，以及贫富悬殊恶化的。
在上次选举（2011）反对党的议席增加，可见公众对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AP）以及对这国家的信任萎缩。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制度对可利于百万富翁和资本家。人民行动党（PAP）的反民主路线以及压迫群众的社会条件，被反对党用来增加选票支持。
但是，如果没有建立一个拥护新加坡普遍人民的需要和福祉的政府的话，他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还是不会解决。必须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的群众政党，以满足新加坡普遍人民的需要和权利，作为一个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以外的真正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