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
中国劳工论坛报导
4月8日，在1100万人口的武汉，为期76天的封城结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于两周前结束。在新冠病毒于中国爆发的高峰期，约7.6亿人（约一半中国人口）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
中国官媒和宣传机器赞扬了武汉人民，尤其赞扬了一线医护人员的英雄主义精神，但这是为了民族主义宣传而描绘“全体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团结”努力。
这种宣传旨在强化习近平独裁统治和中共政权的权威，并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关注习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误——无视并积极打压来自医生的通报，并审查对在武汉传播的新型“类似SARS”的疾病的讨论。官方对疫情的掩盖举动包括1月18日允许在武汉的百步亭社区举行、4万余家庭参加、以民族主义亲中共为主题的宴会。这场宴会距中国官方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只有2天，距对湖北实施封城则只有5天。百步亭社区后来成为武汉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因此被划为“发热门栋”。
发生在武汉和湖北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出现在中共的正能量宣传中。这些情况包括民众的巨大苦难、基本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操弄过的的统计数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数）以及私营企业与地方政府机构利用食品和医疗物资牟取暴利。官方数据显示，武汉有2535人死于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独立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会比官方数字高出十倍。
绝望
“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在武汉封城期间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写道。
官方也不实宣传，描述其封城为一种基于临床需要、极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时的最初措施仅涉及进出武汉，存在严重混淆，缺乏来自官方的明确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检疫措施后，武汉市政府才对包括疑似病例在内的市内流动人员加以限制。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随后极其严格的封城期间，粗暴的做法时有出现，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将住宅大楼的入口和门用障碍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财新网是一个财经网站，由于不为群众所阅览，中共的对该网站的审查也比较宽松。该网站形容武汉封城是“残酷的自然选择”。财新在武汉的记者采访了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任务是筛检和区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宝丰社区一家卫生服务中心的采访中，他们发现：“有60名工作人员的诊所只有一套防护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该诊所的医生杨庆红说，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重症患者。”
3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中国其他地区的数千名医疗专业人员被调进武汉。中国宣传机器再次尽其所能利用这些医护的英勇工作，以赞颂专制政府的“优势”。在医护人员加入支援的浪潮中，来自广东的两名护士于2月24日投书英国《柳叶刀（香港：刺针，台湾：刺胳针）》期刊，吁国际援助。
他们写道：“武汉这儿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原本能想像的更为艰难严重。”几天后，在政府压力下，他们撤回了这篇投书。
物资严重短缺、医护长时间工作且精疲力尽、仅在武汉就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之前在武汉和湖北的医院发生，之后在意大利（台湾：义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重演。预警的时间更长，而这些政府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因此简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国的网路审查员已经加班加点，清除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并以其“胜利”作为典范。
包括2月7日死于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内的多名医生，试图在2019年12月下旬发出警告，但遭逮捕并被噤声。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于4月1日失踪，据信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后，国家安全部门将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试图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这些警告得到重视，有关措施得以进行，武汉、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就可以避免当今大流行病的灾难性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