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抗议再次爆发，下一步该如何走？

在中国广东陆丰的乌坎村抗争曾经扬名国际。这个一万五千人口的渔村在2011年9月 发起了历时四个月的群众抗争，反抗中共基层官员与地产发展商勾结，偷取村民的土地赚取利润。一年多过去，乌坎村今天又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维权活动。四月廿六 日，大批村民围堵公路，抗议港商陈文清违反合约，其投资的农场在合约期满后交回乌坎村委会，但土地上的建筑物等设施全部被破坏。400 多名村民与约500 名 到场戒备的警察对峙，未有发生冲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会介入。他们扬言，将持续抗争。村民代表张建兴说，村民现在对村委会极度不满，答应村民在指定日 期收回土地的承诺没有实现，“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维稳，没有开村民大会谘询”。村委会主任林祖銮曾在警民对峙期间到场，但“去了一下，可 是没人听，他就离开了”

2011 年 乌坎村事件中的群众组织及动员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选产生的委员会管理社区，使这次抗争极具象征意义，成为中国抗争的里程碑。这场运动一度踢走中共地方政府 官员，并令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妥协，将中共支部委员会和村委会的薜昌和陈顺义解除职务，并举行了新的村委选举。

村委会陷入分歧保守与激进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现在这场抗争好像达到了瓶颈位，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前进，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会还一度传出可能面临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会委员庄烈宏辞职，他向记者表示，提出的建议“受到太多阻挠”，得不到村委会主任林祖銮的支持。1月29日，乌坎村委会负责土地资产、资源和治安等事务的村委会委员张建城也曾提出辞职。虽然张期后复职，但显示出新村委领导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无力。

有 村民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沮丧。村民林先生表示，抗争过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对村委会不再信任。村内有一种鼓噪的声音，村民对新的村委会逐渐变得怀 疑，认为他们与当局关系过于密切，过于集中于维持稳定，而不是为各村民的权利而斗争，亦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拿回被窃取的土地。

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表示，被上届村委会违法盗卖的有一万两千亩左右，其中已经办理国土证的有七千亩，无法讨回，剩下的五千亩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亩，还有一千多亩，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认为收回来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办理手续进度缓慢，他们认为可以有第二次抗争。

不 止村民与新的村委会之间出现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年轻干部与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銮为首）派别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强调与中共 妥协的保守派，与寻求再次斗争的另一派发生了分裂。一名村干部接受访问时表示，一年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是规定的，但新村委会已经成立一年，村民大会一直没有 召开。“我认为有需要开，可是林祖銮认为有人会藉机闹事，不利于乌坎的稳定，一个人就决定不开了。这个太武断了，也伤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会内部对这事是 有看法的。尽管村委会里的年轻人承认，林祖銮更善于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但他过分讲究大局的一些做法，还是令年轻人充满沮丧。比如，他不希望年轻人把村里的 事情拿到网络上去说。”

在 被问到村民对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满时，林祖銮说道：“这一年是来具体解决问题的，就是双方都得妥协。这一年我学会了妥协，可村民们的思维仍然 是斗争哲学，受害者思维。”反映他不认同抗争能带来改变，认为需要透过妥协才能逐步拿到目标。但直到目前为止，与中共上级政府妥协的道路并没有得到任何实 质的成果。2011年的乌坎群众抗争反映，不是抗议没有作用，而运动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错误，这是至关重要的教训。

运动中不同的阶级利益

乌 坎抗争一年过去，这场运动在十二月的时候被冻结了。政府当时尝试停止运动，以协议的名义要求反抗领导们承诺停止进一步行动，并允许进行新的村委选举。为了 换取中共监督底下的村选举，乌坎村民解散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村委员会和取消抗议，这是一个错误。民主的群众大会决定斗争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 区选举村委会没有任何实质权力，群众仍能透过参与选举作为一种战术，利用这个平台去深化斗争，以及建立围绕着运动的主要诉求。当时得到广大支持的独立委员 会为了这种选举而决定解散，是一个重大错误。

新 的村委会虽然是由选举产生，却是一个受控于独裁当局底下、没有真正权力的平台。在村委会中争取代表性，是抗争运动的正确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建立群众性的组织，这是实现真正改变的关键。现时村委会委员任期三年一届，无法被选民召回。我们曾经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协定，应该透过建立由下 而上的组织，去监督新的村委会，并以定期的大会保持运动的民主及公开性。

如 众多其他的群众抗争一样，乌坎的抗争没有明确的纲领，集中于单一的诉求，这使抗争在高潮过后难以继续动员群众和推进运动的发展。乌村抗争的运动没有一个统 一的立场，包括保守及激进的派别。因为这个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运动中所代表着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领导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 利益，希望有稳定及适合商业经营的环境，所以不希望挑战中共政权。其中土地私有化是乌坎运动中广泛存在的概念。尽管当前（每个村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被中共官员滥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会更加加剧农村地区的贫富悬殊。

社会主义者主张土地的公有制，由民选的草根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纲领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集体化生产，国家为其提供低息贷款、农机和技术支持。这无法在当前亲商的一党专政下所实现。

乌坎对中国群众抗争的影响

在中国，非法征收农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征地引发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运动，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议、罢工等的“群众性事件”超过十八万，其中65%便与为经济发展而非法征收农地有关，每天有四百万人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

乌坎村的抗争令许多其他地区的群众仿效。从2012年开始，成都钢铁工人的罢工、广州的反征地抗议，声言要“向乌坎学习”。海南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持续数月，迫使当局数次改变电厂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启东也有数万人参加反对环境污染的示威，90后的中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联系到青年在群众抗争中所发挥的角色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90后成为群众抗争的新力量，加快了群众运动的激进化。而且由于互联网及手机的普及，使当局更难控制消息的传播，让抗议和罢工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

可是，近一年众多群众运动的缺点，是各个地方的群众抗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如在宁波发生反PX抗争的同时，海南莺歌海镇也发生了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两地的群众斗争诉求都在于环境问题，但是却没有互相联系和声援，而处于孤立的状态。

而 事实上，在乌坎运动发展之际，这些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争（在广东汕头海门镇，及汕头地区的上岱美村），给广东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甚至没有足够 的警察进行镇压。这些抗争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当时还被武警包围的乌坎村民。这反映群众抗争不能孤立于一地，而需要互相声援和团结抗争。要充分实现 这目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抗争需要建立连系，以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基于一个地区和临时组成的组织。在目前阶段，只能透过建立工人和青年的 地下组织作为第一步的行动。

占领上浦

在距离乌坎约一百公里，拥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2月22日，村民占领村广场，抗议政府卖掉500亩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选举，民主地计划把稻田转成工业区的问题。

2 月24日，抗议群众受到由当地官员雇佣的暴徒暴力驱逐，但遭到抗议村民的反抗，有大约30辆车被砸，至少八个村民受伤。在全国人大会议举行（3月5日至17日）前，中共领导不想有任何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不想利用暴力，于是警察先封锁了村子。

3 月10日，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当局向广东揭西县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发与村 ​​民的暴力冲突。广东揭西县当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负责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冲突中受伤。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名村民说，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围上浦，并阻止附近6、7个村庄的居民进入上浦声援，警方动用了催泪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