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托洛茨基

　　我们必需以事物之正当名字来称呼事物。现在在斗争中两派的立场，已非常明白的决定了，我们必须说，中央委员会的少数人领导着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目前的反对派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之任何小资产阶级集团一样，其特点在于如下的特征：轻视理论的态度和折衷主义的倾向；不尊重他们自己组织的传统；不求客观真理而渴求个人的“独立”；神经质代替一贯性；容易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不了解革命的集中主义且仇视它；最后又倾向于以派系的联系和个人关系来代替党内纪律。当然，并不是反对派的全体成员都以同等的程度来表现这些特征。但是，在一个混杂的联盟里，它的色彩照例是由那些最远离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政策的人显露出来的。一个长期和严重的斗争分明在我们前面。我并不企图在这篇文章内把问题谈尽，但我想把它的一般特征扼要的说一说。

理论的怀疑主义与折衷主义

      在《新国际》1939年1月号内，盘纳姆和夏克曼同志发表《退却中之知识分子》这篇长文。这篇文章虽然包含许多正确观念和适切的政治评价，但被一个基本的缺点（假如不是大漏洞）所损害了。这篇文章，一方面驳斥那些无充足理由而自认为“理论”创建者的论敌，但另一方面它又故意不把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最高点。本来，说明美国“急进”知识分子何以会接受没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发条的钟），是绝对必需的。这个秘密很简单。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得上这个“无限机会”的国土那样厌弃阶级斗争的了。由于否认社会矛盾为发展的动力，逐致否认辩证法为理论思想界之矛盾的逻辑。正如在政治方面，人们以为借聪明的三段论法便能使每人都相信一个“公正”政纲的正确性，而社会也能经“合理的”手段来改造一样，在理论方面，人们也仿佛业已证明似的认为那降低到“常识”水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已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实验主义，这一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混合物，已成了美国的国家哲学。麦克思·依士特曼的理论方法论根本上和亨利·福特的方法论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是从一个“工程师”的观点（依士特曼则是柏拉图式的）来观察现代社会。目前人们对辩证法的轻视态度在历史上可简单借这一事实来说明，即，麦克思·依士特曼之流的祖父和曾祖母都用不着靠辩证法来征服领土和发财。但时代已经改变，而实验主义哲学也恰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一样，已进入了一个破产的时期。

　　上述一文的作者们没有指出，不能也不愿指出哲学与社会的物质发展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并且他们坦白地说明为什么不指出。

　　“本文的两个执笔者，”他们谈到他们自己，“他们对辩证法唯物论的一般理论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中有一个接受它而另一个则拒绝它……这样的情形没有什么奇怪。虽然理论无疑是往往采取这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实践相关联，但这一关联并非一成不变地是直接或密切的：而且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一次，人类的行为通常是不一贯的。本文的两个作者，大家都觉得另一位作者在‘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就有某种这样的不一贯性，这个不一贯性在某个时候，可以造成决定的具体的政治异见。但现在尚不致如此，且任何人也没有证明：同意或不同意辩证法唯物论的学理便必然影响到今天和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而政党，政纲和斗争就以这些具体问题为根据。我们都希望往后或有更多闲空时，在较为抽象的问题上也可以达到一致。此刻有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及失业。”

　　这种非常奇怪的理由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有些人有时借一个坏方法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又因为有些人常常借一个正确的方法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方法不大重要的。我们有更多闲空时，就来考虑一下方法，但现在我们有别的事情做。请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工人向他的工头抱怨他的工具坏，他得到这个回答：用坏工具也能够做出好生活，许多人用好工具也只是浪费材料，这个工人会发生什么反响呢？我恐怕这个工人，尤其是假如他是做计件工的，一定用一句非学院的话来答复这个工头。工人要对付倔强的，顽抗的材料，这迫使他去赏识完善的工具，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唉！──却用一时的观察和浅薄的概括来做他的“工具”，直到重大事变打到他的头上才罢休。

　　要求每一个党员埋头于辩证法的哲学的研究自然是无生气的迂腐。但一个已经有过阶级斗争训练的工人，会从他自己的经验中获得一种辩证法思想的倾向。他即使不知道这个名词，他也易于接受这一方法及其结论的。谈到一个小资产阶级，事情就坏得多。当然，也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用经过内心的革命便赞成无产阶级的观点。但这些分子只构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谈到那些经过学院式教养的小资产阶级，事情就两样了。他们的理论上的偏见，在学校攻读时已得到完成的形式了。因为他们不借辩证法之助便能够获得许多有用和无用的知识，他们便相信没有它也能够终生过得很好。实际上，他们之用不着辩证法，只有当他们不从理论上检查、琢磨、和砥砺他们的思想工具之时，又只有当他们不在实际上和他们的日常关系的狭窄圈子破裂之时。一碰到大事变时，他们便很容易迷失方向并重新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中去。

　　拿“不一贯性”来辩护一个无原则的理论联盟，就等于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一贯性不是偶然的，在政治上它并非仅仅表现为个人的特征。不一贯性通常尽一种社会的作用。有一些社会集团是不能一贯的。在一个工人政党里面，那些尚未摆脱陈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便一贯被迫而和他们自己的良心作理论上的妥协。

　　上面援引的论调表明了夏克曼同志对辩证法的态度是怎样，这态度除了称之为折衷的怀疑主义之外便不能有别的称呼。显然的，夏克曼并不是在马克思学校中，而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传染了这种态度，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一切形式的怀疑论都是合胃口的。

警告和证实

那篇文章使我惊怪得很，因而我立即写信给夏克曼同志说：“我刚已读过你和盘纳姆写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许多地方是优美的。但关于辩证法的部分是你个人以《新国际》编辑的资格，给多马克思学说的最大打击。盘纳姆同志说，‘我不承认有辩证法’，这是清楚的，而且无论什么人都得承认它。但你说，‘我承认有辩证法，但不要紧；它没有一点子重要。’请你把你写的话再读一遍吧。这一段话可怕地使《新国际》的读者迷失方向，而且是送给依士特曼之流的最好的礼物。好吧！我们公开来谈这件事吧。”

　　我的信是在1月20日，即在目下争论之前数月写的，夏克曼一直到3月5日才作答复，他答说，他无法了解我对这件事何以这样大惊小怪。3月9日我用如下的话来答复夏克曼：“我丝毫没有排斥和反辩证法者合作的可能性，我只是认为和他们合写一篇文章，而在这篇文章中，辩证法的问题又占着，或应该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的，殊不妥当罢了。这次辩论在两方面发展：政治的和理论的。你们的政治的批评是对的，你们的理论批评却不够；它恰好在正该进攻的地点上停下来了。即是说，你们的任务在于指出他们的错误（在理论的错误的范围内）是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辩证地彻底思考事物的产物。这件工作之完成，能够得到极认真的教育上的成功。但你却不这样做，你倒还声明辩证法是一件私人之事，且说一个人没有辩证法思想也能成一个很好的人。”夏克曼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和反辩证法者盘纳姆联合，他就不能够指出依士特曼，胡克和其他许多人何以从反对辩证法的哲学斗争开始，终于走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斗争。但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实质啊。

　　目前党内的政治争论已采取较之我所能预期的，或更正确的说，较之我所能担心的更无比尖锐的形式，证实了我的忧虑和警告。夏克曼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在苏维埃国家性质的问题上，产生了它的可怜的果实。盘纳姆近来开始根据他的一时印象，纯粹经验地想出一个非无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的国家，连带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把国家视为阶级统治机关的学说。夏克曼则出乎意外的采取一个逃避的立场：“这个问题，你瞧，应加以更进一步的考虑哩。”而且，苏联的社会学的定义对我们的“政治任务”，即对夏克曼和盘纳姆完全一致的“政治任务”，没有任何直接和实时的重要性。读者们试再参阅一下这些同志关于辩证法所写的东西吧。盘纳姆拒绝辩证法。夏克曼似乎接受，但……这个天赋的“不一贯性”却容许他们在共同的政治结论上一致。他们每一个人对苏维埃国家性质的态度丝毫不爽的再生产他们对辩证法的态度。

　　在两个场合中，盘纳姆都做了主角。这一点并不足奇：他持有一个方法──实验主义。夏克曼没有方法。他迁就盘纳姆。他虽然不替盘纳姆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负全部责任，但他在哲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同样辩护他和盘纳姆结成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进攻性的联盟。在两个场合，盘纳姆都表现为一个实验主义者，而夏克曼则为一个折衷派。这个例子，却有这一点无价的利益，即，盘纳姆和夏克曼在两个不同的思想平面和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所采的立场前后如出一辙，这件事就是连那些对纯粹理论思想毫无经验的同志也觉得刺目。思想方法可以是辩证法的或庸俗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但它总是存在着而且自行暴露于世。

　　去年一月，我听到我们的作者说：“但是现在并非，且任何人也尚没有证明：对较为抽象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学理意见一致与否，便必然影响今天或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任何人也还没有证明！还不到几个月功夫，盘纳姆和夏克曼就亲自证明，他们对辩证法唯物论这一“抽象”所取的态度，精确的表现在他们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中了。

　　不错，我们必需指出这两个例子之间的差别是颇为重大的，不过这个差别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在两个场合，盘纳姆和夏克曼都站在拒绝和半拒绝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联盟。不过在第一个例子中，这个联盟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敌的。在第二个例子中，这个联盟却是结合来反对他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可以说，军事活动的战线已改变了，但武器仍是一样。

　　一点也不错，人们往往是不一贯的，但人类的意识却倾向于某种划一性。哲学和逻辑不得不依存于这种人类意识的划一性，而并非依存于这种划一性所缺乏的东西，即不一贯性。盘纳姆不承认辩证法，但辩证法却承认盘纳姆，即，它支配着他，夏克曼以为辩证法对政治结论是无关重要的，但在夏克曼本人的政治结论中，我们却看出他对辩证法采取轻蔑态度的悲惨的结果。我们应该把这个例子采入辩证法唯物论的教本中。

　　去年有一个年轻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的同情者来访问我。当我们谈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时，他突然以凯恩斯之流的态度流露出英国功利主义的倾向：“必须决定一个清楚的经济目的，选择最合理的手段来实现它”，云云。我说：“我认为你是一个辩证法的反对者。”他带点惊奇地答道：“对的，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场。”“但是，”我答复他道，“辩证法却使我能够根据你对经济问题的寥寥几点见解，断定你属于那一类哲学思想──光是这一点就证明辩证法多少总有几分价值。”虽然从此以后我已接不到我这位访客的半点消息，但我一点不怀疑：这位反辩证法的教授持有这一见解，即，认为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无条件保卫苏联是一个“过时”的见解，我们的组织方法是坏的等等。如果根据某人与具体的实际问题的关系能够断定他一般的思想形态，那么，假如已知某人的一般的思想形态，也能够大略预测他如何处理这一个或另一个实际问题的。这就是思想的辩证方法的无比的教育价值。

唯物辩证法ABC

像苏瓦林之类的腐败的怀疑主义者以为“无人懂得”辩证法是什么东西。但也有诚惶诚恐地向苏瓦林叩头，希望向他学点东西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躲在《现代月刊》中。不幸得很，苏瓦林主义的趋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的反对派中。在这里我们就必需警告青年同志们：当心这种毒害的传染！

　　辩证法即非虚构亦非神秘主义，而是关于我们各种思想方式的一种科学，因为它不仅限于处理日常生活问题，而且还企图了解更复杂更延长的过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和初等数学间的关系。

　　我想在这里采取最简略的方式，扼要说明这个问题的内容。亚里士多德的简单的三段论法的逻辑从这个命题出发，即，“A”等于“A”。这假设被认为公理，代表无数实际人类活动及基本概括。但实际上，“A”并不等于“A”。假如我们用透视镜来观察这两个字母，这一点是易于证明的──它们互相大有不同。但人们可以反驳说，问题并不是这些字母的大小或形式，因为它们只是同等分量（比方，一磅糖）的象征。这种反驳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一磅糖从没有等于一磅糖──一架更精确的天秤往往发现其中差异。人们又可以反驳说：但一磅糖却等于它自己。这也不是真确的──一切物体在体积、重量、颜色等方面是不断变化的。它们从来不等于它们自己。一个诡辩家将回答说，一磅糖“在某一定时机”是等于它自己的。这一“公理”的极端可疑的实际价值姑置不谈，它也经不起理论的批判。我们实际上怎么设想“时机”这个名词呢？假如它是时间的一个无限小的间隔，那么一磅糖便在这个“时机”的过程中遭逢不可避免的诸般变化。否则难道这个“时机”是一个纯粹数学的抽象，即，一个时间的零吗？但每一件东西都存在于时间中；而存在本身又是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因此时间是存在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样，“A”等于“A”这个公理就表示：假如一件东西不变，即，假如它不存在，它便等于它自己。

　　初看起来，这些“微妙之点”似乎是无用的。实际上它们具有决定意义。“A”等于“A”这个公理，一方面仿佛是我们一切认识的起点，一方面也是我们认识中一切错误的起点。要想应用“A”等于“A”这个公理而不犯错，只有在某种界限之内才有可能。当“A”的量的变化对眼前的任务尚无足轻重时，我们可以认定“A”等于“A”。例如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观察一磅糖时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如此。我们观察太阳的温度也是一样。最近以前，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来观察完美的购买力。但量的变化超过某种限度便转变成为质的变化。一磅糖受了水或火油的作用便不复为一磅糖。一个美元落在一个总经理的怀里便不复为一个美元。在适切的时机，决定量转变为质的决定点是各方面知识（包括社会学）的最重要和困难的工作之一。

　　每一个工人都懂得制造两个完全相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把轴承铜制为圆锥轴承，这些圆锥体是容许有某些差异的，但这差异不得超过某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容许差异额）。遵照容许差异额的标准，这些圆锥体可以视为相等（“A”等于“A”）。当超过了容许差异额时，量便转变为质；换言之，这些圆锥轴承便成为次货或完全无用。

　　我们的科学思想只是我们的一般实践（包括技术）之一部份。概念也有“容许差异额”的，确立这个“容许差异额”的，不是由“A”等于“A”这一公理出发的形式逻辑，而是由凡物皆经常变化这一公理出发的辩证法逻辑。“常识”的特质便在于它有系统地超过辩证法的“容许差异额”。

　　庸俗的思想把资本主义，道德，自由，工人国家等这一类的概念当作一些固定不移的抽象拿来便用，以为资本主义等于资本主义，道德等于道德等。辩证法思想则在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不断变化中来分析一切事物和现象，并按照这些变化的物质条件来决定那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则“A”不复为“A”，一个工人国家不复为一个工人国家。

　　庸俗思想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情愿满足于某一实体的不动的印象，而这一实体却是永恒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借助于较亲切的近似，校正，具体化，而给概念以一个丰富的内容和弹性；我甚至还要说它给概念以一种永远新趣的性质，这一性质在某一程度上使它们切合活生生的现象。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发展的某一定阶段上的某一定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人国家，而是受帝国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度中的某一工人国家等等。

　　辩证法思想与庸俗思想的关系无异于一套活动影片与一个静止的照片的关系。活动影片并没有排斥静止的照片而是按照动的法则把它们一系列的连贯起来。辩证法并没有抛弃三段论法，而只是教我们按照一种足以令我们更亲切地了解那永恒变化的实体的方法来连结三段论法。黑格尔在他的“论理学”里，确立一系列的法则：量变为质，通过矛盾的发展，内容与形式的冲突，连续性之中断，可能性变为必然性等，这些法则对于理论思维，正好似简单的三段论法对于较为初步的工作一样的重要。

　　黑格尔写作于达尔文及马克思之前。亏得法国革命给了思想以强有力的推动，黑格尔才预料了科学的一般运动。但因为它只是一种预料（虽然出之一个天才之口），它从黑格尔方面获得一种观念论的性质。黑格尔把意识形态的映像当作终极的实体拿来使用。马克思指出这些意识形态的映像的运动只是反映物体的运动。

　　我们称我们的辩证法为唯物论的，因为它的根基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深处，而是在客观的实体，在自然中。意识生自无意识，心理学生自生理学，有机世界生自无机界，太阳系生自星云。在这把发展梯子的所有梯级上，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法的思想，只是表现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在这一系统中，无论上帝，或魔鬼，或不死的灵魂，或法律与道德的永恒标准，通通没有插足之余地。思维的辩证法从自然的辩证法中生长出来之后，它便保有一种彻底的唯物论性质。

　　达尔文主义说明物种的进化乃由量的转变进入质的转变，这一学说是辩证法在整个有机物质世界中的最大胜利。另一个大胜利就是化学元素的原子重量表以及一种元素向另一元素转变的发现。

　　与这些转变（物种，元素等）有密切关联的分类问题，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有同等重要。林奈（按Linnaeus乃瑞典著名植物学家──译者）的体系利用物种的不变性为其出发点，它只限于按照植物的外表性质来说明和分类植物。植物学的孩提时代与逻辑的孩提时代相类似，因为我们的思想方式也是发展的，像每一件有生之物一样。只有断然抛弃固定物种的观念，只有研究植物及其形体结构的进化的历史，才准备了一种真正科学分类法的基础。

　　马克思与达尔文不同，他是一个自觉的辩证法者，他发现人类社会一种科学分类的基础，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作为社会有机体结构的所有权的关系结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唯物辩证法的分类来代替庸俗的叙述式的社会和国家的分类，这种庸俗的分类甚至直到如今尚盛行于各大学中。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才能够正确的决定工人国家的概念及其塌台的时刻。

　　照我们看来，所有上面的说法并没有包含半点“玄学”或“学究式”，像妄自尊大的无知之徒所一口咬定的一样。辩证法的逻辑表现当代科学思想中的动的法则。反之，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则表现一个老远的过去，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大学堂墨守成法者的自大以及……对来世的一线希望。

苏联的性质

盘纳姆同志给苏联下个定义为“非工人亦非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一个定义纯然是消极的，脱离历史发展的连锁的，悬在半空中的，没有一点子社会学气味的，而且只是表示实验主义在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之前，作理论上的投降。

　　假如盘纳姆是一个辩证法唯物论者，他一定已考虑过下面三个问题：（一）苏联的历史起源是什？（二）这个国家在其存在期间已发生了什么变化？（三）这些变化已由量的阶段转到质的阶段了吗？即，它们已产生了一个历史上必需的新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了吗？要答复这些问题，一定迫使盘纳姆去得出这个唯一可能的结论来──苏联仍然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

　　辩证法并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术式的万能钥匙。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但它却引导这一分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无结果地流浪于主观主义与烦琐哲学的荒漠中。

　　勃朗诺·R把苏维埃和法西斯政制，一同放在“官僚集体主义”的范畴之中，因为苏联、意大利和德国统统受官僚统治，这里那里都有计划的原则，在一个场合中，私有财产已取消了，在另一场合中则受限制等等。因此他根据不同根源，不同比重，不同阶级意义的某些外部特征的相对类似性来建立诸社会政制的基本同一性，这完全在效法资产阶级大学教授的精神，这些教授们一点也不考虑一下各国的阶级性质，便建立“统制经济”，“中央集权国家”等范畴。勃朗诺及其信徒，或为盘纳姆之类的半信徒，在社会分类方面，顶多也不过停留在林奈的水准上，但我们应该提明一下，林奈也有其辩解的地方：他是活在黑格尔、达尔文和马克思之前的。

　　甚至更糟糕和更危险的，恐怕就是那些折衷派，他们发表这一思想，即，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是“不要紧”的，我们的政策的方向，乃取决于“战争性质”。仿佛战争是一件独立的，超社会的事情似的；仿佛战争性质不是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即，取决于国家性质所由决定的同样社会因素似的。真奇怪，有些同志在事变的打击之下多么容易忘记马克思主义的ABC啊！

　　那些拒绝辩证法思想的反对派理论家们，悲惨的投降于苏联的矛盾的性质之前，并不足奇。但是，革命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与革命堕落所产生的等级性质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是一个动力。在我们推翻官僚的斗争中，我们自己就以这一矛盾为根据。同时有些极左派则走到极度荒谬的地步，他们坚持认为：为了推翻波拿巴寡头统治，必需牺牲苏联的社会结构！他们一点也不犹疑一下，苏联减去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就等于一个法西斯政制。

进化论与辩证法

盘纳姆同志也许要抗辩说，进化论者的他，对于社会及国家形式的兴趣并不下于我们辩证法者。我们不打算争论这一点。自达尔文以来，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自称为“进化论者”。但一个真正的进化论者必须要把进化的观念运用到他自己的思考方式上面。初等逻辑成立于进化观念尚未发生的时期，拿它来分折进化的过程分明不够。黑格尔的逻辑就是进化的逻辑。不过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进化”的观念本身已完全为大学教授及自由派作家们所败坏和阉割，变成了和平“改进”的意思。无论谁，如果他已懂得进化乃通过冲突力量的斗争而实现；变化的缓慢的累积，到了某一定时机便冲破旧壳而产生一个激变，即革命；又无论谁，如果他已终于学会把进化的一般法则通用到思维本身上面，他就是一个辩证法者，即，有别于庸俗进化论的辩证法者。辩证法头脑的训练之于革命家，正如指法练习之于钢琴家一样必需，辩证法头脑的训练要求把一切问题当作过程，而不是当作不动的范畴来处理。但庸俗的进化论者之承认进化，通常仅限于某一定的范围，他们在其它一切问题中则满足于“常识”的平凡性。

　　美国的自由派已容受苏联的存在，更精确的说，已和莫斯科官僚相和解，他们相信至少在德苏协定之前相信整个苏维埃政制是一个“进步的东西”，又相信可恶的官僚的特征（“它们之存在是非常自然之事！”）将逐渐蜕变，而和平的和无苦楚的“改进”便因此得到保证。

　　一个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把苏联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不懂得它的内在的矛盾和动力，在这一点上，他和一个自由的“进步派”相像。等到斯大林和希特勒订立同盟，入侵波兰，现在又入侵芬兰，这些庸俗的激进派奏凯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种方法之同一性证实了！但是当那新当局号召人民去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时，他们便陷入困境──因为他们一点也没有预见这一个可能性呀！与此同时，那种用官僚军事手段来实行的社会革命政策，却不仅没有扰乱我们的辩证的苏联定义（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而且还给了这一定义以最无可争辩的确证。小资产阶级反对不去利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胜利来继续鼓动，他们却开始以有罪的轻率态度来高呼：事变已驳倒我们的诊断了，我们的陈旧公式已不能适用了，新说法是必需的。什么说法？他们自己也尚未决定呢？

保卫苏联

我们开始谈哲学，后来又谈到社会学，我们已经弄清楚，在这两个领域内，反对派的两个领导人物，一个已采取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另一个则采取折衷派的立场。假如我们现在观察一下政治，尤其是保卫苏联的问题，我们将发现同样大的惊奇在等着我们。

　　反对派发现我们的“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公式，即我们的政纲的公式，是“模糊的，抽象的，和过时的（？）。”可惜他们没有讲明白，他们准备在未来什么“条件”之下来保卫革命的胜利品。为了至少使他们的新公式获得点意义，反对派企图把事情说成仿佛直到如今，我们都“无条件”保卫克里姆林宫政府使用红军和格别乌的国际政策似的。什么事都弄成颠倒了！实际上，我们好久就已没有保卫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甚至有条件的保卫也没有了，尤其是自从我们公开宣布必需借暴动来推倒克里姆林宫专制制度以来，更是如此！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仅妨害现时的工作，而且还迫使人们不真实地描写他自己的过去。

　　在上面摘引的刊于《新国际》上的那篇文章里，盘纳姆和夏克曼聪明的把那一个失望的知识分子集团称为“绝望者的联盟”，而且不断追问，假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可怜的联盟将采取什么立场。“因此，我们趁这个机会，”他们写道，“要求胡克，依士特曼和黎昂斯在保卫苏联以抵抗希特勒或日本──或英国进攻的问题上，发表不含糊的声明……”盘纳姆和夏克曼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他们并没有列举出任何“具体的”情形，而且同时他们还要求一个“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绝望者的）联盟也一样不采取一个立场呢，抑或宣布中立呢？”他们往下写道，“一言以蔽之，它是否在帝国主义进攻中保卫苏联，而不顾和不管斯大林主义政制呢？”（旁圈是我加的）。这段引语的确是令人惊奇！而且这正是我们的政纲所宣布的啊。盘纳姆和夏克曼于1939年1月赞成无条件保卫苏联，且极正确的把无条件的意义解释为“不顾和不管斯大林主义政制”。而且这篇文章的写成是在西班牙革命经验已经完全明白的时候。加农同志说，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作用较之在波兰和芬兰的作用更带无可比拟的罪恶。加农同志说这句话时是绝对正确的。在第一个场合，官僚用绞手的方法绞杀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二个场合，它却用官僚的方法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盘纳姆和夏克曼自己也那样突如其来的转到“绝望者联盟”的立场去呢？什么原故呢？夏克曼超抽象的援引“事变的具体性”来解释，但我们不能认它为解释。不过我们也并不难找出一个解释，克里姆林宫之参加西班牙共和军方面，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拥护。斯大林在波兰和芬兰的行为却碰到这同一民主派疯狂贬责。不管反对派的公式如何刮刮叫，它恰好就是“左倾”小资产阶级情绪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反映。这一事实不幸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的论敌”，盘纳姆和夏克曼谈及那个绝望者联盟，写道，“非常自负，他们自信他们在贡献一点什么‘新鲜’东西，他们在‘按照新的经验来重新评价’，他们‘不是’那些拒绝重新检讨其‘基本假设’的‘教条主义者’（‘保守派’吧？──托）云云。多么可怜的自欺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暴露任何新的事实，贡献关于现在或未来的任何新的了解。”奇妙的一段话！我们是否要给他们的“退却中之知识分子”一文新增一章呢？我愿意和夏克曼合作……

　　像盘纳姆和夏克曼这样无条件效忠于无产阶级运动的超卓人物，竟因为那些“绝望者联盟”的并不令人害怕的先生们而受惊以至于此，那里能够啊！我们在纯粹理论的平面上来解释，盘释，盘纳姆之所以至此就在于他的不正确的方法，而夏克曼则在于他的蔑视方法。正确的方法不仅使我们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而且因为把每一个新结论和先前的结论连结成为一条依次相继的链子，故这些结论便紧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假如凭经验主义方法来做出政治结论，假如宣布不一贯性是一种好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便一定为印象主义所代替──从许多方面看来，这种印象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事实的每一次新转变都出乎这位经验主义──印象主义者的意外，迫得他忘记自己昨天所写的东西，而且在新的思想尚未浮现于他的脑际之前，便生出疯狂的对新公式的渴望。

苏芬战争

反对派对苏芬战争问题做了一个决议案。这个文件恐怕略加更改就是堡尔德派（意大利极左派──译者），凡勒金（比利时极左派──译者），史尼维莱（荷兰工党领袖──译者），维纳·布劳克威（英国独立工党领袖──译者），马尔棱·比维特（法国工党领袖──译者）之流都能够副署的，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却绝不会署名。这个决议案因为单独拿苏维埃官僚的特征及“入侵”的惟一事实来做根据，所以没有一点社会内容。它把芬兰和苏联放在同样的平面上，且毫不含糊的“谴责、排斥和反对两国政府及其军队”。但是这个决议案已惊觉有点不大妥当，于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连贯的补加这句话：“在运用（！）这一远景时，第四国际当然（这个‘当然’多么奇怪！）要计及（！）芬兰和俄国的不同的经济关系。”真是字字珠玑！我们的“具体”爱好者心目中的“具体”情形，就是军事情势，群众情绪，和第三，相反的经济制度。至于怎样“计及”这三种情形，这个决议案一点暗示也没有。如果反对派在这次战争中同等反对两国政府及其军队，它又怎样“计及”军事形势与社会制度的不同呢？这件事确实是令人难于捉摸的。

　　因为斯大林派的不成问题的罪恶，该决议案为了惩罚他们，竟效法各种各式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句话也不提到红军在芬兰没收大地主及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准备没收资本家财产。

　　明天斯大林派将窒死芬兰工人。但现在他们正在给──他们迫得要给那个采取尖锐形式的阶级斗争以惊人的推动。反对派的领袖们并非根据那些正发生于芬兰的“具体”过程，而是根据民主的抽象和高尚的情感来建立他们的政策。

　　苏芬战争分明开始要由一个内战来补足，在这个内战中，红军在某一定的阶段上发现自己和芬兰的小农和工人站在同一阵营，而芬兰军队则博得有产阶级，保守的工人官僚及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者的支持。红军在芬兰穷苦人民中唤起的希望，除非国际革命来干涉，将证明是一个幻想，红军与穷苦人民的合作只是暂时的，克里姆林林宫不久就要掉转它的武器来反对芬兰工人和农民。我们现在完全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们公开的把它当做一个警告说出来。但在这个正发生于芬兰领土上的“具体的”内战中，第四国际的“具体的”战士，必须采取什么“具体的”立场呢？假如他们在西班牙不顾斯大林派正在窒死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事实，参加共和军阵营作战，他们在芬兰更应该参加那个阵营，即斯大林派迫得赞助剥夺资本家的那个阵营。

　　我们的革新家用暴烈词句来掩盖他们见解的漏洞。他们把苏联的政策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这是对科学的大贡献！从今以后，财政资本的外交政策和消灭财政资本的外交政策通通叫做帝国主义。这一点将很有意义的帮助工人去明了事实真相，和帮助工人的阶级教育！但同时──会有人，比如那位很轻率的史坦莱，大叫一声──克里姆林林宫在德国支持财政资本的政策呀！这一反驳的基础，是用一个问题代替另一个问题，使具体化为抽象（这是庸俗思想的通常错误）。

　　假如希特勒明天迫得要输送武器给暴动的印度人，革命的德国工人应当用罢工或怠工来反对这一具体行动吗？恰恰相反，他们必须保证暴动者尽可能早点得到武器。我们希望这一点对史坦莱是明白的。但这个例子纯然是假设的。我们之引用它为的是证明，即使是一个财政资本的法西斯政府在某种情状之下也可能被迫去支持一个民族的革命运动（为了企图于第二日绞杀它）。希特勒在任何情形之下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譬如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克里姆林林宫，它在现在却迫得，而且这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种真实的情形，在芬兰唤起社会革命运动（为了企图于明日在政治上绞杀它）。仅仅因为某一社会革命运动为克里姆林宫所唤起，损害，同时绞死，便把它包括在帝国主义这一包罗万象的名词范围内，这只是证明人们的理论和政治的贫乏而已。

　　我们必须补说一句，把“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加以夸张，甚至连标新立异的诱惑性也没有。目前不仅“民主派”，就是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把苏联的政策形容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目的是很明白的──他们想抹杀资本主义的与苏维埃的扩展之间的社会矛盾，隐匿财产问题，借此而帮助真正的帝国主义。夏克曼等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术语上的标新立异，客观上已把他们引离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且使他们接近“民主派”的术语。这个情形，唉，又是证明反对派对小资产阶级舆论压迫的极度敏感。

“组织问题”

人们开始从反对派队伍中愈来愈频繁的听说：“俄国问题本身没有任何决定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党制。”改变党制，我们必须懂得，其意思就是改变领导，或更精确的说，取消加农及其亲密合作者的指导职务。这些喧嚷的声音证明：反“加农派”斗争的倾向，先于夏克曼等借以说明其立场转变的“事件的具体性”。同时这些声音提醒我们想起过去一连串的反对派集团，这些集团在不同的时候发动斗争。而且当原则的基础在他们脚底下崩陷时，他们便赶快转向所谓“组织问题”──这种情形和莫林尼哀（法国教派主义者，已被第四国际开除──译者），史尼维莱，凡勒金及其它许多人一样。这些先例，虽然不大愉快，但要想置之不问，却是很困难的。

　　但如果以为斗争转向“组织问题”单纯表示派别斗争中的“手段”，那就不正确了。不，反对派的内心感觉到（虽然乱糟糟，却是实在的）：这次争论不仅涉及“俄国问题”，而且涉及一般政治问题（也包括建立党的方法）的全部处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我们在上面也曾企图证明，这次争论不仅涉及俄国问题，而且尤其涉及反对派的思想方法，这一方法有其社会的根源。反对派受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倾向所左右。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在盘纳姆（实验主义）和夏克曼（折衷主义）的例子中非常清楚的见到另一阶级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我们之所以不考究其它领袖，比如阿本同志，那就是因为他通常不参加原则的讨论而自限于“组织问题”方面，但这并非表示阿本没有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说，盘纳姆和夏克曼是反对派的玩票者，而阿本则无疑是一个职业反对派。阿本（也只有他）有他自己的传统集团，这集团从老共产党内生长出来，又在“左派反对派”独立存在的头一个时期内结合在一道。所有其它怀着各种不同批评和不满的理由的人都加入这个集团。

　　在一个党内，任何认真的派别斗争往往最后分析起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多数派从开始就断定反对派在意识形态上依赖小资产阶级。反之，反对派却正因为它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甚至连想也不想寻出敌方的社会根源。

　　反对派发动一个严重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在最严重的关头瘫痪着党。如果认为这样一个斗争能有置辩之余地且不受无情的贬责，那就必须有极认真和深刻的根据。在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看来，像这样的根据只能有一种阶级的性质。在他们发动他们的猛烈斗争之前，反对派的领袖们不得不自己反问一下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反映什么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影响呢？可是反对派一点也没有想过要把不同的意见加以这样的阶级评价。他们只看到“保守主义”，“错误”，“恶劣方法”，以及同样的心理学上的，智慧上的，和技术上的缺憾。反对派对敌对一派的阶级性质并不感兴趣，这正好似他们对苏联的阶级性质不感兴趣一样。光是这件事就足以证明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及学院式的迂腐和新闻记者的印象主义。

　　为了了解什么阶级或阶层反映于派别斗争中，我们必须从历史上研究一下两派的斗争。反对派中有些人坚持认为目前的斗争和旧日的派别斗争“没有丝毫共通之点”，这一点再度证明他们对他们自己党内的生活采取浅薄的态度。反对派的基本核心就是三年前团结于毛斯特和史辟托周围的核心。多数派的基本核心就是一贯团结于加农周围的核心。在领导人物中，只有夏克曼和盘纳姆已从一个营垒转入另一营垒。但这些个人虽然重要，他们的转变并没有改变这两个集团的一般性质。我不打算考究这一派别斗争的历史关联，我介绍读者参考一下的瑟夫·韩生那篇处处精妙绝伦的文章：《组织方法和政治原则》。

　　假如我们减去每一桩偶然的，个人的和插话的事情，假如我们把目前斗争中的集团还原为他们的基本政治形态，那么，无疑的，阿本同志反对加农同志的斗争，已成了最持久的斗争了。在这一斗争中，阿本代表一个宣传家的集团，从它的社会成分来看，这个集团是小资产阶级集团，是靠陈旧的个人关系统一起来的，而且差不多有一种家族的性质。加农代表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党。在这一斗争中，历史的正义──无论犯下什么差错和错误均与此无关──完全在加农方面。

　　当反对派的代表们大声疾呼：“领导破产了”，“诊断已证明不确”，“事变出乎我们意外”，“必需改变我们的口号”，他们说出所有这些话时，他们却不花一点气力去认真彻底的想一想这些问题，他们根本就成了党的失败主义者。这种可悲的态度就是这个旧宣传家集团在新任务和党的新关系之前的愤懑和惊吓的表现。个人结合之感情溺爱不愿向义务和纪律心示让。党的当前任务就是打破旧的派系结合以及把过去宣传家的最好成分溶合于无产阶级党中。必须把这样一种党的爱党主义精神加以发展，即要叫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事实上不是俄国问题，而是我们觉得在阿本领导之下将比之在加农领导之下较为舒服和愉快。”

　　我个人并不是昨天才走到这个结论的。我和阿本集团中人谈话时，已几十次百次的表示过它。我一直都着重指出这个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我坚执而且三番四次地提议把那些已证明不能替党征集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由党员资格改为候补党员。后来的事变证明私人的信件，谈话和忠告并无一点结果──人们罕有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的。党的两个层次间，及其发展的两个时期间的冲突，升到表面上来，而且采取一种猛烈的派别斗争性质。现在留给我们的工作，只是清楚明确地向美国支部及整个国际组织贡献一个意见而已，俄国一句俗谚说得好，“友谊是友谊，但义务是义务。”

　　下面这个问题有可能提出：假如反对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倾向，不是表示再统一下去已不可能了么？那么怎么使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相和解呢？像这样提出问题，是片面地，非辩证地，又因而是错误地下判断。在目前的争论中，反对派已清晰的表现它的小资产阶级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反对派就没有其它特征了。反对派大多数成员都深深尽忠于无产阶级运动且都能够学习。他们今天虽和小资产阶级环境结合，但明天他们也能够和无产阶级结合。不一贯的人在经验的影响之下也能够变得更一贯。等到党包容数以千计的工人时，连职业的小组织家也能够靠无产阶级的纪律精神来重新教育自己。为了做到这一步，必须给他们以时间。正因为这样，所以加农同志提议保障这次讨论不致受到任何分裂、开除等威胁，这是绝对正确和妥当的。但是，这一点也一样无疑的，即，假如整个党采取反对派的道路，它就要遭受完全的毁灭。目前的反对派不能给党以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目前中央委员的多数派，比之少数派更坚定，更严肃，更深刻的表现党的无产阶级任务。正因为如此，多数派把斗争引向分裂是没有半点好处的──正确的思想将要胜利。反对派的健全分子也不能希望分裂──这去的经验非常清楚的证明，一切种类不同的临时苟合的团体，从第四国际分裂出去，便宣判自己永无出息并且要解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下一次党大会可以毫不担心。它将排斥反对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标新立异而保障党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