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杂志第72期社论
中东10月7日爆发的战事正震荡世界关系。这对于陷入与美国对抗的帝国主义冷战、同时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内经济危机的习近平政权来说，战事让事态更加复杂化。
以色列为征服巴勒斯坦人民的新战争（包括蓄势待发对加沙进行地面入侵），既是过往战争的恐怖重演，但同时也是截然不同的冲突。如今的恐怖程度处于新层次。联合国称，自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已有100多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以军空投的传单命令加沙北部120万居民在“24小时”内撤离。但他们无处可去。道路被炸断，通往埃及的边界已封闭。自开战以来，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大规模轰炸，将当地变成废墟，而30万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被动员起来，准备地面进攻。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包括儿童），正不断飙升。
新冷战形势下的战争
与乌克兰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是在新冷战背景下发生的，中美两国各自领导的阵营间的全球权力争斗日益激烈，主导著全球进程，并渗入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危机和冲突中。
美帝及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重新激活的西方阵营，当然宣布支持以色列当局。其实，由于哈马斯武装史无前例的大胆进攻，在10月7日从“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加沙越过边境攻入以色列南部并展开屠杀，各政府更容易地对以色列表达政治支持。这次袭击造成的以色列平民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多。
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以色列国对其土地和家园的残酷、持续加强的占领和围困，是有其正当性的，应获得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但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发动的攻击和屠杀，揭露了其反动本质。哈马斯是一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获得各色右翼、恶毒、反工人阶级的中东独裁政权的支持。
10月7日的袭击在以色列犹太人口当中引发的震惊和恐惧，加强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自卫”宣传，该政权准备对加沙进行无情和空前程度的地面入侵。这只会意味着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和大规模驱逐。在许多人担忧会出现“第二次灾难（nakba）”，这是指1948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被大规模驱逐。此基础上，民族主义和宗派冲突的恶性循环将持续并加速，以巴双方右翼威权势力也将崛起。正如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同志的声明所概述，只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才能打破这种不断有人头落地的发展。
拜登利用这场危机来展示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美帝仍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军事强权），向以巴地区派遣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后来又增加到两个，并警告伊朗政权不要直接、或通过黎巴嫩真主党等“代理”民兵势力干预局势。哈马斯是逊尼派穆斯林组织，并非直接受什叶派伊朗的政治控制，但他们从伊朗获得大部分武器、资金和训练。西方各国政府大规模强化了他们无批判支持以色列的宣传，包括拜登在内的许多外国领导人将在未来几天访问以色列。同时，全球各地城市都涌现了声援巴勒斯坦群众的大规模示威。在德国等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些抗议被谴责为支持“恐怖主义”，甚至出现会被警方起诉的威胁。
外力介入
伊朗独裁政权的权力并不稳固。22岁的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被残杀后，该国震撼地爆发长达一年的大规模抗议。为了摆脱国内的群众压力，伊朗政权可能会介入以巴战事（这并非不可想像）。过去一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与以色列军队交火，其领导人出于自身原因担心，如果以色列成功“消灭”加沙的哈马斯，军事平衡就会改变。内塔尼亚胡看来势必入侵加沙，这将引发更广泛的流血冲突及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其他中东地区部队被卷入局势、波及更大范围的战争爆发就会变得更为可能。
甚至以色列政府的西方支持者现在也在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限制其地面入侵计划的范围。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表示：“以色列再次占领加沙将是大错误”。美国数名发言人也开始提醒以色列当局要跟从“战争法律”。由于美帝被视为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罪行的同伙，其在中东和整个“全球南方”的地位恐将遭到进一步削弱。因此，美帝更倾向于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外科手术式”军事行动，但即使这样也无疑将付出非常高昂的人员伤亡代价。
这是否能成功“缓和”以色列政府的攻击，仍有待观察。内塔尼亚胡政权面临着巨大压力（“反对派”政党现在加入了一个支持当局军事行动的“团结”联盟），公众对“以色列史上最大的失败”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和辩论。大部分政权在战争开始时都会经历民调支持率的提升，但以色列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内塔尼亚胡吹嘘要铲除哈马斯并在军事上摧毁它，这是为了重新获得公众信任而做出的绝望尝试。因此，美帝也无法完全操控局势发展。我们在每个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中已见到的危机恐将更严重，如果这场战争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则尤其如此。
对习近平政权而言，唯一积极的方面，就是希望拜登和美帝国主义能够“分心”、将战略重点重新转移到中东，从而减轻中美冲突的压力。普京显然有着同样的希望，希望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目光（至少部分地）从乌克兰战争中转移开去。
但除此之外，所有其他因素都加剧了习近平的困难。短期内，美国再次展现为“世界警察”和作为中东地区的霸主。短短几天发生的事件，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习近平在中东众多危机中将自己塑造成权力掮客和潜在调解力量的企图。今年3月，中国协助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复交，对习近平来说是尽管有限、但重要的地缘政治政变。
2023年6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与哈马斯竞争的政府）领导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如此外交举措，主要是出于经济需要，但也有助于收买这些政权（大多是独裁政权），让他们在中共政权残酷镇压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问题上噤声。据报道，习近平还告诉阿巴斯，他愿意参与调解以巴冲突，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如今，这个提议听上去相当可笑。甚至说不定，习近平成功促成伊朗与沙特关系回暖（仍有待认真检验）之后已然得意忘形。事实上，习近平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迫旁观正发生的可怕事件，而非扮演“主要参与者”的角色。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共政权一有机会就夸大自己的“成就”，以展现强大的形象。尽管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尤其是经济影响力）不断加大，但中国要从根本上挑战或取代美国仍有一段距离。
和乌克兰战争问题一样，在宣传方面，如《环球时报》所言，中共主要强调美帝“拱火，而不是让事态降温”。这一评论当然正确，特别是从长年历史来看：美帝的战争、经济剥削、对独裁者的支持，以及对以色列资本主义的袒护，使中东多重、多变的危机长期存在并加剧。
中共的宣传
习近平政权也希望在这场冲突中展现“中立”和“和平使者”形象。就像在乌克兰一样，这意味着要走钢丝，因为随着每次危机的加深，中国资本主义的真正利益所在都会暴露出来。中共并没有为现有的压迫性全球秩序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因为它自身也代表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好是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延续，代表着与腐败专制精英阶层的交易，代表着以牺牲大众为代价来最大化其市场和原材料来源。中国石油进口有一半来自波斯湾地区。鉴于中国的国内危机、经济日本化以及世界最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中共只想避免新的全球威胁和不稳。
北京在外交上的危险处境，显现于中国现在是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了230亿美元这一事实。相较之下，中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只有1.58亿美元，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中国对以色列科技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并曾希望利用与以色列的关系来部分抵销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微芯片封锁。
北京面对西方政府和以色列的压力，被要求谴责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但北京拒绝谴责哈马斯。这种外交上的噤声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相当大代价，因为美国能将以色列进一步拉入其反对中、俄的冷战阵营。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共转向对以色列更友善的基调，它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可能会遭受难以估量的更大损失。
中国是整个中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5070亿美元。根据中国政府数据，已有21个阿拉伯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制衡并削弱美帝反华战略的手段，北京的“全球南方转向”已成为习近平2023年外交的核心特征。金砖国家（BRICS）8月的扩张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有三个阿拉伯国家加上伊朗及另两国获邀加入。这些步骤，以及其他扩大中国帝国主义在所谓“全球南方”（中东及亚非拉）影响力的举措，将受到正进行的加沙战争的严峻考验。
最起码，刚在北京开幕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被7000公里外的危机完全抢走风头。而如果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的话，战事恐将蔓延，中共在外交钢丝上将更难保持平衡。
继乌克兰战争的恐怖之后，战争正再一次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蔓延至以色列边境，这令我们看清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真相。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将人类拖向无休止的民族主义冲突、军国主义和恐怖战争的深渊。当务之急是在全球各国家地区建立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