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10日
作为档案短文系列的一部分，我们翻译了托洛茨基写给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澄清了对尚未巩固、新生的中共融解在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所谓策略的立场。这一反马克思主义政策是在1923-1927年革命高潮时期采取的。在苏联，斯大林领导的官僚反革命扼杀了工人阶级的民主，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原则，包括国际主义、党内民主、独立工人政党之必要性，以及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托洛茨基始终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是一个错误，它剥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立政治声音和独立行动的自由。相反，党成为了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的政治混乱支持者的具乐部，并妄想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权威因此被骑劫，用来镇压工人斗争。1927年4月，蒋介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工人，这一悲剧性政策以灾难收场，中国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由此开始。
您指出俄国[联合]反对派直到1927年上半年，还没有公开要求退出国民党，这一点是很准确的。不过，我相信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公开评论过这一事实。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开始，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也反对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译注：英文原词是Kuomintern）”。
“离开国民党”
拉狄克总是联合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我。1923年[左翼]反对派的年轻成员几乎全部都支持我。拉科夫斯基当时在巴黎，消息不够灵通。一直到1926年，对于这问题，我在政治局都是独立地投票，反对其他所有人。
1926年，我在反对派报刊上引述关于中东鉄路的观点同时，我再次正式提出了共产党立即脱离国民党的提案。这遭到了一致反对，并为后来[斯大林主义者]的诱骗起到了很大作用。1926年和1927年，我与季诺维也夫派（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1925年与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结盟组成联合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间断的冲突。
有两三次，事情到达了爆破点。我们的中心由两个人数大致相等的倾向 结盟而成，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联盟。
在投票中，拉狄克出于原则，而皮亚塔科夫则出于无原则，背叛了1923年[左翼]反对派的立场。我们这一派对此非常愤怒，要求把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从中央罢免。但由于这是一个与季诺维也夫派分裂的问题，所以大家总体决定，我必须公开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并以书面形式让[左翼]反对派了解我自己的立场。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这么晚提出这个诉求，尽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一直将我的观点与[联合]反对派的官方观点分开起来。
有原则的政治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正式妥协是犯了错误。无论如何，这个错误只有在季诺维也夫派的进一步演变中才变得十分明显。当时，在我们派别的绝大多数人看来，与他们分裂是绝对致命的。因此，[国际左翼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的]宣言与真正的俄国反对派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事实毫无矛盾。
在被[斯大林]监禁、流放等的千计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拉狄克。我在许多信中也提到过一个事实，就是绝大多数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人在中国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并不坚定。这是他们的典型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