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就业与先进生产力的矛盾
朱工 中国劳工论坛
截至2024年，中国已有十数个城市开始运营无人网约出租车。近期，“萝卜快跑”（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公司Appolo的网约车平台）因在武汉市订单爆发式增长引起广泛关注，“无人驾驶网约车”登上了网络热搜。
“萝卜快跑”，司机下岗
武汉是中国无人驾驶测试和营运的重点城市，包括Apollo在内，多家无人驾驶企业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在武汉街头测试，包括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公交、地铁等。以往，这些无人驾驶车辆以几辆或十几辆的规模，在测试阶段向市民免费或超低价开放（正如大陆其他许多城市正在进行的），这些小规模投放的无人驾驶车辆在测试阶段并未对市场造成影响。根据武汉市政府统计，截至2023年底，武汉市有出租车1.6万辆、网约车日均营运2.94万辆。2024年2月起，以“萝卜快跑”为首的无人网约车平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批准，开始大批投入市场。6月时，“萝卜快跑”已投入市场400余辆；到7月中旬，尽管没有被百度公司或政府承认，但据武汉出租车司机称，“萝卜快跑”实际已经投放超过1500辆。
无人驾驶网约车除了充电，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地运营。目前“萝卜快跑”已完成超过600万订单。通过暂时的优惠活动，甚至可达低至0.5元/公里的里程价，平时价格也仅约为普通网约车里程价的1/2-3/4。尽管无人驾驶网约车存在车速慢、AI算法“苕”（武汉方言，傻、笨，指应对复杂路面情况反应慢）的问题，暂时无法取代有人驾驶车辆的灵活、高效率，没有对传统网约车单价造成剧烈冲击；但仍引发了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许多“灵活就业者”（失业、半失业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的担忧和质问：随着AI技术在多个地区、各个领域推广普及，被AI抢饭碗的700万网约车司机、8400万“依靠互联网平台的灵活就业职工”怎么办？
过劳的数据标注员“淘汰”过劳的司机
自新冠疫情以来，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经济危机加剧，飙增的失业人口涌入网约车行业。2024年，中国已经有接近700万网约车司机，而在2020年底，持网约车执照的人数还不足300万人。平台随即压价内卷、提高抽成，网约车司机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普遍超负荷工作，甚至吃住都在车上。据武汉市网约车司机称，到2024年，工作十小时的收入仅为200元，相较三年前入行时的400元腰斩。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调查显示75%以上的网约车司机被迫日均工作10小时以上，很多甚至在12-16小时以上。未来无人驾驶扩大规模后，势必有更多司机被迫退出网约车行业，贷款购车也将被低价收回、以负债者的身份再次失业。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急需建立独立工会。面对无人驾驶技术的冲击，团结的、有斗争意志的全国司机工会是唯一能够为司机争取合理补偿和转岗机会的武器。
中共政府力图“弯道超车”发展新兴行业来取代房地产的断裂支柱，AI人工智能便是其选中的“赛道”之一。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背景下，中国的AI发展受到美国的掣肘，同时中共亦希望透过“领先的”无人驾驶技术打开出口市场。因此中国在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大规模商业运营，加上少数科技巨头对数据的垄断集中与不透明化，使得自动驾驶等行业在发展上需要付出更多血的代价，武汉已有多起无人驾驶车辆造成的车祸。
无人驾驶汽车最主要依赖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图像识别，背后是无数外包的数据标注员在进行着辛勤枯燥的简单重复劳动——在图像上做标注、拉方框。其中不乏职业中学的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出卖劳动力换取低廉的工资以补贴家用。人工智能行业内有句话叫“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AI行业的确能够吸纳就业人口，但相较于被淘汰的失业人数，其成效杯水车薪。
AI给人类带来福祉还是失业？
同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生产力飞跃相同，AI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剧，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代表生产力的进步，但必然使得大量靠驾驶为生的工人阶级面临失业。这再次证实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进步不但没有惠及全体劳动者，反而会加剧工人阶级的苦难。只有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政策下，工人民主国家承担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的责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失业救济、职业培训和再就业的岗位，才能使科技全面造福广大劳动群众，每名劳动者工时减少而工资不减，群众更加有时间休闲娱乐、提升自我。这与资本主义借由科技减少雇用劳动力、强化剥削的运行机制相违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资本主义陷入深重危机的时刻，不想、也不能实现这一点，只会任凭劳动者在过劳和饥饿线上挣扎与内卷竞争。
在中国，AI技术的应用不仅在无人驾驶领域，AI+维稳镇压、AI+军工科技更是中共政权热衷于投资的领域，新技术进一步强化了独裁政权对人类安全、隐私的控制。AI科技公司的公有化与民主监督势在必行，确保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解放人的劳动，而不是强化少数人的剥削压迫。但这样的改变必然触碰中共资本主义独裁的“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