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准备镇压
Per-Ake Westerlund ISA国际执行委员会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4年9月10日）
孟加拉国的群众斗争正处于决定性时刻。在群众运动迫使总理哈西娜辞职并流亡一个月后，高涨的工人罢工浪潮与代表跨国企业资本所有者的新政府之间正形成对立。
据《每日星报》9月8日星期日报道：“由于加济波尔、萨瓦尔和阿舒利亚昨天发生劳工骚乱，约200家工厂暂停生产，临时政府警告将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无政府状态。”部长、警察局长和情报官员在同一天召开了紧急会议。一位政府顾问告诉该新闻媒体：“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了挽救工厂、工人和经济，必须对某些人采取严厉行动。”
罢工蔓延
上周，在占主导地位的服装业（绝大多数为女工）以及制药厂和制鞋厂，工人抗议急剧增加。其中包括罢工，通过在不同工厂间的游行、封锁道路以及在公司和当局办公室举行大规模抗议来传播。这一运动和方法显然受到了今年夏天群众运动的启发，当时这场运动出现了革命特征。
在警方的建议下，许多公司关闭了工厂。周末，“警察、军队和边防卫队出动”以确保生产能够重新开始。警方还试图“查明并逮捕那些制造动乱的人”。政府和公司将责任归咎于“外来者”，但政府顾问承认“很难区分工人和外来者”。
另一家网站bdnews24.com以“孟加拉国服装业工人抗议活动突然激增的原因是什么？”为题，评论说:“服装工人突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诉求。”
“沙尔敏集团，是阿舒利亚较大的制衣厂之一，雇用了约20,000名工人。在工厂大门连续两天遭到袭击后，工厂宣布关闭。工人已向工厂当局提交了一份包含20项要求的清单，其中大部分要求对于该行业都是新诉求。”
工资、产假和国有化
其它工作场所也提出了10至15项诉求，包括工资增长15%至20%、增加加班费和夜班费、午餐和交通补贴、工人生病的健康治疗（包括送入医疗机构治疗）、产假和工资、正式员工每两年晋升一次工资等级、开斋节期间的奖金和休息日，以及结束工作场所的骚扰和迫害（这些骚扰和迫害包括将抗争者列入黑名单）。
导致罢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许多工厂拖欠工资。这些情况并不新鲜；对孟加拉国工人残酷的超级剥削已经经年累月，这也是孟加拉国资本主义“经济奇迹”的基础，以此吸引了跨国公司。正是由于群众斗争的影响，工人和贫困群众才敢于拒绝再忍受这些不公正，走上了激进斗争的道路。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工人提出新的诉求，要求服装业雇用更多男工。在许多家庭中，纺织女工是唯一有收入的人。这一需求强调了双份收入的必要性。
为了在工厂倒闭和裁员时期保护工作岗位，人们提出了国有化的诉求。在一个拥有如此多跨国公司和分包商的国家，这是一个关键的诉求，而且应与建立工人组织联系起来，为工人控制工业奠定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做出了承诺，但在复工后却没有兑现。总的来说，资本家们在等待时机，并对抗议进行威胁。据一家新闻媒体报道“孟加拉国针织品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主席Mohammad Hatem说有些诉求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他们只是提出诉求，我们可以在谈判桌上讨论，但他们却走上了街头’。他指责一些‘利益集团’想要破坏该行业，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行动升级
在过去的一周里，罢工和抗议持续升级。尽管受到威胁、工厂被资方关闭，罢工工人们要求立即回应他们的诉求，并拒绝返回工作岗位。其他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的经验表明，这种情况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必须在斗争中采取新的步骤。
罢工运动需要的是民主组织和协调。运动不仅存在警察干预的风险，更关键的是缺乏足够的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工会只组织了全国5%的劳动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两大亲资本主义政党（哈西娜领导的人民联盟和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所控制，他们公开表示“没有资源”在工厂组织会议，一些工会领导人对当前的运动提出了质疑。
没有经验丰富的领导和真正的组织，就会出现真空，其他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制造混乱。例如，腐败政客处心积虑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比如争夺销售服装织物废料的“jhoot”暴利业务。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其中许多是外国资助的，他们的过往记录差强人意，包括反对运动“政治化”、以及使斗争脱轨并走向“妥协”。
由学生抗议配额制发起的群众运动，在短时间内演变成了对专制腐败政府的反抗，最终数十万人参加了8月5日的“达卡长征”。镇压失败后，尽管数百名抗议者丧生，2万多人受伤，1.1万人被捕，军方建议哈西娜下台，将军们成立了新政府，以代表资产阶级控制局势。
新政府
学生运动发生的事情包括，与警察以及暴徒发生肢体冲突，而这些暴徒正属于哈西娜领导的人民联盟学生派别。群众抗议期间，群众烧毁了警察局，到人民联盟领导人家中抗议，无视宵禁、互联网和交通系统封锁。这些爆炸性的斗争和胜利的表象，至少在击败资本主义制度最公开的反动脸孔方面，显然激发了当前的工人抗议活动。
学生运动的群众抗议也中断了该国服装业的生产，而服装业占出口的85%，孟加拉国在全球纺织品出口仅次于中国。
因此，新政府的任务是“恢复平静”（控制），全球资本主义机构智囊团国际危机组织总结道。“临时政府需要迅速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特别是要让占该国出口收入的85%的服装业恢复发展。”
国际危机组织向仓促组建了新政府的军方提出建议，称“如果没有学生的支持，临时政府难以服众，甚至可能面临新的示威”；“新政府需要一些经验人士，所以提名了小额信贷的先驱、资深社会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来领导临时政府。”此外，国际危机组织还主张废除宪法要求在80天内举行新选举的规定。事实上，尤努斯执政仅两周就表示，他不会受任何选举时间表的约束，并强调他必须首先进行“重大改革”。
推翻哈西娜政权的斗争无疑给工人带来了信心。但“七月革命”仍然存在根本的矛盾。尽管“七月革命”的组织过程和英雄主义展现出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征，但至少截止现在，这场斗争只导致了获得国内外资本家首肯的、旨在维护建制的政府上台执政。
根据建议，两名学生领袖加入了政府——担任邮政、电信和IT部长，以及青年和体育部长，以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可信度。其他部长则包括了前准将和前孟加拉银行行长。尤努斯本人掌管27个部门，包括国防、教育、食品、纺织和妇女部。这不是七月革命的政府，而是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政府。群众运动不能对它抱有幻想，而是要为了建立以工人阶级和贫困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政府，继续进行斗争。
孟加拉国的群众斗争向全球的资本家和跨国公司发出了警告——在新的危机时代，世界各地都可能爆发群众运动。在许多国家，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根源都是一样的：高通胀、物价上涨、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失业率上升以及政府愈发威权。几十年来，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剥削了孟加拉国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然而，经济大发展并没有给创造财富的工人带来任何好处。政权更迭让群众暂时体会到了参政的自由，但并没有作出根本性的变革。
民主的舞台？
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抗议一样，孟加拉国的群众抗议起源于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公职配额，随后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反对政府和国家权力的运动。当法院（即政府）在7月中旬让步时，反对配额的最初要求或多或少得到了实现。但此时，群众诉求已经转向反对前期政府及暴力机关对和平示威的大规模镇压，并在7月底将矛头转向要求政府辞职、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并逮捕应对此负责的警察。等到政府要求谈判时，运动的势头已经扩大，使得学生领袖拒绝与政府谈判。
这场运动还表明，诉求可以自下而上地实现，不必等待政府或法院的批准。学生要求取缔执政党的学生组织查特拉联盟（Chhatra League），并已将该组织赶出许多校园，同时宣布这些校园“已脱离查特拉联盟”。而且，这场运动没有局限于学校的范围，进入了城区的游行，封锁了高速公路和铁路。
孟加拉国七月的抗议与其他国家抗议的活动有许多共同点。抗议活动由年轻人、学生领导，许多年轻女性也身处前线。随后加入抗议活动的是教师，然后是律师和工人中更广泛的群体。最后，国家镇压的严重性迅速盖过了其他所有问题。
这一运动震动了统治阶级。8月3日，学生运动要求政府辞职，并发出了呼吁不交税款和水电费，关闭法院、办公室在内的所有机构，呼吁港口、运输部门和工厂停工。他们甚至呼吁停止来自海外汇款，这是孟加拉国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政府垮台后，连惹人憎恨的警察部队也在8月6日至11日罢工，并将其过去的行为全部归咎于政府，以免遭到报复。
孟加拉国的运动具有政治革命的一些特征——这是一场推翻独裁政府的群众运动。然而，正如历史上其他许多斗争所表明的那样，这只是一场革命的开始。
2011年，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推翻后，ISA赞扬了运动所取得的胜利和群众的力量，但鉴于缺乏现存革命政治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我们也对反革命的危险做出了警告。帝国主义和军事机构是孟加拉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必然会为反革命做准备。反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最革命力量的组织程度，取决于它是否拥有战斗的策略和自觉的社会主义领导。具体到今天的孟加拉国，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工人和学生不应支持或信任美国支持的尤努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革命斗争最重要的一课可以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学到。二月革命推翻了可憎的沙皇，为群众带来了变革和民主的希望。这种群众情绪甚至影响了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包括斯大林。他最初对新临时政府给予了“批判性”支持。在今天，斯大林主义者也提倡“阶段论”，即从所谓的“民主阶段”开始，然后再为社会主义而战。然而，列宁指出了二月革命的局限性，提出了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党，并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最终实现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必要性。以资本主义和沙皇国家为基础的临时政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相反，正如列宁所警告的那样，它将成为反革命的“组织中心”。
在今天的孟加拉国，工人们应该要求成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制宪议会，以取代腐败分子和精英群体控制的国民议会。这样一个制宪议会应有权接管最大的公司，将其置于民主的公有制下，并实施深入的社会改革：增加工资和养老金、就业保护和医疗保健。而这些改革只有工人阶级在群众和包括学生在内的支持下组织起来，建立工人的工厂委员会、真正的群众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形成新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才能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