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污染亟需社会主义方案
北海 中国劳工论坛
今年4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在其报告《中国已经成为污染大国》中说，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并远远超过自身的环境容量极限。近三十年来，中国依靠“三高”企业（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但其代价是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空气、水源、土壤遭受着空前的破坏。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群众的担忧。中国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当前中共专制统治和阶级压迫导致国内矛盾愈演愈烈，群众的每次团结行动，都可能成为爆发全面反抗的导火索。为了平息群众的怒火，中共开始采取措施应对突出的环境问题。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将在2013-2017年间投入1.7万亿元治理大气污染。但是由于缺乏社会监督，这些资金具体怎样使用很难为公众所了解。
污染西进
为改善空气质量，北京今年将清除300家高污染企业，其中一部分将前往河北、天津和内蒙古。尽管政府声称不会转嫁污染，但企业的改造缺乏充足资金，政府给出的承诺也没有任何现实保证。首钢集团将钢铁产业搬迁到河北唐山，就是一个转嫁污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国东部地区“治理”环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停止燃煤发电项目后，为保证充足的电力供应，煤电只能向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东部一线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洁”的电力，而将废气和灰尘留在电力输出地。
2012年，被称作“中国蓄电池产业基地”的江西省宜丰县爆发血铅风波。起因是当地多家蓄电池厂排放的铅尘导致大量儿童血铅超标。宜丰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那些受到整治的污染企业到当地建厂。在国内外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愿彻底清理高污染行业。因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企业。如果出重拳治污拖住了经济的脚步，隐藏在光鲜表面下的烂疮就会曝露出来，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其后果远比环境问题严重的多。
世界工厂的污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担忧中国的环境污染，例如试图向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却难掩其伪善面目。196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外转移高污染企业，中国就是一个重要接收地。据统计，中国引进的投资中至少有20%属于高污染行业。《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006年中国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来自与产品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如果将中美贸易中相关的污染排放物计算在内，2006年美国对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将要比当前数据高出6-19%。
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铝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增加的产能是不合理的，因为污染非常严重。可以将这些行业放在国外进行，而且效率更高，污染也不会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这些污染企业搬到更落后、更缺乏环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见，与中国国内的污染转移相似，掌握着金融霸权的欧美资本主义自己享受着清洁的环境，却将落后地区的人民投入废水与废气之中。随着中国国内环保措施的加强，高污染企业为了寻求宽松的环境，很可能将生产搬到东南亚等工业化水平更低的地区。
治理环境污染亟需社会主义方案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是为了追求利润。无序的、过度的生产往往浪费大量资源，同时排放有害物质。等到当地群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又会将污染转移到落后地区。资产阶级仍旧大肆敛财，受愚弄的却是人民。另外资产阶级政府会将环境治理外包给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为了清除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污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钱。环保行业的资本家借此装满了自己的钱包，而该行业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受到剥削。可见资产阶级并非关心人类的共同家园，而是视之为另一个可以增值其资本的行业。
为了解决环境污染，我们必须提出并坚持一个社会主义方案：各地组织居民委员会审查当地企业生产状况，关停高污染企业，只有各地居民都组织起来才能阻止污染向其他地区转移。只有将行业和银行国有化，并将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众的需求而非资本家的贪欲进行生产，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并且打破石油业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洁净能源。只有国际上实行民主监督的计划经济，才能避免将落后国家变成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避难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