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eta Hong Fincher
评论：张蜀杰（中国劳工论坛）
“政府支持下的对‘剩女’的宣传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25年市场化改革中）性别不平等回潮的一部分。” —Leta Hong Fincher
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和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学者，自幼受母亲的中英双母语教育，并在70年代就随父母到访中国。该英文书是她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从2010开始的两年半调查研究的结果。
在她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女性急于结婚，即使对男方并不特别满意，有时甚至是在经济利益受损的条件下也会结婚。这些被访问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信她们将会或已经成为“剩女”。
随后Hong Fincher发现“剩女”一词在2007年后出现在中国媒体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共所谓的女性组织）定义剩女为27岁以上的单身[未婚]女性，而在媒体中甚至提前到25岁。
很多发表在大众媒体包括全国妇联网站上的文章宣称，很多女性不容忍对方的瑕疵而追求完美，直到和她们年龄和学位相仿的男人都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正如Hong Fincher在书中指出，中国人口性别比例极高，2008顶峰时期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达到121：100。而这是一胎政策、传统对男孩的倾向和性别选择流产等原因超成的。因而所谓的“剩女”问题并没有事实的依据。
对“剩女”的媒体宣传的动机之一，如Hong Fincher发现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鼓励婚姻。因为政府认为过多的，无法找到妻子的男性威胁社会稳定。
当局的人口计划政策也是原因之一。Hong Fincher指出这一政策不仅为控制人口数量也是为了控制人口质量（即所谓“优生优育”）。因而当局希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女人结婚生子，然后教育良好的下一代给国家。
一个在中国媒体广为传播的“伪科学”是30岁以上的女性可能生育不健康的宝宝。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甚至被Hong Fincher采访的女性当中很多人曾被医生警告如果等到28或者30岁再要孩子可能生出有缺陷的宝宝。
和“剩女”媒体炒作特别相关的另一因素是房地产市场。Hong Fincher采访到的一名专业售房者说楼市的“刚需”来自城市居民人身当中的以下事件 1）结婚 2）怀孕和首次生育 3）子女开始上学。
Hong Fincher进一步解释，由于政府不希望楼市过热或过冷而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很多城市中的住房限购政策；国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楼市低迷时也不降低房价；房地产商和国营媒体、婚介行业联手强化传统的社会惯例，即结婚必须先买房（国营媒体和房地产广告营造出“中国女人绝不嫁无房男人”的假象）。
除此之外此书对楼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和很多人想的相反，Hong Fincher认为高房价可能反而帮助了中共维持社会稳定。
她阐述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有房产被认为是成为中产阶级的标准）的行动主义只是集中在发生在他们“后院”的问题上，如抗议修建有毒化工厂，但是这在目前并没有潜力发展成挑战政府权威的集体行动。另一面社会学家Jean-Louis Rocca 指出有房人士倾向于支持中共一党政权，认为参与政治威胁自己和中国社会。“中国不需要政治变革，需要的是稳定。”
另一方面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被迫集中精力赚钱买房成为有产者，而没有精力剩下来关注社会变革。
而对于以上问题对女性的影响，Hong Fincher发现尽管大多数女方家庭对新房贡献很大，如支付部分首付和偿还贷款，过半新房只登记男人的名字。这个问题在2011年婚姻法新的解释出台后，对女性的影响雪上加霜。Hong Fincher发现中国贫富差距中，男女性别间的财富差距是最大的。
而更严重的是，这为女性在婚姻不幸，甚至家庭暴力下离婚增加了更大的阻力。很多人担心离婚后，她和小孩无处栖身。
此书叙述了中国家庭暴力的严重状况。即使官方数据都承认四分之一的女性受到过伴侣的暴力，而实际数据比这高得多，因为很多妇女不认为被丈夫打一下就算家庭暴力，也没有对恋爱关系中性侵犯和性暴力的认识。婚内强奸在中国甚至都不构成犯罪。
而且受到伤害的妇女几乎无处寻求帮助。2009一名女性在向警方八次举报家暴之后被她男人谋杀，而杀人者只以“故意伤害”配偶的罪名被判六年半。
在此书的最后一章 Hong Fincher采访了数名女性活动家。一名24岁的女同积极参与女性主义活动，她的团体组织大量以“形为艺术”为名的行动，如著名的“占领男厕”活动。她们也身穿被泼了红墨水的婚纱，呼吁对家庭暴力的重视。
另一名女性活动家是叶海燕，她多年对性工作者维权。在2013年抗议小学女生被校长和官员强奸之后，被警察逮捕过，最后甚至被房东踢出家们。
书中也提到了女性在个体层面上的斗争。Hong Fincher采访家暴幸存者李金（Kim Lee），她是著名商人（“疯狂英语”的）李阳的来自美国的妻子。虽然作为美国人，她仍然在数年的抗争后才得到法院有利的判决。在这个过程中她曾想过放弃，但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女性在她博客上的留言给了她继续抗争的决心。她得到了许多中国女性的感谢和支持，也遭到了很多人的仇视。
难能可贵的是Hong Fincher阐述了女性主义者和中国革命间的关系。在清末、民国和中共革命时期，秋瑾等女性就呼吁性别平等和参与革命改变社会。而“五四”时期更将妇女的解放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尤其是中共上台后50-60年代，妇女的地位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这些妇女解放的主张并不总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的。Hong Fincher没有提到的是在民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男性对女性解放的支持大多来自民族主义的立场，一个观点是中国需要现代化的妇女来为资本主义提供劳动力。而中共革命后的妇女解放一方面是由于来自女性群众的呼声和党内女性活动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放女性的生产力，但由于毛泽东政权的官僚化下，农村落后封建文化重新回来，女性起初获得的权利也慢慢退倒。正如Hong Fincher在女性被要求作和男性同样强度的工作，但是女性仍然需要照顾家庭成员和做家务。一些刚刚生育的女性被迫背着刚出生的婴儿下地耕作甚至将婴儿独自留在家中，而由于繁重的劳动负担而无法给婴儿提供母乳。很多女性因此留下一生难忘的痛苦。
除了这些，此书也写到了关于LGBTQ群体，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等的内容。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女性解放在于女性自身的抗争并其他受压迫者如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为女性解放提供必要的经济的基础如公共和免费的托儿所、养老院，民主公有的经济为女性提供就业等等。同时左翼人士也必须真正重视女性斗争、坚决反对性别主义和歧视（包括工人运动中的性别主义），这样才能让更多女性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