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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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書的兩句話

    「民主」革命的第一階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機,以及五月六日通過建立有孟什維克和民粹派參加的聯合政府的方法對此危機的解決。整個第一階段的工作,本書作者都沒有參加,因為,在五月五日,即聯合政府成立前夕,本書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關於革命的第一階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國所寫的論文中有所闡述。我認為,這些論文在所有主要的論點上完全符合列寧在其《遠方來信》中對革命所做的分析。

    自從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相符合。列寧制定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路線,我當然是完全並且充分支持的。關於農民問題,我同列寧之間連一點分歧的影子也沒有,當時列寧正處在完成反對布爾什維克右派的鬥爭的第一階段,反對他們那個「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在我正式入黨以前,我就參加擬訂了一些以黨的名義提出和發出的決議和文件。我推遲三個月入黨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區聯派組織中的優秀分子和一般來說的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同布爾什維克趕快合併到一起。我實行這項政策,也是列寧完全同意的。

    本書的編者要我注意,在我當時所寫的一篇論文中,我會為了團結,指出過布爾什維克在組織上有「小組習氣」。別有用心的祭司,像索林同志之流,當然要急忙把這句話直接拉扯到關於黨章第一條的爭論上面去。當我在言論上和行動上都承認了自己的一些實際的和巨大的組織上的錯誤以後,我以為沒有必要再為這件事去爭論了。但是,對於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體的時間條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壞影響較少的讀者會找到十分簡單而直接的解釋。在區聯派的工人之中,還存在有從過去遺留下來的對於彼得格勒委員會組織改策的很嚴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區聯派裡面很盛行「小組習氣」的議論,他們在這樣做時總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現象」,這在類此場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論文中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是:小組習氣是存在的,它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但是,為了使它減小,區聯派必須停止獨立存在。

    我向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由十二個貝捨霍諾夫組成政府的那個純粹論戰性的「建議」,被有的人——大概是蘇漢諾夫——說成是好像我個人對貝捨霍諾夫獻慇勤,要麼就好像是一種不同於列寧的特殊路線。這當然是最露骨的奇談。當我們黨要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蘇維埃奪取政權的時候,這也就等於「要求」由若干貝捨霍諾夫組成政府了。因為,歸根結底,在貝捨霍諾夫、切爾諾夫和唐恩之間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別,而為了使政權易於由資產階級轉入無產階級,他們幾個人是同樣可用的。貝捨霍諾夫不過對統計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挾裡或切爾諾夫來,能使人產生一種稍微精幹一些的印象而巳。一打貝捨霍諾夫等於是由一打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組成的政府來代替聯合政府。當我們黨所領導的彼得格勒群眾提出了「打倒十個資本家總長」這一口號的時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維克和民粹派來佔有這些總長的位置。「資產階級民主派先生們,把那些立憲民主黨人趕出去吧,把政權拿在你們手裡吧。把十二名(多少隨便吧)貝捨霍諾夫安置在政府裡面吧。我們答應你們,將來到時候,我們一定盡可能『和平地』罷免你們。這時候很快就要到了。」這裡沒有任何特殊路線。這是列寧不止一次提出來的路線。

    我認為必須特別強調本書的編者連茨涅爾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書引用的大部分講話,不是根據速記記錄(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記記錄),而是根據妥協派報紙一半是無知,一半是出於居心叵測的記者的報道。當我匆匆地翻閱了幾篇這類文件之後,我就打消了原來想要對這些文件多少加以刪改和補充的計劃。讓它們以本來的面目存在著吧。它們也是一種時代的文件,哪怕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由於連茨涅爾同志對本書作了許多註釋,由於連茨涅爾同志和他的助手蓋列爾同志、克雷讓諾夫斯基同志、羅文斯卡婭同志和伊·魯米爾同志為本書作了許多細緻的工作,本書才能得以出版。

    在這裡,我向他們致以同志的謝意。

    我要特別談談我的親密的同事姆·斯·格拉茲曼,他為這本書所作的巨大的準備工作,就像為我的其它幾本書所作的準備工作一樣。在我寫這幾行的時候,我對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員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於基思洛沃得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