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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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戰反護國主義的鬥爭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府的推翻,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躍進。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範圍內來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個階段,那麼,它只不過表明俄國已接近於譬如像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法國那種類型。小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從來也沒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也沒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階段,而看成是一種「民主主義的」至寶。他們也就根據這一點,建立了革命護國主義的思想體系。他們所保衛的不是某一階級的統冶,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們黨內,革命的二月變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異常混亂。實際上,《真理報》在三月間對於革命護國主義的立場此對於列寧的立場更接近。

    我們在一篇社論中,看到這樣一段話:「當軍隊彼此對立作戰的時候,如果建議其中一方軍隊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麼,這是最荒謬的政策了。這種政策不是什麼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對這種政策一定是氣憤而鄙棄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堅定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槍彈還槍彈,以炮彈還炮彈。這是無庸爭辯的。我們不應容許任何瓦解革命軍事力量的行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報》,社論《不要秘密外交》)這裡所說的不是階級,不是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各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而是自由的人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想法和說法都是徹頭徹尾護國主義的!這篇社論接著又說:「不要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軍隊,那空洞的『打倒戰爭』也不是我們的口號。我們的口號是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目的是迫使它公開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決然地盡力(!)說服(!)所有交戰國立即開始談判,以商討停止世界大戰的方法。但是在那個時候來到之前,每個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壓迫帝國主義政府,以便「勸說」它做好事,這是德國考茨基和累德堡、法國讓·龍格、英國麥克唐納的綱領,但決不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綱領。這篇社論最後不只「熱烈歡迎」彼得格勒蘇維埃那篇怨聲載道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書》(這篇宣言完全充滿革命護國主義的精神),而且「高興地」指出報社贊同彼得格勒兩次群眾大會作出的顯然是護國主義的決議。只要指出下面這一點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其中一項決議是這樣講的,「如果德奧兩國的民主派不肯聽取我們的呼聲(也就是臨時政府和妥協派蘇維埃的「呼聲」。——托洛茨基),我們就要保衛我們的祖國到最後一滴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報》)

    引用的這篇社論不是絕無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確鑿地表明了列寧回國以前鍍真理報》的立場。例如,在下一期的社論《論戰爭》中,雖然對於《告壘世界人民書》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同時卻又說:「不能不歡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昨天的告壘世界人民書,因為它號召他們迫使本國政府停止屠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期《真理報》)」可是究竟從哪條道路去尋求擺脫戰爭的出路呢?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出路是壓迫臨時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開始和平談判」。(同上)諸如此類的引文——隱蔽的護國主義的和偽裝的妥協主義的——還可以舉出不少。正當那個時候,甚至更早一個星期,還沒有離開自己蘇黎世的小屋的列寧就在自己的《遠方來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沒有送到《真理報》)裡猛烈地抨擊了那些對護國主義和妥協主義表示讓步的任何暗示。他通過資產階級報紙電訊的歪曲報道,瞭解到革命運動的情況。在三月八日(二十一日)他寫道:「絕對不容許蒙蔽自己和人民的是:這個政府要繼續進行世界戰爭,這個政府是英國資本家的代言人,它要恢復帝制,它要加強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無產階級革命》第七(三十)期第299頁)隨後,在三月十二日,他又寫道;「建議這個政府締結民主和約,那無異乎向妓院鴨母宣傳行善積德」。(同上,第243頁)正當《真理報》號召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為和平而努力的時候,列寧寫道:「建議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盡速締結真誠的、民主的、睦鄰的和約,就等於一個善良的鄉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慈愛待人,當左邊吃了一記耳光時,就讓人家再打他右邊。」(同上,第244—245頁)

    四月四日,列寧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開始堅決地反對《真理報》在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立場。他寫道:「不給臨時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諾言,特別是關於放棄兼併的諾言,完全是謊話。要進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傳佈幻想,『要求』這個資本家政府不再成為帝國主義政府。」(《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頁)妥協派三月十四日發出的受到《真理報》極端恭維的告全世界人民書,列寧只稱之為「怨聲載道的東西」,「烏七八糟的東西」,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號召其它國家的人民同本國的銀行家決裂,另方面自己卻同本國的銀行家建立聯合政府,這是極端的虛偽。列寧在一篇行動綱領草案中寫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賭咒發誓,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國際主義者,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向各方面『逼迫』政府,贊成堅決『要求』本國政府『表達人民的和平意志』。」(《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2頁)

    說不定,乍一看到這種意見,會有人起來反駁。難道一個革命的政黨可以不對資產階級和它的政府施加「壓力」嗎?當然,不可以。對資產階級政府施加壓力是改良的道路。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不拒絕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對於次要的問題才有用,對於主要問題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取不到政權。不能以施加「壓力」的方法去迫使資產階級在與它整個命運有關的問題上改變自己的政策。戰爭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勢,正由於它沒有為改良主義的施加「壓力」留下餘地。要麼,就一直跟著資產階級走,要麼,就把群眾發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從它手裡奪取政權。在第一種場合下,可以從資產階級那裡得到某一些內政上的好處,條件卻是絕對支持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恰好因為這樣,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從戰爭一開始就公開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也恰好因為這樣,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著手創立新的國際。

    《真理報》的觀點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觀點,而是民主護國主義的觀點,儘管它的護國主義並不徹底。我們推翻了沙皇政府,我們正在對民主政權施加壓力。這個政權必須向各國人民提議媾和。如果德國民主派不能相應地對本國政府施加壓力,我們就要保衛「祖國」到最後一滴血。和平的前途並不是作為工人階級的獨立任務提出來的,工人階級的使命是通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來實現這項任務。因為也沒有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實際革命任務提出來。然而,這兩件事卻是彼此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