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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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國革命對於社會民主黨人以外的任何人來說,都是出乎意料的。馬克思主義早就預言了俄國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資本主義發展同保守專制制度之間的衝突,決定了革命的爆發是遲早的事。馬克思主義預言未來革命的社會性質為資產階級革命,這就是說,革命的直接 的客觀任務在於為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創造出「正常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現在已經用不著討論和證明了。目前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任務:對發展中的革命的內部結構進行分析,以發現推進革命的「可能性」。如果有人還以為我們的革命同法國大革命或1848年歐洲革命是一回事,他就犯了個大錯誤。自由主義所依靠和賴以為生的歷史模擬方法,決不能代替社會分析。

      俄國革命具有極其特殊的性質,這種性質是我國整個社會和歷史發展的特點的總結,反過來,這一特殊性又揭示了嶄新的歷史前景。

    第一章 歷史發展的特點

      如果我們把俄國社會發展的情況同其它歐洲國家的社會發展情況(把共同特點極相似、其歷史與俄國歷史不同的一些歐洲國家作為一類)進行對比的話,我們可以說,俄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特點是相對的原始性和緩慢性。

      在這裡我們不準備詳述這種原始性的自然原因,但事實本身是毫無疑問的:俄國的社會生活建立在比較匱乏和比較原始的經濟基礎上。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基礎。只有當這種發展達到一定高度時,經濟組合以及階級和等級才能形成。等級、階級的分化取決於勞動分工的發展和較專門的社會職業的形成,在發生等級和階級分化之前,必須有一部分從事直接物質生產的人創造出剩餘產品,亦即除生產供自己消費的東西以外還有剩餘,只是由於剩餘產品同生產者的分離,非生產階級才有可能興起和形成。此外,生產階級本身內部的分工,也只有當農業的發展達到一定高度,能夠保證對非農業人口的農產品供應的時候才有可能。這些有關社會發展的基本原理,亞當·斯密已經準確地說明過了。

      從這裡可以得出結論:我國歷史中的諾夫戈羅德時期雖然與歐洲中世紀的開端處於同一時期,但俄國自然歷史條件(不利的地理環境和人口稀少)所造成的經濟發展的緩慢速度,必然阻礙階級形成的過程,並使其具有較原始的性質。

      如果俄國繼續處在孤立狀態並且只受內部傾向的影響,那就很難說俄國的社會發展史會是什麼樣子,不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建立在某種內部經濟基礎上的俄國社會生活,在各個時期都一直處在外部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有時甚至是壓力)之下。

      在這種正在形成的社會-國家組織同其它毗鄰的國家組織發生衝突的過程中,一方的經濟關係的原始性質和另一方較高的經濟關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原始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俄國,同其它在較高和較穩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國家組織開始發生關係和衝突。這就可能出現兩種情況:要麼俄國在對這些國家的鬥爭中屈服,像金帳汗國在對莫斯科公國的鬥爭中最終屈服一樣;要麼俄國在經濟關係的發展方面趕上它們,吸收比它在孤立發展的情況下所能吸收的更多得多的生命力。但是俄國的經濟還沒有原始到要亡國的地步。俄國沒有消亡,而是在國民經濟力量的弦繃到極限的情況下開始成長。

      因此,俄國主要的特點並不在於它一直「被敵人團團包圍」。單是這一點還不能說明問題。實際上,這一點可以適用於除英國以外的其它所有歐洲國家。但是在彼此進行的生存鬥爭中,這些國家憑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經濟基礎,因此它們的發展並沒有(像俄國那樣)經受強大的外來壓力。

      同克裡木汗國和諾蓋汗國的戰爭使俄國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顯然並不比百年戰爭期間英法付出的努力更大。迫使古代羅斯採用火器和創設常備射手團的並不是韃靼人;後來迫使俄國組織僱傭騎兵和步兵部隊的也不是韃靼人,而是立陶宛、波蘭和瑞典的軍事壓力。

      由於來自西歐的壓力,俄羅斯國家消耗了過大的一部分剩餘產品,也就是說,國家靠犧牲正在形成中的特權階級的利益而存在下來,因而妨礙了這些階級本來就很緩慢的發展。不僅如此,國家還極力搶奪農民的「必需產品」,剝奪後者的生活來源,迫使他們逃離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徹底定居的土地,因而妨礙了人口的增長,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既然國家消耗了過大的一部分剩餘產品,它便妨礙了本來就很緩慢的階級分化;既然國家奪走了必需產品的重要部分,它甚至還破壞了它所依靠的原始的生產基礎。

      但是,為了生存,為了執行其職能,首先是為了奪取所需要的那部份社會產品,國家需要一套等級組織。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國家在破壞它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的同時,又努力通過政府措施強迫這些基礎發展,並且像所有其它國家一樣,努力使等級的發展有利於它自己。研究俄國文化的歷史學家米留可夫(.M)認為,這一點是俄國同西歐發展史截然相反的地方。其實,這裡並沒有什麼相反的地方。

      中世紀的等級君主制度(後來發展成為集權君主制度),就是使一定的社會利益和關係鞏固起來的一種國家形式。但是這種國家形式一旦形成和存在,就產生了自身的本位利益(王朝的、宮廷的、官僚的……利益),它的利益不僅同較低等級的利益有衝突,甚至同較高等級的利益也有衝突。統治階層作為人民大眾和國家官僚組織之間所必需的「間隔」,對國家組織施加壓力,使自身利益成為後者日常工作的出發點。同時,作為一種獨立力量的國家權力,也從本位的觀點看待較高等級的利益,抵制它們的要求,力圖使它們服從自己。國家和這些等級之間的關係的實際歷史,就是沿著這種力量對比所決定的方向發展的。

      在古代羅斯發生的也是基本上與此相同的過程。

      國家力圖利用正在發展的經濟集團,企圖使它們服從自己特殊的財政和軍事利益。正在興起的經濟統治集團,則竭力利用國家來鞏固自己的優勢地位(比如等級特權)。在俄國,這場較量得出的結果,比西歐歷史上的類似較量更有利於國家一方。就是說,在犧牲勞動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國家和社會上層集團互相效勞;不過,同中世紀西歐的等級國家相比,在權利和義務、負擔和特權的分配上,俄國的貴族和僧侶比較吃虧。這是毫無疑問的。儘管如此,米留可夫的說法(在西歐是等級創造了國家,在俄國則是國家權力創造了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等級)未免過於誇大,是不能用來作為任何歷史前途的理論基礎的。

      等級不能由國家或法律憑空創造出來。在某個社會集團能夠靠國家權力的幫助成長為特權等級之前,由於享有一切社會優勢,它在經濟上必然已經成形。社會等級不能根據預先制定好的官級表或榮譽勳位[1]法加以創造。國家權力的作用,是以自身的各類功能槓桿來推動基本經濟過程,後者則促成較高經濟形態的出現。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俄羅斯國家本身消耗了過多的社會勞動成果,因而妨礙了社會進步,但是它又需要這個進步。在進步較快的西歐社會的影響和壓力下(通過軍事國家組織施加的壓力),俄羅斯國家力圖用強制手段加快發展原始經濟基礎上的社會進步(在當時體現為促使等級分化),是很自然的。由於「趕超戰略」的起因是社會經濟組織的薄弱,那麼國家在實施這一戰略的時候,利用其統治權力按照自身的考慮來指導上層階級的發展,也是很自然的。與此同時,在這一複雜過程中,國家一方面取得很大的發展成就,一方面被本身組織的薄弱和原始性質所困擾,而這種原始性質,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是由社會結構的原始性決定的。

      因此,建立在俄國經濟基礎上的俄羅斯國家,是在較高經濟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鄰國國家組織的善意和(主要是)非善意壓力推動下,向前發展的。從某一時期起(尤其是從17世紀末葉起),國家竭力加速經濟的自然發展。新的手工業部門、機器、工廠、大生產、資本等,從某個角度來看,似乎都是人為地移植到自然經濟上來的。資本主義似乎是國家的產物。

      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俄國的全部科學都是政府人為努力的產物,是被人為地嫁接在民族愚昧的自然基礎上的。[2]俄國的學術思想,也和俄國經濟一樣,是在西方較高的思想和較發達的經濟的直接壓力下發展起來的。因此,由於經濟的自然經濟性質(對外貿易不發達),同其它國家的關係主要在國家層面進行,國外的影響在直接採取經濟競爭形式之前,首先表現為國家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劇烈鬥爭的形式。西方經濟對俄國經濟的影響,是通過國家這個中介進行的。為了能夠在武力強大的敵國包圍中生存下去,俄國不得不建立工廠,創辦航海學校,出版關於築城學的教科書等等。但是如果龐大的俄羅斯的國內經濟總趨勢並不是向著同一方向發展,如果經濟發展沒有刺激對一般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需求,那末國家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正在自然地從自然經濟向貨幣商品經濟發展的國民經濟,明顯跟不上政府的步伐;前者只是力所能及地在那些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相關的領域,對政府的趕超戰略作出了某種反應。俄國的工廠史,俄國貨幣制度史和國家信用史,都是上述觀點的最好證明。

      門捷列耶夫教授曾寫道:「大多數工業部門(金屬,制糖,石油,釀酒,甚至紡織工業),都是在政府措施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有時甚至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貼,尤其是因為政府一向有意識地奉行保護政策。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代,政府最大限度地公開執行了這項政策……最高當局完全自覺地奉行適合俄國國情的保護關稅原則,它簡直比我們整個有教養的階級還要進步。」(門捷列耶夫〔. M〕:《瞭解俄國》,1906年聖彼得堡版,第84頁)這位稱讚工業保護關稅政策的學者忘記了補充一句,就是政府採取這種政策並不是出於對發展生產力的關心,而是純粹出於財政上的考慮,部分是出於軍事技術方面的考慮。由於這個原因,保護關稅政策往往不僅違背工業發展的根本利益,而且違背了某些企業主集團的私人利益。例如,棉紡廠廠主們曾公開指出:「對棉花維持目前的高關稅稅率並不是為了鼓勵種植棉花,而完全是為了國庫的利益。」正如在「創造」社會等級的時候一樣,政府所追求的首先是國家的賦稅,在「移植」工業的時候,它主要關心的也只是國庫的需要。但是毫無疑問,專制政府在把大工業生產移植到俄國土地一事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發展中的俄國資產階級社會開始感到需要西方式政治制度的時候,專制政府已經掌握了歐洲國家所有的一切物質力量。它依靠的是一個集權的官僚機器,在調整新的社會關係方面,這個機器已完全無用,而在執行鎮壓功能的時候倒能夠發揮巨大的力量。電報聯絡使遼闊的國土變得狹小起來,這使行政機構對自己的行動較有信心,並使它(在鎮壓方面)的行動比較一致和迅速。鐵路使得政府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把軍隊從國家的一端調到另一端,而資產階級革命前的歐洲各國政府差不多都是不知鐵路和電報為何物的。專制政府可以調遣龐大的軍隊,雖然在日俄戰爭的嚴重考驗中,這支軍隊顯得相當無用,但用於國內統治是足夠的。不僅大革命前的法國政府,甚至1848年的西歐政府都沒擁有過類似俄國今天擁有的軍隊。

      在依靠財政-軍事機器盡量剝削全國的同時,政府還把每年的預算提高到20億盧布的巨額數字。在軍隊和預算的支持下,專制政府與歐洲交易所勾結起來,讓後者作自己的司庫,俄國的納稅人則變成了歐洲交易商的一個財源。

      因此,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世界面前,俄國政府是一個擁有無敵力量的龐大軍事官僚和財政-金融機器。

      這個專制王國的財政和軍事力量,沖昏和迷惑了歐洲資產階級和俄國自由派,使他們對於同這個怪物進行公開的實力較量完全喪失了取勝的信心。專制政府的軍事和財政力量似乎排除了俄國革命的一切可能。

      但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一個國家愈是集權、愈是脫離社會,它就愈迅速地成為高踞社會之上的獨立組織。這樣一個組織的軍事和財政力量愈大,它的生存鬥爭也愈能持久,愈能成功。擁有20億預算、80億債務和百萬軍隊的中央集權國家,在已不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最基本需要(不僅是國內行政的需要,而且還有軍事安全的需要,這個國家最初就是為維持軍事安全而組織的)以後,還能夠繼續維持很長時間。

      這種情況拖得愈久,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同惰性極強的政府政策之間的矛盾就愈大。廢奴改良時代(這個時代不僅沒能消除這些矛盾,而且第一次把這些矛盾鮮明地暴露出來)結束後,政府自願轉向議會道路的可能性在客觀上愈來愈困難,在心理上也愈來愈不能接受。它所處的形勢向社會表明,擺脫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專制制度的鍋爐內積累足夠的革命蒸汽來把它爆炸掉。

      因此,專制政府的行政、軍事和財政力量(由於具有這種力量,它頑固地不顧社會的發展而繼續存在),不僅不能如自由派所設想的那樣排除革命的可能性,相反,卻使革命成為唯一的出路,而且專制政府的勢力把它自身和民族之間的鴻溝掘得越深,這次革命所具有的激進性質也將越大。

      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確有資格感到自豪,只有它解釋了這一發展方向,預言了它的總的形式[3],相比之下,自由主義在靠最烏托邦的「實用主義」為生,革命民粹派則是靠追逐幻影和對奇跡的信賴而生存。

      迄今為止的社會發展使革命成為不可避免。那末,這次革命的力量又是什麼呢?


    [1] 譽勳位是拿破侖一世所創立。——中譯者注
    [2] 只要回想一下國家和學校之間原有關係的特點就可以明白,至少學校也和工廠一樣,也是國家「人為」的產物。國家在教育方面的壓力可以說明這種「人為性」。那時逃學的學生們會被處以上枷的刑罰。可以說整個學校都處於上枷的狀態。學習成了一種服役。學生可以得到工資,等等。——列.托.
    [3] 連門捷列耶夫教授這樣一個反動官僚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在談到工業發展的時候,他說:「社會主義者在這裡覺察到了某種東西,甚至有部分的瞭解,不過他們走入了歧途,遵循著拉丁語風,鼓吹暴力,助長無知愚民的殘酷本性,力圖通過革命奪取政權。」(見《瞭解俄國》一書第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