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日
More

    第三章 1789——1848——1905

    歷史不會重複。不論人們怎樣把俄國革命同法國大革命相比,也決不能把前者變成後者的簡單重複。19世紀並不是白白地度過的。

    1848年同1789年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同法國大革命相比,普魯士和奧地利的革命以它們微不足道的規模令人吃驚。從一方面說它們發生得太早,而從另一方面說它們又發生得太晚了。資產階級集團為了同過去的統治者(貴族)進行總清算所需的巨大力量,或者靠反抗封建暴政的全民的強大團結或者靠民族內部階級鬥爭的蓬勃發展才能取得。第一種情況在1789年到1793年間發生過,那時為了竭力抵制舊秩序而團結起來的民族力量,完全消耗於同反動派的鬥爭;第二種情況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們姑且認為是一種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為戰勝黑暗落後勢力所必需的實際力量,將通過資產階級國家內「自相殘殺」的階級鬥爭而產生出來。各階級之間的嚴重摩擦將使資產階級不再可能起主要作用;這種摩擦將推動其反對者——無產階級走向前台,使無產階級在一個月內獲得十年的經驗,使它處於首要地位,並迫使資產階級把事態發展的主動權交給它。這個堅決、毫不猶疑的階級,可以使革命進程獲得巨大發展。

    革命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完成,要麼一個民族團結得像一頭奮起前進的獅子,要麼一個民族在鬥爭的過程中最後分裂,以便讓其中最優秀的部分來完成這個民族作為一個整體無力執行的任務。這是兩種對立的情況,其純粹形式當然只有在邏輯對比中才能得到。

    許多例子表明,如果革命處於上述兩種情況之間,是最壞不過的。1848年革命正是這種中間情況。

    在法國歷史上的英雄時期,我們看到一種資產階級,它開明、活躍,但是還不知道自己地位的矛盾,歷史把領導爭取新秩序的鬥爭的任務交給它,這個鬥爭不僅反對法國的陳舊制度,而且也反對全歐洲的反動勢力。資產階級的各個派別始終認為自己是民族的領袖,他們把群眾吸引到鬥爭中來,給予他們口號並授予他們以鬥爭的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思想把民族團結了起來。人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選舉資產者作為他們的代表,選民給予代表們的命令是用資產階級語言寫出來的,這個資產階級剛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救世任務。在革命時期,雖然階級對抗暴露了出來,但是革命鬥爭的強大慣性不斷地把資產階級中最保守的分子拋離政治軌道。每個階層都是在其力量轉移到隨後一個階層之後被拋離政治軌道。整個民族仍繼續以愈來愈尖銳、愈來愈堅決的方式為它的目標而鬥爭。當富有的資產階級上層脫離運動中的民族核心、同路易十六結成聯盟的時候,民族的民主要求便反對這個資產階級,採取普選權和共和國這種邏輯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形式。

    法國大革命確實是一次民族革命。此外,資產階級爭取統治地位、政權和完全勝利的世界性鬥爭,也在民族範圍內取得了第一次經典表現。

    雅各賓主義是現在一切自作聰明的自由派口中的罵人話。資產階級對革命的仇恨,對群眾的憎恨,對於在街頭形成的歷史的力量和光輝的憎恨,都體現在這樣一個憤怒和恐懼的吼叫中:雅各賓主義!我們共產主義的世界大軍早已經為雅各賓主義作了歷史結論。現在的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運動都是在反對雅各賓主義的影響的鬥爭中形成和壯大起來的。我們批判了它的理論,揭露了它的歷史局限性、它的社會矛盾性,它的烏托邦主義,還揭露了它的用語,我們摒棄了它的傳統,這些傳統幾十年來一直被認為是革命的神聖遺產。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仍要保衛雅各賓主義,使其不受貧血的、軟弱無力的自由主義的攻擊、中傷和愚蠢的誹謗。資產階級已經可恥地背叛了它在青年時期的一切傳統,它現在的僱用文痞辱歿他們祖先的墳墓,褻瀆他們祖先的理想。無產階級已經起來保護過去資產階級革命傳統中最好的一部分。無產階級在政治實踐中徹底地摒棄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傳統,但卻把這些傳統作為偉大的熱情,豪邁氣概和主動精神的遺產而加以保護。

    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的傳統,自由主義又有什麼力量呢!……資產階級民主在什麼時期曾經達到像1793年的雅各賓黨、無套褲黨、恐怖主義者、羅伯斯庇爾的民主所達到過的高度,和在人民心中燃起那樣高漲的熱情呢?

    當德國和奧地利的資產階級激進主義以卑鄙可恥的事跡結束其簡短歷史的時候,除了雅各賓主義,又有什麼能在過去和現在使法國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激進主義把絕大多數人民、甚至今天的無產階級保持在其影響之下呢?

    雅各賓主義的魔力、它的抽像的政治思想、它對神聖共和國的崇拜、它的堂皇宣言,一直到現在仍然向克裡孟梭、米勒蘭、白瑞安和布爾日瓦這些法國激進黨人和激進社會黨人提供精神食糧,如果沒有這筆資產階級革命英雄時期的精神遺產,他們拿什麼掩飾自己的反動性和抱殘守缺立場?看看其它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就清楚了,他們一面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客的「得天獨厚」羨慕得要死,同時仍在咒罵這種「得天獨厚」的來源:雅各賓主義。

    甚至在許多希望已經破滅以後,雅各賓主義仍然作為一種「傳奇」留在人們的意識裡。很久以來,無產階級一直用過去的語言談論自己的前途。1840年,即在「山嶽黨」政府執政以後差不多半個世紀,在1848年6月的日子之前8年,海涅曾參觀了聖馬騷近郊的幾個工廠,並見到了工人們——「下層階級中最健全的部份」——的讀物。他在寫給一家德國報紙的文章中寫道:「我在那裡發現了羅伯斯庇爾的幾篇新演說,還有馬拉()寫的小冊子(兩銅幣一本);卡貝(Cabet)的《革命史》;卡門南(Carmenen)辛辣的時政諷刺文;布那羅蒂(Buonarroti)的作品《巴比夫的教訓和密謀》,都是熱情洋溢的作品……」這位詩人預言說,「一個共和國遲早會作為這些熱情種子的果實,在法國土壤上萌芽和成長。」

    在1848年,資產階級已不能起到類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敢承擔起清除妨礙它取得政權的社會制度的革命責任。現在我們己經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它的任務(關於這一點它很清楚)是在舊制度中加進一些必要的調整,不是為了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而只是為了同舊勢力分享權力。由於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經驗,它變得卑鄙地聰明起來,它被前輩的變節所腐蝕,更被前輩的失敗嚇倒了。它不僅不能領導群眾向舊秩序衝擊,反而依靠舊秩序去鎮壓推動它前進的人民群眾。

    法國資產階級成功地發動了大革命。它的意識成了社會的意識,在大革命時代,任何一種制度,如果不事先被資產階級意識作為一種目標,作為一個創造性政治任務予以肯定,就無法成功建立起來。它常常憑借動人的姿態來隱匿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局限性,但它畢竟前進了。

    而德國的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沒有「干」革命,而是同革命斷絕關係。它的意識反對爭取自身統治地位的客觀條件。革命不是由它來進行的,而是在它的反對聲中進行的。民主制度在它的心目中不是一個鬥爭的目標,而是對現實利益的威脅。

    1848年需要一個能在拋開資產階級或(如有必要)鎮壓資產階級的情況下掌握形勢的階級,需要一個不僅能以其壓力推動資產階級前進,並且能在緊要關頭把資產階級的政治屍體拋開的階級。

    當時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都作不到這一點。

    城市小資產階級不僅敵視過去而且也敵視未來。這個階級仍然陷在中世紀的殘餘中,但是已經在「自由」工業面前走向沒落了;它仍然在城市中留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面前已經不斷後退;它充滿了成見,事件的紛擾使它惘然若失,它受剝削同時又剝削人,貪婪而又毫無辦法,一句話,哆哆嗦嗦的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主導國家大事。

    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相比,農民更缺乏獨立的政治主動性。多少世紀來在封建枷鎖的束縛下,農民貧困不堪,怒氣衝天,身上集中了新舊剝削的一切痕跡。在一定時期,他們曾經是雜亂的革命力量的豐富源泉,但是他們分散,缺乏組織,被排除在作為政治和文化神經中樞的城市之外,愚昧無知,目光只限於自己的村落,對城市的遠大眼光不懂也不關心,他們不可能起領導作用。農民一旦解除了壓在身上的封建義務便立即感到滿足,對於曾經為他們的權利而鬥爭的城市不知感恩。解放了的農民是「秩序」的狂熱擁護者。

    民主知識界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這個集團時而追隨它的老大哥自由資產階級,充當後者的政治尾巴,時而在緊要關頭拋棄自由資產階級,並暴露出自己的軟弱無能。它在矛盾羅網中彷徨混亂,結果只會到處給人添亂。

    無產階級還太軟弱,太缺乏組織、經驗和知識。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達到必需全面清除舊封建關係的程度,但還不足以使工人階級這個新生產關係的產物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德國國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抗已經嚴重到使資產階級不可能大膽承擔領導國家的任務,但還不足以使無產階級承擔這項任務。革命內部摩擦的確已經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準備了條件,但是這種摩擦也削弱了力量和統一行動,使許多努力白白浪費,使革命在取得初步成就後令人厭煩地踏步不前,然後在反動派的打擊下便告退卻了。

    奧地利的情況,則為革命時期政治關係的不完備性和不成熟性提供了極其明顯和可悲的例證。

    在1848年,維也納無產階級表現了驚人的英勇和無窮力量。他們一再地投入鬥爭,鼓動他們的只是一種模糊的階級本能,然而缺乏對鬥爭目標的總概念,暗中摸索似地從一個口號轉到另一個口號。十分奇怪的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轉到了大學生手中,這個唯一活躍的民主集團由於其積極性而對群眾有很大影響,因此對形勢有很大影響。無疑,大學生們能夠在巷戰中英勇衝殺,真心實意地同工人們結成兄弟關係,但他們完全不能在政治上指導革命進程,而後者卻把群眾運動交給了他們。

    無組織、無政治經驗和獨立領導的無產階級一路跟隨著大學生。作為「勞力者」,在緊要的關頭工人一直給予「勞心者」關鍵性援助。大學生一會兒號召工人戰鬥,一會兒他們自己又在城郊阻止工人們進城,有時他們甚至利用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手中的武裝公開禁止工人們提出獨立政治要求。這種奇特的關係,可以稱作是對無產階級的一種善心革命專政。

    這一古怪社會關係的大結局是這樣的:在5月26日,全維也納的工人在大學生的號召下,起來抵制當局解除大學生(大學生軍團)武裝的企圖,當全城市民在全市建築了街壘,表現出驚人力量並掌握了維也納的時候,當全奧地利都團結在武裝的維也納的周圍的時候,當國王出逃並已失去政治力量的時候,當最後的殘餘軍隊在人民壓力下退出首都的時候,當奧地利政府辭職而沒有提名繼任人的時候,卻沒有一種政治勢力起來執掌政權。

    自由資產階級故意拒絕執掌這種「以土匪方式」得來的政權;它一味夢想出逃的皇帝趕快回到無人照管的維也納來。

    工人們有足夠的勇氣打擊反動派,可是在組織上和覺悟上還不足以執掌政權。存在著強大的工人運動,但具有明確政治目標的無產階級鬥爭還沒有足夠的發展。沒有能力執掌政權的無產階級未能完成這項偉大的歷史任務,而資產階級民主分子正如常常發生的那樣,在最緊要的時刻偷偷溜走了。為了迫使這些逃兵履行他們的義務,無產階級需要具備不少於建立臨時工人政府所需要的力量和成熟性,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悖論。

    總起來說,當時出現了這樣一種形勢,正如一位同時代的人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實際上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共和國,但不幸的是,沒有任何人看到了這一點。」……那個沒人注意到的共和國退出舞台,讓位給哈布斯堡王朝,至今已經很久了,……機會是很少第二次敲門的。

    從匈牙利和德國革命的經驗中,拉薩爾得出結論:從現在起,只有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革命才能找到支持。

    在1849年10月24日致馬克思的信中,拉薩爾寫道:「匈牙利比任何其它國家更有可能取得鬥爭的勝利。這特別是因為那裡的革命黨不像西歐的革命力量那樣處在分裂和尖銳矛盾的狀態,也因為匈牙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採取了民族獨立鬥爭的形式。但匈牙利還是被擊敗了,並且正是由於愛國力量主導者的背叛。」

    拉薩爾繼續寫道:「這件事以及1848到1849年的德國歷史,使我得出不可動搖的教訓,任何鬥爭,除非從一開始就宣佈是純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可能在歐洲取得勝利。任何鬥爭,如果社會問題在其中只是一個模糊的因素並繼續處在次要地位,如果鬥爭是在民族復興或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旗幟下進行,都不可能獲得勝利。」

    對於這些斬釘截鐵的結論,我們不打算在此展開詳細的評論。但是,早在19世紀中葉,政治解放的任務就已經不可能靠全民族同心協力的壓力加以解決,這一點無論如何是正確的。只有從階級立場為鬥爭積聚力量的無產階級的獨立策略,才能保證革命的勝利。

    1906年的俄國工人階級同1848年維也納的工人毫無相似之處。這一點的最有力證據是工人代表蘇維埃在全俄各地的成立。這些蘇維埃不是為了在起義時奪取對無產階級群眾的統治權而事先準備的密謀組織。不,它們是群眾為了協調自己的革命鬥爭而有計劃地建立起來的機構。這些由群眾選出並對群眾負責的蘇維埃,毫無疑問是民主機關,它們以革命社會主義的精神執行著最堅決的階級政策。

    俄國革命的社會特點在武裝人民的問題上特別明顯。

    民兵(國民警衛軍)是一切革命的首要口號和首要成果,在1789和1848年,在巴黎,在意大利諸邦,在維也納和柏林都是如此。在1848年,國民警衛軍(即有財產和「有教養」的階層的民眾武裝)是整個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口號,甚至是最溫和派別的口號,其任務不僅是保衛已贏得或者應該「賜與的」自由,以防來自上面的背叛,而且還保護資產階級所有制使其不受無產階級侵犯。因此,在當時組織民兵顯然是資產階級的階級要求。英國一位自由主義歷史家在談到意大利統一的時候說:「意大利人很懂得,組織武裝民兵會使專制制度不可能繼續存在。此外,這還是有產階級防止可能的無政府狀態和任何潛在混亂的保證。」[1]而反動統治者由於在運動中心沒有足夠的軍隊對付「混亂」,亦即對付革命群眾,便把資產階級武裝起來。專制制度先是容許市民鎮壓和平定工人,然後又解除市民們的武裝並把他們也「平定」了。

    在俄國,組織民兵的口號沒有得到資產階級政黨的支持。自由派實際上不得不承認武裝的重要性,因為在這方面專制制度讓他們吃了不少拳腳。但是他們也明白,離開或者反對俄國無產階級,建立單獨的自由派民兵是絕對不可能的。俄國工人並不像1848年的工人,那時的工人口袋裡裝滿了石頭,手持鐵棍作武器,而店主、大學生和律師則扛著王室提供的毛瑟槍,腰間掛著劍。

    在俄國,武裝革命首先意味著把工人武裝起來。自由主義分子知道並害怕這一點,所以完全避開民兵的問題。自由派在民兵問題上附和專制政府,正如資產階級的梯也爾(Thiers)僅僅為了迴避武裝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國拱手讓給了俾斯麥一樣。

    在自由民主聯盟的宣言(即《憲政國家》論文集)中,澤維列戈夫()先生論述了國內革命的可能性。他說得對:「社會本身必需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來保衛憲法。」從這一點得出的當然結論,是需要人民武裝,而這位自由主義哲學家卻認為「有必要補充」說「沒有必要每個人都拿起武器」[2]來防止反動派反撲。只要社會「準備」進行抵抗就行了。究竟用什麼方式進行抵抗呢?教授不說,自己想去!如果可以從這個詭辯得出什麼結論來的話,那就是在我國民主分子的心目中,對武裝無產階級的恐懼比對專制制度的刺刀的恐懼還要大。

    因此,武裝革命的任務完全落到了無產階級身上。1848年資產階級組織國民兵的階級要求,在現在的俄國已經以武裝人民的要求,首先是武裝無產階級的要求,開始提了出來。俄國革命的命運是同這個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1] 波爾頓.金格:《意大利統一史》俄譯本第一卷第220頁,1901年莫斯科出版。——列.托.
    [2] 《憲政國家》,論文集,第一版第49頁。——列.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