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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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城市和資本

      俄國城市是現代歷史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是最近幾十年的產物。在彼得一世統治的末期,亦即在18世紀的頭25年,城市人口的數目是32萬8千多一點,也就是約佔全國人口的3%。18世紀末,城市人口達到130萬零1千人,約占總人口的4.1%。到了1812年,城市人口已上升到165萬3千人,相當於全部人口的4.4%。到了19世紀中葉,城市人口仍然不過是348萬2千人,即總人口的7.8%。最後,根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城市人口的數目達到1628萬9千人,即約占總人口的13%。[1]

      如果我們把城市當作一種社會經濟結構而不僅僅作為一種行政單位,那末我們必須承認,上述數字並不能提供城市發展的真實圖景:俄羅斯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情況,往往為了很不科學的理由而頒發或撤消建立城市的敕書。但是這些數字仍然清楚地表明了俄國城市在農奴改革以前並沒有重要意義,同時也表明了城市在最近幾十年來迅速成長的情況。根據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的計算,城市人口在1885年到1897年間增長了33.8%,比全俄人口總增長速度(15.25%)快一倍多,差不多是農村人口增長速度(12.7%)的三倍。如果再加上獨立的工廠小區和小鎮的人口,那末城市(非農業)人口迅速增加的情況尤其明顯。

      但是現代俄國城市和舊俄國城市的不同不僅在於居民的數目,而且社會形式也不同:現代俄國城市是商業和工業生活的中心。我國舊時代的大多數城市在經濟上差不多不起什麼作用,它們是軍事行政中心的堡壘;它們的居民都是國家僱員,靠國庫的開支生活,一般說來,城市只是行政、軍事和徵稅的中心。

      如果非國家僱員在城市內或郊區定居以防止敵人侵襲,這絲毫不妨礙他們繼續從事以前的農業。據米留可夫先生說,甚至舊俄國最大的城市莫斯科也僅僅是「沙皇的采邑,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口都這樣或那樣地同宮廷聯繫著,充當隨從、衛士或是僕役。根據1701年的人口調查,在莫斯科1萬6千多戶中,僅僅7千戶亦即44%是工商業者和手工業工人,即使這些住戶也是為皇宮工作的城郊居民。其餘9千戶屬於僧侶(1千5百戶)和統治階級」。因此,俄國的城市同亞洲專制統治下的城市一樣,只起到消費的作用,而與歐洲中世紀的手工業和商業城市不同。同時期的西歐城市多少成功地確立了「手工業工匠無權住在農村」這一原則。但是俄國城市從沒有追求這類目標。那麼製造工業(即手工業)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在農村,附屬於農業。由於國家橫徵暴斂下的經濟水平低,積累和社會分工都沒什麼生存空間。此外,俄國的夏季較西方為短,因而冬閒較長。由於這些因素,製造工業沒有同農業分開,沒有集中在城市,而是留在農村作為農業的副業。到了19世紀後半葉,俄國的資本主義工業開始廣泛發展,當時基本沒有城市手工業,主要的手工業都在農村。米留可夫先生寫道:「至今為止,俄國最多有150萬工廠工人,此外還有不下四百萬農民在自己家裡從事製造業,同時繼續務農。歐洲工廠的興起……所依賴的就是這個手工業工人階級,但是俄國這個階級卻絲毫沒有參與……建立俄國的工廠。」

      當然,人口及生產率的進一步增長為社會分工創造了基礎,這也適用於城市手工業。但是,由於先進國家的經濟壓力,這個基礎隨即被大資本主義工業所奪走,因此城市手工業便沒有發展的機會了。

      數以百萬的家庭手工業工人,正是歐洲城市人口的核心來源。他們先是作為師傅或工匠參加行會,然後又愈來愈被排除在行會之外。大革命時期巴黎最革命街區的多數人口是手工業工人階層。單單這個事實(我國的城市手工業很少)對我們的革命就有不可估量的後果。[2]

      現代城市的經濟實質是:利用農村提供的原料從事製造業。因此,運輸條件對於城市具有決定性意義。採用鐵路就能擴大供應城市的農村地區的範圍,使城市有可能集中數十萬人口。集中人口的需要是由大工業的發展引起的。現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經濟和政治意義的城市)人口的核心是急劇分化的僱傭勞動階級。正是這個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還不大為人所知的階級,注定要在我國革命中起決定性作用。

      現代工業制度不僅把無產階級推到了最前列,並且剝奪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社會基礎。在舊的革命時期,後者曾得到城市市民階層,即手工業工人,小店主等等的支持。

      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起到不成比例的巨大政治作用的另一個原因,是俄國資本大部分來自外國。考茨基指出,這個事實所造成的後果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增長同無產階級的數目、力量和影響的增長不相適應。

      正如以上所說的,俄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從手工業發展起來的。它依靠整個歐洲的經濟文明征服了俄國,而它面臨的競爭者,是無依無靠的農村家庭手工業工人或可憐的城市手工業工人,還有半淪為乞丐的農民這個勞動後備軍。專制政府則用各種辦法幫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奴役全國。

      首先,它把俄國農民變成了國際金融圈子任意盤剝的對象。國家經常需要錢而國內缺乏資本的情況,為盤剝重利的外國貸款創造了活動的天地。從葉卡特林娜二世統治時代到維特[3]和杜爾諾沃[4]內閣為止,阿姆斯特丹、倫敦、柏林和巴黎銀行家,一直竭力把沙俄專制制度變成一個巨大的投機交易所。相當大的一部分所謂內債,也就是通過國內信用部門籌得的貸款,同外債並沒有任何區別,因為這些債款也是由外國資本家貸給的。專制政府以沉重的賦稅使農民無產階級化和貧困化,把歐洲交易所貸給的大量錢款變成了士兵、軍艦、單人監獄和鐵路。這些開支的大部分,從經濟觀點來說完全是非生產性的。很大一部分國民財富以利息形式被送往國外,使歐洲的金融巨頭更加富有和強大。最近幾十年來歐洲金融資產階級在議會制國家的政治影響不斷增長,迫使商業和工業資本家退居次要地位,它簡直是把沙皇政府變成了它的附庸;但是它不可能也不願意、而且實際上也沒有成為俄國國內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一部分。它的好惡原則早在1798年荷蘭銀行家霍普對俄貸款時就規定了的,那就是「不論政治情況如何利息必須償付」。歐洲金融界甚至希望專制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因為再沒有別的政府能夠保證如此高額的利息。但是國家貸款並不是歐洲資本進入俄國的唯一途徑。俄國國家預算支付的那些利息錢,很大一部分又以工商業投資形式回到了俄國,吸引它們的是俄國尚未開發的天然資源,更主要的是沒有組織的、還不懂得反抗的勞動力。1893年到1899年是我國工業繁榮時期的尾聲,也是歐洲資本大量湧入的時期。因此,在俄國土地上把俄國工人階級動員起來的,大部份仍然是歐洲資本,即正在法國和比利時的議會裡取得政治權力的資本。

      為了在經濟上奴役這個落後國家,歐洲資本為它帶來了主要的生產部門和通訊部門,跳過了一整批中間的技術和經濟階段,而這些階段是西歐國家過去發展資本主義必須經過的。但是,這些資本在爭取經濟統治地位的道路上所碰到的障礙愈少,在政治上的作用卻越是微不足道。

      歐洲資產階級是從中世紀的第三等級發展起來的。它以人民的名義舉起了旗幟,抗議上面兩個等級的掠奪和暴虐,但它自己也是想剝削人民的。中世紀的階級君主制度在轉變為集權君主制度過程中,曾在反對僧侶和貴族特權的鬥爭中依靠過市民。資產階級也利用市民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集權君主制度和資產階級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當兩者在1789年互相衝突的時候,資產階級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

      俄國專制制度是在西歐國家的直接壓力下發展起來的。它早在本國經濟條件足以產生大資產階級以前,就抄襲了西方的行政和管理方法。在俄國城市所起的經濟作用還微不足道的時候,它就擁有龐大的常備軍和集權官僚-財政機器,並陷入了對歐洲銀行家的難以自拔的債務關係。

      西方資本在專制政府的直接合作下闖進俄國,並在短時期內把許多古老的城市變成了工商業中心,甚至在短期內把荒無人煙的地方變成了工商業大都市。這些資本常常以大股份公司法團的形式出現。在1893到1902年工業繁榮的10年中,股份公司的固定資本增加了20億盧布,而在1854到1892年僅僅增加了9億盧布。無產階級迅速成為集中而廣大的群眾,而在這些群眾和專制政府之間存在著為數不多的大資產階級,他們孤立在「人民」之外,一半是外國的,沒有歷史傳統,激勵他們的只是對利潤的貪慾。


    [1] 這些數字摘自米留可夫的《論文集》。全俄的城市人口,包括西伯利亞和芬蘭的城市人口在內,據1897年人口調查1712萬2000人,占總人口的13.25%(門捷列耶夫:《瞭解俄國》第二版,1906年彼得堡版,第90頁表)。——列.托.
    [2] 當人們把俄國革命不加批評地同1789年法國革命加以模擬而成為老生常談的時候,帕爾烏斯(. )曾經有遠見地指出了這個情況,即指出了俄國革命具有特殊命運的原因。——列.托.
    [3] 維特,1905-1906年任沙皇內閣總理。——中譯者注
    [4] 杜爾諾沃,於1895年起任總理。——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