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主義把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但是這並沒有防止「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烏托邦。

　　在發言反對社會主義化和合作化綱領的時候，羅日科夫提出了如下「馬克思毫不動搖地為社會主義規定的必要先決條件」。羅日科夫問道：「現在難道已經具備了這種制度的物質客觀先決條件，包括這樣的技術發展，它足以使個人追求利益和個人努力的存在（？）、進取和冒風險的動機減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會生產提到首要地位？這種技術水平首先要求大生產在一切（！）經濟部門中差不多佔完全（！）統治的地位。難道現在已經達到這樣的結果了嗎？現在連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提高——提高到足以使絕大多數人民群眾達到團結一致的程度這樣一個主觀心理上的先決條件還不具備」。羅日科夫繼續說道：「其次，我們知道現在有像在法國阿耳比的著名玻璃工廠和法國的幾個農業協會這樣一些生產者協會的例子……但是法國經濟再好不過地表明：合作生產甚至在法國這樣一個先進國家的經濟條件下，都還沒有占統治地位。這些企業只是中等規模，它們的技術水平也沒有超過一般的資本主義企業，現在它們還沒有站在工業發展的前列，更沒有領導工業發展，而只是接近中等水平而已。只有當個別生產者協會的經驗表明它們在經濟生活中起領導作用的時候，我們才能說我們接近了新制度，只有到了那時候我們才能確定，這種新制度實現的先決條件已經具備。」（羅日科夫：《論土地問題》〔. . 《 》〕，第21、22頁）

　　我們尊重羅日科夫同志的好意，但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在所謂社會主義先決條件的問題上，即使在資產階級的文獻裡也很難找到像他那種混亂的概念。談論一下這種混亂是值得的——如果不是為了羅日科夫，至少也是為了弄清問題。

　　羅日科夫說我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枝術發展，它是以使個人追求利益和個人努力的存在〔？〕、進取和冒風險的動機減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會生產提到首要地位。」這一段的意義很難明白。顯然羅日科夫同志是想說，首先，現代技術不足以消除工業中的人力勞動；其次，為了消除這種人力勞動，首先需要大型國營企業在一切經濟部門中「差不多」占完全統治的地位，也就是說國內全體人民「差不多」已完全無產階級化。

　　據說這就是「馬克思毫不動搖地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兩個先決條件。

　　我們不妨用羅同志的方式設想一下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企業在一切工業部門中差不多佔完全統治的地位」，正如上面已經說過，意味著工農業中所有中小生產者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全體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但是機器技術在這些大企業中占完全統治的地位，會使人力勞動的僱用減到最低限度，因此國內絕大多數人口（譬如說百分之九十）會變成勞動後備軍，在濟貧院裡靠國家維持生活。我們說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但如果把這一邏輯推論到底，我們不妨礙設想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生產是一部自動化機器，屬於一個辛迪加，只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猩猩作為一個活勞動力。我們知道，這是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教授一貫持有的堂皇理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生產」不僅佔據「首要地位」，並且支配一切方面。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全國除了佔人口百分之十的托拉斯業主以外，都靠公費生活在濟貧院裡，當然也就只限於社會消費了。因此，我們在羅日科夫同志身後看到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先生的熟悉面孔。社會主義這時候可以登台了：千軍萬馬從濟貧院裡同時殺出來，三下五除二剝奪有產者集團。革命或者無產階級專政顯然是多餘的。

　　據羅日科夫說，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時機成不成熟，還要看另一個經濟信號，即國內合作生產占統治地位的可能性。甚至法國的阿耳比合作玻璃工廠的水平，還沒有超過其它任何資本主義企業。社會主義生產只有當合作社站在工業發展的前列，成為領導企業的時候才有可能實行。

　　這整個論據從頭至尾是因果倒置。合作社在工業發展過程中是不可能領先的，這倒不是因為經濟發展沒有達到足夠的程度，而是因為經濟發展已向前走得太遠了。毫無疑問，經濟發展會為合作化創造基礎，但是它為哪種合作化創造基礎呢？是為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合作化創造基礎，——每家工廠都呈現出這種資本主義合作化的圖景。隨著技術進步，這種合作化也越來越重要了。但是資本主義發展究竟能以什麼方式把合作社推到「工業中的前列地位」呢？羅日科夫同志希望合作社能夠擠垮辛迪加和托拉斯，並且取代它們在工業發展中的領導地位，他這種希望究竟有什麼根據呢？顯然，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時合作社只需自動沒收一切資本主義企業，然後只需相應地把工作日減少到足以為全體公民提供工作的程度，並且規定各部門的生產數量協調一致，以避免危機。這樣就可以得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特點。這又一次明顯地表明，革命和工人階級專政都完全沒有必要。

　　第三個先決條件是心理條件：需要「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達到能使絕大多數人民團結一致的水平。」在這一點上，團結一致的意義顯然是自覺的社會主義團結，也就是說羅日科夫同志認為把「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組織在社會民主黨之內，是培養社會主義心理方面的先決條件。因此羅日科夫顯然假定：資本主義把小生產者投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把大部分無產階級投入勞動後備軍的隊伍，就可以為社會民主黨在精神上統一和啟蒙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人民群眾創造可能性。

　　羅日科夫的假定不可能在殘暴的資本主義世界內實現，也和合作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競爭領域內占統治地位一樣。但是如果這個假定能夠實現的話，那末自覺地在精神上統一起來的「絕大多數」人民當然會毫無困難地粉碎少數幾個資本泰斗，並在沒有任何革命和專政的情況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

　　但是這裡我們又會碰到下面的問題。羅日科夫是以馬克思為師的。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明「社會主義的基本先決條件」的馬克思，認為1848年革命是表明社會主義迫近的前奏。當然現在，過了六十年，人們勿需多少洞察力就可以明白馬克思是錯了，因為資本主義世界依然存在。但是馬克思怎麼會發生這樣錯誤的呢？當時大規模企業並沒有在一切工業部門中占統治地位，生產者合作社也沒有站在大企業的前列，絕大多數人民也還沒有在《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基礎上統一起來，難道他看不到在1848年這類東西連一點影子都沒有呢？很顯然，同當代許多永遠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機械人相比，1848年的馬克思可以說是個憤青幻想家！……

　　我們明白，雖然羅日科夫同志決不屬於修正和「發展」馬克思的那夥人，但他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先決條件。由於羅日科夫一貫表達了我黨黨內兩大派別中不少馬克思主義者所共有的觀點，這裡有必要詳細說明一下他的錯誤的原則的、方法論的基礎。

　　說實在的，必須看到羅日科夫關於合作社的論據完全是他個人的發明。我們還從沒有在任何地方碰到過這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既相信生產的集中和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化這種簡直無法抗拒的過程，同時又相信生產合作社在無產階級革命前會起領導工業的作用。在實際經濟發展中，使這兩個先決條件統一起來要比在人的想像中統一它們更困難得多（在想像中統一它們也幾乎永遠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們先來討論形成更典型成見的另外兩個「先決條件」。

　　毫無疑問，生產集中、技術發展和群眾覺悟的提高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先決條件。但是這些條件的發展過程是同步的，它們不僅相互促進，並且也相互妨礙和限制。這些過程中的任何一個較高的發展水平，都需要另一種過程的某種發展處在較低的水平。但是，任何一種過程的充分發展同其它過程的充分發展都是不調和的。

　　技術發展的理想極限無疑是只使用一部自動機器，這部機器從大自然取得原料，然後把製成的消費品放在人的腳旁。如果資本主義的存在不受階級關係和從階級關係所產生的革命鬥爭的限制，我們有某些理由可以假定：接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只使用一部自動化機器這一理想的技術水平，會自動取消資本主義。

　　從競爭規律引起的生產集中，有使全體人民無產階級化的趨勢。單就這個趨勢而論，我們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假定：如果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不被革命所打斷，資本主義是會把它的工作進行到底的；但是當階級力量對比達到某種程度，革命就會成為不可避免，在資本主義還遠遠沒有把大多數人變成幽禁在社會大監獄裡的勞動後備軍之前就是如此。

　　其次，由於日常鬥爭的經驗和社會主義政黨的自覺努力，覺悟無疑會不斷提高，單就這一過程而論，我們可以想像這一過程的發展可一直進行到大多數人民都參加了工會和政治組織，由於團結精神和目標一致而聯合起來為止。如果這個過程真能在數量上繼續增長而在質量方面沒有改變，那末社會主義可以通過21世紀或22世紀的一致自覺的公民法案而和平實現。

　　但是重要之點在於：在歷史上先於社會主義的這些過程不是孤立發展的，而是相互制約的，並在達到某一階段的時候，受到許多情況的支配（但是這已遠遠超過這些過程的數學限制），會經歷質的變化，並在錯綜複雜地相互影響的情況下造成我們所理解的社會革命。

　　我們從最後一個過程，即覺悟的提高開始。如大家所知，這個過程不是發生在實驗室裡，以便可以把無產階級人為地「冷凍」50年、100年、500年，這個過程是發生在階級鬥爭不斷進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過程中。無產階級覺悟的提高可以改造這種階級鬥爭，使它具有更深刻、更具原則的性質，並引起統治階級的反應。早在大企業開始支配一切經濟部門之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愈來愈尖銳的階級鬥爭就會達到它必然的結局。

　　此外，政治覺悟的提高還取決於無產階級人數的增加，無產階級的人數必須增加到足以克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抵抗的時候，才能夠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絕大多數」人民必須先變成無產階級，而「絕大多數」無產階級也必須先變成有覺悟的社會主義者。下面這一點當然也很明白：無產階級的自覺的革命大軍必須比資本家的反革命大軍更強大；而無產階級專政制度能夠把人民中的中立、猜疑或冷漠的階層吸引到革命方面來，而不是把他們推到敵人方面去。不用說，無產階級的政策必須有意識地考慮到這方面。

　　這一切又必須先有工業對農業的領導，城市對農村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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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將盡力按一般性漸減規則和複雜性漸增規則來研究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

　　（一）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平均分配的問題，同時也是有計劃生產的問題。社會主義，即大規模合作生產，只有在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了大企業能比小企業生產出更多產品的階段才可能實行。大企業愈勝過小企業，也就是技術愈發達，生產社會主義化在經濟方面的優越性也就愈明顯，因而在以計劃生產為基礎的平均分配的情況下，全體人民的文化水平必然愈高。

　　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客觀先決條件早已存在，自從社會分工導致工場手工業內部出現分工的時候起；自從工場手工業被採用機器的工廠所代替的時候，這個條件就開始存在了。大企業已愈來愈顯示出優越性，這一點也意味著如果對大企業實行社會主義化，就可以使社會愈來愈富足。很明顯，如果把所有手工業作坊變為全體手工業工人的共有制，那並不會使手工業工人略為富足些，而當工場手工業轉變為各業工人的共有制，或者工廠轉到廠中僱傭工人手中（或者不如說把大工廠的生產資料轉給全體人民），那末無疑會使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規模生產所達到的階段愈高，物質生活水平就會提得愈高。

　　在社會主義文獻中常常引用英國下院議員貝勒斯[1]的建議，貝勒斯早在1696年，也就是在巴比夫密謀之前一個世紀，就曾經向議會提出一個建立獨立供應自身一切需要的合作社的計劃。根據這個英國人計算，這種生產者合作社將由200到300人組成。在這裡我們不能試驗他的論斷，我們也沒有必要這樣作。重要的是即使是100人、200人、300人、500人組成的集體經濟，早在17世紀末就已顯示出生產的優越性了。

　　在十九世紀初，傅立葉設想了他的生產消費者協作社「法郎吉斯特」，每一個協作社有2000人到3000人。傅立葉的計算決不能說是很精確的，但無論如何，當時工場手工業發展情況已向他指出了一個比前例更大得多的經濟集體化的場所。但是很明白，無論是約翰·貝勒斯的合作社或者是傅立葉的「法郎吉斯特」，在性質上都同無政府主義者所夢想的自由經濟公社十分接近，自由經濟公社的烏托邦性質不在於它的「無法實現」或「違犯自然」的特點（美洲的共產公社證明它們是可能的），而在於它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過程100年到200年。

　　一方面由於社會分工的發展，另一方面由於機器生產，已經使得現在能夠大規模利用集體經濟優越性的唯一合作體，就是國家自己。此外，無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看，社會主義生產在個別國家閉關自守的範圍內是容納不下的。

　　在上世紀末，一位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德國社會主義者阿特蘭基喀斯[2]，曾經計算過象德國這樣一個單位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可以得到的經濟好處。阿特蘭基喀斯並不以好發奇想聞名。他的想法一般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經濟常規的範圍。他的論據是以現代權威的農學家和工程師的著作為根據的。這一點不僅不能削弱他的論據，而且正是他的論據的有力方面，因為這使得他不致於過份樂觀。無論如何，阿特蘭基喀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適當地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在運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葉的技術能力的條件下，工人們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或兩倍，而工作日可以縮短一半。

　　當然我們不應該認為阿特蘭基喀斯第一次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方面，大企業的比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為經濟危機所證明的實行計劃生產的必要性，這兩方面在證明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上比阿特蘭基喀斯算的賬更有說服力。阿特蘭基喀斯的功績只是在於，他用較為具體和與事實相近的數字表明了這種優越性。

　　從以上所說的，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如果人類的技術力量的進一步增長將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愈來愈明顯，那末足以實行某種規模的集體生產的技術先決條件已經存在了一二百年，而在目前，不僅在一國範圍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規模內實行社會主義技術上都是可行的。

　　但是，單是社會主義的技術優越性還不足以使社會主義得以實現。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大規模生產的優越性不是以社會主義形式而是以資本主義形式表現出來的。貝勒斯的計劃和傅立葉的計劃都沒有能實現，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因為當時，還不存在準備並能夠實現它們的社會力量。

　　（二）我們討論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技術上的先決條件，現在再來談社會經濟方面的先決條件，這不是一般的而是更複雜的條件。如果我們這裡所談的不是階級對抗的社會，而是能自覺地選擇其經濟制度的統一協作社，那末阿特蘭基喀斯的計算無疑已很足以證明可以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了。阿特蘭基喀斯本人是庸俗的社會主義者，他正是這樣看待自己的勞動的。

　　在目前條件下，這樣一種觀點只能適用於個人或股份公司之類的私人經濟範圍內。我們可以假定：任何經濟改革計劃，如採用新機器、新原料、新的勞工管理方式、新的報酬制度，只要這個計劃能提供商業利益，總是能被廠主接受的。但是這裡我們所談的是社會經濟，那就很不夠了。在社會中對立的利益彼此衝突著。對一個集團有利的事往往對另一個集團不利。一個階級的利己主義不僅同另一個階級的利己主義對立，並且也違背整個社會的利益。因此，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階級中有一種社會力量，這種力量由於其客觀地位而關心社會主義的實現，並且強大得足以克服敵對的利益和抵制，以便實現社會主義。

　　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功績之一，在於它從理論上發現了這樣一種社會力量即無產階級，並且表明這個必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的階級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得救；無產階級的整個地位驅使它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學說最後將成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因此不難瞭解，當阿特蘭基喀斯相信下述情況時，他離開馬克思主義後退了多遠：一旦證明「生產資料轉到國家手中，不僅全體人民的福利可以得到保證，並且工作日也可以縮短，那末有關資本集中和社會中間階層消失的理論是否會得到證實，便成為無關緊要的事了」……

　　根據阿特蘭基喀斯的意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旦得到證明：「就勿需把希望寄托在對經濟發展的迷信上了，為了從私有生產向國家或『社會』生產過渡，我們應該作廣泛的調查並開始〔！〕作全面而徹底的準備。」（阿特蘭基喀斯：《未來的國家》，彼得堡「事業」書籍出版社1906年版，第22-23頁）

　　在反對社會民主黨對資產階級的敵視策略並建議立即「開始」準備向社會主義改造過渡的時候，阿特蘭基喀斯忘記了社民黨人仍然缺乏為作這種準備而需要的權力，而威廉二世，標洛（Bulow）和德國議會的多數議員雖然大權在握，卻絲毫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意願。阿特蘭喀斯的社會主義計劃對於霍亨索倫王朝並不比傅立葉的計劃對於復辟的波旁王朝更具說服力，雖然傅立葉的政治烏托邦主義依靠的是激情如火的口才，而阿特蘭基喀斯靠的是有說服力的、清醒的計算。

　　社會分化必須達到怎樣的程度才能得到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先決條件呢？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必須達到怎樣的比重呢？它必須達到全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二還是十分之九呢？

　　企圖為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先決條件確定一個數字限度是完全無望的事。首先，在進行分類的時候，我們必須確定哪些人該歸入「無產階級」。是不是應該把半無產階級－半農民的廣大階層包括進去？是不是也該把城市無產階級的後備群眾（他們一方面攙和在乞丐和小偷的寄生無產階級中，一方面作為小商販充斥市街，對整個經濟制度來說是起著寄生者的作用）包括進去？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無產階級的意義完全決定於它在大規模生產中所起的作用。在為政治統治地位而鬥爭的時候，資產階級依靠的是自己的經濟力量。在能夠取得政權之前，它必先把國家的生產資料集中到自己的手裡；這也就決定了它的重要性。但是無產階級儘管有種種合作社之類的幻想，在實際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前一直是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它所以具有社會力量，是由於資產階級手中的生產資料只有通過無產階級才能運轉起來。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無產階級也是一種生產資料，它同其它工具一齊構成一架完整的機器。但是無產階級是這架機器中唯一非自動的部分，不論資產階級盡了怎樣的努力也不能把無產階變成自動的部分。這種情況使無產階級能夠按自己的意志通過局部罷工部分地或完全地停止社會經濟的正常活動。

　　從這裡可以明白，無產階級（假定其數目不變）的重要性是隨著它使之運行的生產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說，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大工廠的無產者在社會上的地位比一個手工業工人更為重要，城市的無產者比農村的無產者更重要。換句話說，隨著大規模生產支配小生產、工業支配農業和城市支配農村的發展，無產階級的政治作用是愈來愈重要了。

　　如果我們看一看英國或德國的某個歷史時代，那時它的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同現在俄國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重相同，我們就可以明白，當時的英德無產階級不但沒有起到俄國工人階級今天的作用，而且按照他們的客觀地位也不可能起到今天俄國無產階級起到的作用。

　　我們已經看到，同樣的道理也可適用於城市的作用。當德國的城市人口同俄國今天的情況一樣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時候，自然不能想像那時的德國城市能在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起到俄國城市今天起到的作用。大工業和商業機構集中在城市，以及城市和各省由鐵路系統聯接起來，這些情況使城市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城市居民所佔的比重；城市重要性的增長已經大大超過城市人口的增長，同時城市人口的增長也超過了全國人口的自然增長……在1848年意大利的手工業工人（不僅有無產階級而且還有獨立的工匠）的數目達到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差不多同俄國手工業工人和無產階級在今天所佔的比例相同。但是他們所起的作用比現代俄國工業無產階級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從上面的說明可以明白，企圖事先設定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時刻究竟應在全部人口中佔有多大比例是徒勞無益的。相反，我們要提出一些粗略的數字來說明目前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相對數字。

　　1895年德國有職業的人口是2050萬人（不包括軍隊，國家官吏和沒有固定職業的人）。在這個數目中，有1250萬無產階級（包括農業、工業、商業中的僱傭工人和家庭僕役）；工農業工人的數目是1075萬。至於其餘的800萬人，許多人實際上也是無產階級（例如家庭工業中的工人，家中的勞動者等等）。單是農業中僱傭工人的數目就有575萬。農業人口佔全國人口的36%。我們再說一遍，這些都是1895年的數字。從那時以來的11年中，無疑已有很大的變化——基本上是朝著一個方向：同農業人口相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了（1882年農業人口佔全國人口的42%），與全國人口相比，無產階級的比例增加了，與農業無產階級相比，工業無產階級的比例增加了，最後，與1895年相比，每一工業無產者相對的生產資本也增加了。但是，即使是1895年的數字也已表明，德國無產階級早已經成為國家的主要生產力。

　　比利時有七百萬人口，是一個純工業化國家。在每100個從事某種職業的人當中，有41人是在純粹的工業中工作，只有21人受雇於農業中。在300多萬自立的人口當中，大約有180萬，也就是60%是無產階級。如果我們在急劇分化的無產階級中再加上與它有關的社會成分——只是形式上獨立而實際上受資本家奴役的所謂「獨立」生產者、低級官員、士兵等等，那末這個數字就更具有說服力。

　　但是，在經濟工業化和人民無產階級化方面佔第一位的無疑是英國。在1901年，英國農業、林業和漁業中所僱用的人數是230萬，而工業、商業和運輸業中僱用的人數是1250萬。

　　因此，我們看到，在主要的歐洲國家中，城市人口在數量上超過了農村人口。但是城市人口的優勢不僅在於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大得多，還在於它的質量方面。城市把農村中最強健、最能幹和最有知識的分子吸引了來。要從統計上證明這一點很困難，雖然城市和農村人口的年齡構成為這一點提供了間接證明。而年齡構成本身也具有獨立意義。例如，1895年德國有300萬人受雇於農業中，有800萬人受雇於工業中。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按年齡分組，那末我們可以看到農業中從14歲到40歲的最有工作能力的人比工業中少100萬人。這一點表明，留在農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這一切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發展（工業的增長，大企業的增長，城市的增長，整個無產階級的增長，尤其是工業無產階級的增長），不僅已經為無產階級爭取政權、並且為奪取這個政權準備好了戰場。

　　（三）現在我們再來談社會主義的第三個先決條件——無產階級專政。

　　政治是社會主義的客觀先決條件和主觀先決條件互相交叉的場所。在一定技術和社會經濟條件下，一個階級會自覺地為自己確定一個目標——奪取政權；它需要團結自己的力量，衡量敵人的實力並估計形勢。

　　但是，即使在這第三個方面，無產階級也不是絕對自由的。除了主觀的因素，如階級覺悟、準備程度、主動精神（這些因素也有它們發展的邏輯）以外，無產階級在執行其政策時會碰到許多客觀因素，如傳統政治、現有國家機關（軍隊，階級學校，國教教會）、國際關係等等。

　　我們首先來談主觀條件：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

　　從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觀點來說，技術水平已經使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優越性這一點當然是不夠的。在這種技術基礎上發展的社會分化已經造成了一個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由於其人數和經濟作用成為主要階級，並且在客觀上關心社會主義的實現這一點也是不夠的。這個階級還必須認識到它的客觀利益，它必須認清除了社會主義外別無出路；它應該團結成為一支強大得足以在公開鬥爭中奪取政權的大軍。

　　在目前否認無產階級有這樣從事準備的必要是荒謬的。只有過時的布朗基主義者，才會指望依靠脫離群眾的叛亂組織的主動精神獲得拯救；以及處在另一個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期待群眾自發的大暴動，這種暴動的目的誰也說不上來。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奪取政權是革命階級的自覺行動。

　　但是許多社會主義理論家（其實不是什麼理論家，而是把一切都弄顛倒了的糊塗鬼）總是把社會主義準備的問題與從精神上改造無產階級連在一起。他們說，無產階級甚至全人類都必須首先拋棄自私性，讓利他主義的動機成為社會生活中佔優勢的東西；由於目前我們距離這種情況還很遠，「人性」的改變也非常緩慢，因此社會主義的到來還要推遲幾個世紀，等等。這種觀點也許看起來很現實和漸進，實際上只是膚淺的道德說教而已。

　　有人說，在社會主義到來前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心理」，換句話說，他們以為群眾在資本主義關係的基礎可能形成一種社會主義心理。在這裡，人們決不能把自覺地趨向社會主義同社會主義心理混淆起來。後者要求首先摒棄經濟生活中的自私動機；而趨向社會義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則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心理所產生的。不論無產階級的階級心理和沒有階級性的社會主義心理之間具有多少共同之處，它們之間存在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

　　反對剝削的聯合鬥爭，在工人的心中引起了許多光輝的理想主義幼芽，同志式團結感，和自我犧牲精神；但同時，個人的生存鬥爭，永遠敞開的貧困深淵，工人隊伍本身的分化，來自下面的落後群眾的壓力，資產階級政黨的腐蝕活動，都不容許這些光輝的幼芽充分發展。

　　主要問題在於：儘管一般工人還有小市民的自私殘餘，儘管他們在「人的」價值上還沒有超過資產階級的一般水平，他們都從生活經驗中確信，他們最起碼的願望和本性的要求，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廢墟上才能得滿足。

　　理想主義者完全像基督教徒描繪第一個基督教公社的成員一樣，來描繪配得上享受社會主義的遙遠後代。

　　不論第一批基督教新教徒的心理如何（我們從《使徒行傳》中知道有過侵吞公社財產的案件），但無論如何，到了基督教更流行的時候，基督教不僅沒有能使一切人的靈魂獲得新生，而且連它自身也墮落了，變成貪圖物質和官僚主義的了，它從兄弟般輾轉相傳的慣例變成了教皇政治，從流浪行乞變成了僧侶寄生制度，總之，基督教不僅沒有能改造它所處的環境的社會條件，它自己反而被這些條件所改造了。這並不由於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缺乏才能或貪得無厭，而是由於人的心理屬於社會勞動和生活的條件的無情規律。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只是表明了他們自身的這種從屬性質罷了。

　　如果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舊社會的範圍內創造新的人性，那這種社會主義就僅僅是道學家烏托邦的新翻版……社會主義的任務並不是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心理來作為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而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生活條件來作為社會主義心理的先決條件。

[1] 約翰·貝勒斯（John.Bellers）並不是國會議員，而是一個教友會的地主，他是以向議會演講的方式提出他的計劃的。——英譯者注
[2] 即格·傑克（G.Jaeckh）——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