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和農民

一旦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政權就會轉到在鬥爭中起領導作用的那個階級手中，換言之，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要立即說明，這決不排斥非無產階級社會集團的革命代表參加政府。他們能夠、也應該參加政府：無產階級（如果它足夠明智）會允許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的主要領袖在政府內佔有一席之地。整個問題在於:誰來決定政府政策的內容，誰構成政府中穩固的多數？民主進步階層的代表參加工人控制的政府，這是一回事，無產階級的代表以「可敬的政治人質」的身份參加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

自由資產階級的路線雖然是動搖、退卻和背信棄義的，但卻是十分明確的。無產階級的路線比資產階級還要明確和完備。知識分子（主要特點：社會上的中間性質和政治上的順應性）、農民（主要特點：社會複雜性、中間地位和愚昧無知）、城市小資產階級（主要特點：優柔寡斷、中間地位和完全缺乏政治傳統）——這三個社會集團的政治路線是完全不明確、不具體，充滿各種可能性，因而充滿意外的。

只要想像一下一個沒有無產階級代表參加的革命民主政府，就立即可以明白這種想法是多麼荒謬！社會民主黨人拒絕參加革命政府，會使這樣一個政府立即倒台，因而等於背叛革命事業。但是在客觀上，無產階級參加政府是極可能的，原則上也是可以容許的，只是這種參加要具有統治的和領導的性質。當然，人們可以把這樣一個政府說成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無產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專政，甚至說成是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關鍵在於誰在政府中掌握領導權，並通過政府領導全國？當我們說到工人政府的時候，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回答是，政府的領導權應該屬於工人階級。

作為雅各賓黨人專政機關的國民議會決不是單單由雅各賓黨人組成的。不僅如此，雅各賓黨人在其中甚至是少數派，但是無套褲漢在國民議會以外的影響以及國家對激進政策的客觀需要，使得政權落到了雅各賓黨人手中。因此，雖然國民議會形式上是國民的代表機構，其中包括雅各賓黨人、吉倫特黨人以及大批搖擺的被稱為「沼澤派」的中間分子，本質上它仍然是雅各賓黨人專政。

當我們說工人政府的時候，我們指的是工人階級代表在其中占統治和領導地位的政府。

無產階級不擴大革命的基礎，就不能鞏固自己的政權。

許多勞動群眾階層，尤其是農村中的勞動群眾，只有在革命先鋒隊——城市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以後，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來，並在政治上組織起來。革命鼓動和組織工作將靠國家財力來進行。最後，立法權本身將成為使人民群眾革命化的強大工具。

把資產階級革命的全部負擔放在無產階級肩上的我國社會歷史關係的性質，一方面給工人政府造成巨大困難，同時也會（至少在政府成立的初期）給予它難以估量的優越性。這會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當中表現出來。

在1789——1793年和1848的革命中，政權首先從專制制度轉到溫和資產階級派手中，是後者解放了農民（怎樣解放的是另一回事）之後，革命民主派才接受或者準備接受政權的。解放了的農民對「城裡人」的政治花樣，也就是對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再不感任何興趣，並像塊沉重的基石立在「秩序」的下面，把革命出賣給了霸權專制的或歷來專制的反動勢力。

俄國革命還沒有、在將來的一個很長時期內也不會容許建立任何可以解決最起碼民主任務的資產階級憲政秩序。至於維特和斯托雷平之類官僚改革家所作的一切「啟蒙」努力，都因他們自相殘殺的上層內鬥而化為烏有了。因此，農民——即全體農民——的最基本革命利益的命運，同整個革命的命運，即同無產階級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

執政的無產階級將作為解放農民的階級出現在農民面前。

無產階級的統治不僅意味著民主平等，自由的自治權，把稅務負擔轉移到富裕階級身上，常備軍改為全民武裝，取消強制性的教會捐，而且還意味著承認農民在土地關係方面所進行的一切革命變革（沒收土地）。無產階級將使這些變革成為國家在農業方面採取進一步措施的開端。在這種情況下，俄國農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難時期對於維護無產階級政權（「工人民主」）的興趣，無論如何不亞於法國農民對於維持拿破侖·波拿巴軍政府的興趣（拿破侖政府曾以強大的武力向廣大小農保證後者土地的不可侵犯性）。這意味著，得到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召集的人民代表機構，無非是無產階級統治的民主外衣。

但是，農民是否有可能把無產階級推開並取而代之呢？

這是不可能的。一切歷史經驗都駁斥這種假定。歷史經驗表明，農民絕對不可能起獨立的政治作用。[1]

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城市征服農村的歷史。在西歐，城市工業的發展使得農業生產中的封建關係最終無法再延續下去。而且，農村本身沒有產生一個能夠革命性地消滅封建關係的階級，這個階級誕生在城市。城市使農村屈服於資本，並把革命傳播到了農村，使後者在政權關係和財產關係上服從新秩序。再後來，農村在經濟上徹底地成了資本的俘虜，而農民成了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俘虜。後者在議會選舉中復活了某種「民主封建制」，隨意支配農民選票。在當代，資產階級國家用稅收和軍國主義，使農民落入金融資本的手心，並通過教會、學校和軍營灌輸奴隸思想，推搡著農民為銀行家們賣命。

俄國資產階級正在把所有革命陣地讓給無產階級，其中也包括對農民的革命領導權。在政權轉歸無產階級的情況下，農民只需歸順工人民主制度就行了，即使農民在這樣做的時候，其覺悟程度並不比他們歸附於資產階級制度的時候更高！但是，當每個資產階級政黨在獲得農民選票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其權力掠奪農民，使後者喪失對前途的一切希望和信心，然後在情況極其不妙的時候，把政權讓給另一個資產階級政黨，這時候無產階級便會依靠農民發動一切力量，以便提高農村的文化水平，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怎樣看待「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專政」的概念。問題並不在於我們認為這種專政在原則上是否可以允許，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這種政治合作的形式。我們只是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至少百分之百的兌現它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這樣一種聯合的前提要麼是某個現存資產階級政黨對農民有支配影響；要麼是農民自己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獨立政黨，但是我們已經盡力證明，這兩種情況都是不可能的。

　　[1] 難道「農民聯盟」以及後來的勞動派在杜馬國會裡的興起和發展，駁倒了這些論據嗎？一點也不。「農民聯盟」是什麼？這個聯盟包括一些尋求群眾支持的激進民主派，再加上一些最有覺悟的農民（顯然不是農民的最下層），聯盟所依據的是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的綱領。
至於談到「農民聯盟」的土地綱領（「平均使用土地」這就是它成立的目的），必須指出下面一點：農民運動發展得愈廣泛愈深入，愈接近於沒收和分配土地，農民聯盟就分裂得愈快，這是由於階級、地區、日常和技術性質的無數矛盾不斷激化的緣故。「農民聯盟」的成員將在農民委員會、即地方的土地革命機關保留一部分影響，但是不待說，作為經濟行政機構的農民委員會，不能消除農村對城市的政治依附，這是現代社會的根本特點之一。
勞動派的激進主義和不確定性，是農民革命願望中的矛盾的表現。在抱有立憲幻想的時期，政治軟弱的勞動派一直追隨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解散的時候，它當然就受社會民主派的領導了。農民代表的缺乏獨立性，到了必須表現堅決主動亦即在政權轉到革命派手中的時候，將會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列．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