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領導人的非官方的回憶錄填補了我們知識的空白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國家的囚徒》的寫作背景[中文版的書名是《改革歷程》]本身就具有相當戲劇性的，甚至也許遠遠超過書本身。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斯大林主義政黨]的前領導人第一次出版其未經審查的記敘，使《國家的囚徒》本身就成為一個歷史性文件。由於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作者本人受到他所曾經領導的政黨的迫害，而且這本書未曾被執政黨宣傳部門「加工處理」過，所以書會是一個非常坦率的敘述。雖然這本書並沒有多少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但趙紫陽的證詞佐證了觀察家們對當今中國歷史的推測和解釋，尤其是社會主義者和其他反對專制統治人士基於其他一些事實與數據所作出的判斷。該回憶錄事實上構成了對鄧小平以及其他一批決定今天中國現狀的「設計師們」，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內，的一個全面批評。
趙在1987至1989年期間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國共產黨（CCP）總書記；1980至1987年期間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在中國政府體系中總理意味著控制經濟政策（相當於西方國家的總理和財政部長結合的角色）。 1989年6月趙拒絕支持鄧小平使用「震懾性的」武力鎮壓持續達2個月之久的群眾民主運動後遭到免職。趙直到2005年他逝世前一直被軟禁在北京。本書的內容是來自於他私下的秘密錄音，他使用親切和藹的方法與受僱於黨與政府進行偵聽活動的家庭服務員保持良好關係，以防止他們發現和破壞這一計劃。
一本顛覆性的書籍
在進行了八年的具有顛覆性的計劃中，他得到了一些有頭有臉的退休中共官員的協助。趙使用的錄音機是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贈送的。趙製作了大約30盒錄音帶，他將之偽裝成給他的孫子的故事錄音帶。其他幫助過趙紫陽的人還有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這些人以及其他協助者定期拜訪趙紫陽並進行虛假討論以隱瞞他正在錄音的事實。鮑彤說「看守甚至被要求監視趙紫陽平日里的自言自語」，鮑彤是趙紫陽的另一個親密盟友，他曾經是趙的高級助手，並在1989年北京血腥鎮壓後服了7年有期徒刑。趙紫陽去世後，這些磁帶被偷運出國並由鮑彤的兒子鮑樸轉錄。 《國家的囚徒》甚至在其正式出版日期前就已經在香港售罄，這反映了人們對1989年事件的日益激增的興趣。
正如通常的那樣，所有的大陸媒體有意忽略該書的存在，但他們的香港分店因為公眾對該書的巨大興趣而遭到罕有的指責與攻擊。 1989年6.4大屠殺20週年紀念日的一個星期之前，中國官方媒體指責西方媒體「大肆宣傳」趙紫陽的書。趙紫陽的敘述使我們毫不懷疑鄧小平親自下令進行6月4日的鎮壓。這絕不是新聞，但與這本書許多其他部分一樣，趙的證詞進一步佐證了這一問題。在這方面尤其可貴的資料是在關鍵時刻統治集團心理的一個或兩個洞察。趙告訴我們，1986年在上海和其他十幾個城市的學生示威活動使鄧小平深感「震驚」；甚至表明即使在那個時候，鄧小平已經考慮採取軍事鎮壓了。 1986年的抗議活動是天安門運動的預演。 1989年運動導致的政權內的危機的深度可以通過中共黨內負責政法工作的喬石（政治局常委）的評論看出來，他告訴趙紫陽：「不少人(政府裡面)的感覺就像是『騎虎難下』」。據趙的說法，鎮壓背後的一個關鍵人物國務院總理李鵬因為來到天安門廣場會見絕食的學生而無法快速離開時而被嚇壞！
一個矛盾的人物
在這些回憶錄中趙呈現為一個矛盾的人物，一個可以不遵循任何原則忽而朝向這個方向走也可能突然朝另一個方向走的「實用主義者」。在一個段落中，他把毛澤東和斯大林描述為「偉大的領導人」。在另一個地方，他——作為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官僚機構的前領導人——相當坦白地供認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都只是表面的；它們不是由人民控制權力的制度，而是由少數人甚至一個人統治的。」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中國或蘇聯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說法。進行統治的官僚機構之所以這麼宣稱只是為了給自己濫用特權，對有計劃的國有經濟的具有最終破壞性的專制與控制提供辯護而已。儘管趙抱怨「權力集中於一個人，並由一個人任意使用權力」，他的實際作為是服務和維護這一制度的。回憶錄中他一再提到1978年獲取權力的鄧小平作為中國的「最終決定者」。雖然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採取了一種逐步退讓職務的做法，只是保留了「軍委主席」的職務（即控制軍隊），但趙講到鄧小平對所有事項具有最後的決定權： 「就是這樣，他[鄧小平]作出最終的決定…」「問題的癥結是鄧小平自己…」等等，趙還明確指出，鄧小平自己對官僚主義和「過分集權」的指責與批評不過是政治表現，旨在貶損和取代他的前任——毛澤東選擇的接班人——華國鋒。由於這些20世紀70年代末的權力鬥爭期間的言辭使得鄧小平贏得了作為一個「政治改革家」的聲譽（主張放鬆專制控制），但這本身卻是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
揭穿趙的神話
趙因拒絕支持戒嚴決定並付出失去他的職位和他的個人自由的代價而在1989年運動的歷史上贏得了特殊的地位。 20世紀90年代中期趙拒絕恢復職位和自由的機會，前提是假如他公開認可對天安門運動的鎮壓，這使他進一步在那些未曾親眼見證1989年的事件的新一代年輕人心中贏得中國民主鬥士的聲名。通過該書在今年1989年運動20週年前夕的出版，縈繞在趙身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官員」的光環得到了加強，在香港有20萬人參加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燭光守夜活動。在不減少本書的重要性的情況下，筆者希望能明確說明1989年運動時趙紫陽的角色，他並不支持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鬥爭舞台，可能要發展成為一場反對「共產主義」的官僚機構的統治的政治革命。在現實中，趙對這一運動採取了模棱兩可的立場。特別是一旦運動已開始喚起重要的工人階級時，一個更為嚴重和強大的對統治集團的威脅；同時趙紫陽一再試圖讓學生領袖取消抗議活動並回去學習。
即使趙的反對針對運動使用鎮壓的方法的做法值得肯定，他的回憶錄包括宣布戒嚴前夕他送到鄧小平的信，敦促領導人撤銷4月26日惡意攻擊學生的人民日報社論；該社論激怒了群眾而不是使他們服帖。趙紫陽的信包含以下具有啟迪作用的段落：「即便你最終必須採取一些果斷的措施來維持秩序，我們也必須考慮第一步。否則，實施嚴厲的措施而大多數人都堅決地反對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因為它威脅到黨和國家的命運。」
從這一點看，很明顯趙紫陽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強硬措施」。趙與鄧的觀點區別和其他矛盾在於這些強硬贊措施該如何應用，並擔心鄧決定可能帶來的後果。趙紫陽贊成對抗議讓步，這歸結為，「打開對話的大門以及緩和緊張局勢的具體的步驟。」他列出了他的「具體步驟」，但是它們遠遠不能滿足學生的鬥爭訴求，更不用說工人的訴求了。趙紫陽贊成反腐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框架下進行調查濫用權力——但當時和現在一樣這個「議會」只是一個純粹的裝飾性機構，沒有真正的權力。趙認為人大可以進行一些「公開聽證會」以增加其透明度，等等。總之，趙的建議是小的零零碎碎的改革，整體上依然使專制制度保持完整。更明白地說，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最終決策者」鄧小平批准。
趙紫陽透露，作出宣布戒嚴令決定之前，5月17日在鄧小平的家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議；趙沒有出席，他遞交了黨的總書記辭呈。這是一個最具有啟迪意義的插曲。趙紫陽拒絕鎮壓，但他的立場是沉默不服從，而不是試圖走向群眾或公開反對鄧小平。當鄧小平集團聽到有關趙要辭職的事，他們派出國家主席楊尚昆去說服趙放棄這個意圖。楊告訴他：「如果這一信息洩漏了，那麼情況將會更糟。我們不應該火上加油，」這個比喻是恰當的。如果趙辭職的消息在北京宣布戒嚴的當口公佈出來的話，這很容易激起廣大人民群眾更大的反抗和深化武裝部隊的分裂。總書記的辭職將被解讀成為黨的正式的分裂。鑑於當時軍隊和國家機器的猶豫不決，這一消息將加強這些不想執行戒嚴令的部隊的想法。趙指示他的秘書取消和撕毀辭職信。這個事件發生一個月後，趙紫陽被相同的一批領導人包括當初懇求他不要辭職的楊尚昆解除了總書記的職務並被軟禁起來。在政治上，時機就是一切！
自覺地鼓吹資本主義
在1980年代期間，作為中國官僚主義機構的首腦的趙紫陽和鄧小平以及改革派自覺地主張資本主義復闢。但是，他們為了偽裝他們的意圖，故意採用含糊不清用語以便克服黨內外的阻力。趙紫陽的回憶錄中非常明確指出這一點。至於何時或是否恢復了資本主義，與之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是，該書毫無疑問說明了存在這種主觀因素——自覺地複闢資本主義的派別或力量。
趙敘述說「我所想到的最深刻的解決中國經濟缺乏的辦法是轉向市場經濟，因此產權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只有經過長期的一系列的反复才能夠實現」。
趙紫陽、鄧小平和其他人採納資本主義作為發展模式，特別是摹仿新加坡、台灣和韓國這些國家採用的國家主導的東亞威權方式以取得國內生產總值迅速增長，也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實現的。正如趙說的，「這是經過一系列的反复」。即使在1980年代初期趙計劃將集體農場私有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打破毛澤東的農村集體時，他承認首先這「這只是一個臨時的解決辦法」。可是這一轉變引發起了一場「深刻的革命…儘管大多數領導幹部仍然持懷疑態度。」
趙的觀點和書的其他部分一樣是有傾向性的。關於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的更平衡的觀點可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相關文章中找到。經過多年無效的官僚控制之後，趙紫陽的農業改革在一個時期內刺激了農業的增長，但是去集體化只是若干因素之一，其他還包括進口糧食（經過幾十年執行以強烈民族自尊為基礎而自我強迫的自給自足政策之後——終於允許中國的農民選擇耕種不同的作物），放開農產品價格，以及重要的技術改進，廣泛使用化肥等。不過，20世紀80年代末起中國農村的最初的所激發的生產力放緩下來，隨即出現的是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發展停滯。這是在過去的十年左右時間裡農村激增群眾抗議的原因之一—當然同時還存在其他幾個原因。還應當指出，最近的研究表明1950年代初的農業集體化也取得了重要的生產力的提高，但後來由於毛澤東堅持進一步推動「超級集體化」，並成立農村「人民公社」，而使提高的生產力又降了下來。這樣做主要是出於政治的考慮——控制農民——而不是農業生產。換句話說，當集體化是在大多數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的時候，其結果是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但是當脅迫強行推進集體化的時候，實際的生產力是下降的。
術語的忽悠
這些回憶錄說明趙的觀點最終發展為擁護市場製度。他說「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從斯大林主義蘇聯]模仿的經濟模式其實是一種戰時臨時的經濟模式」。他宣稱，「坦率地說，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那幾年裡的改革是反對和糾正計劃經濟…」把蘇聯模式看作「正統的社會主義原則」(實際是官僚計劃]是「左傾錯誤」)。事實上，基於獨立的西方測算方法，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工業增長率每年達到百分之十，按今天的說法，可以把這看作是「經濟奇蹟」。這讓人們看到所有的社會資源可以充分利用的計劃經濟內在發展的可能性。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並且日益不穩定的官僚層的控制扼殺了這種可能性，在中國和在俄羅斯的計劃國有經濟不能得到充分發展並且產生巨大的不平衡和問題。這些預示著中國進入無休止的激烈的暴力政治鬥爭，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體現了這一點。由於不信任人民群眾有能力民主地運行計劃經濟，前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如趙紫陽和鄧小平又回到了歷史垃圾堆中撿起了資本主義道路。
趙承認1988年為了抵禦來自「保守派」的挑戰，他們企圖要扭轉他所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改革」，當時他是如何設計出了一種語義騙局以使他們糊塗。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首先是由趙紫陽當時的政治盟友胡耀邦提出來的。趙在關鍵的1988年黨的代表大會上重提這一看法並得到了鄧小平的批准。這個「理論」要點就是趙概括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實施社會主義為時尚早，我們需要重啟民主主義。另一個是中國實行了社會主義而沒有先經歷過資本主義，因此，需要重新引入一部分資本主義的內容。」
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武裝起來的改革派在中共中央全會中戰勝了保守派的挑戰。然而，伴隨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嚴重的經濟問題是導致1989年群眾性抗議的一個主要因素。趙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創造了今天的中國，並且即使在他失寵後也仍然在繼續影響政府。在他的生活的最後日子裡，趙紫陽似乎已經接受西方式議會制度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辦法」。但我們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他執掌政權時的立場。當時，他雖然倡導比鄧小平更激進的「政治改革」，但更多的是在對一黨統治的體系進行「縫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