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折點
彼特‧哈登(Peter Hadden)，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CWI北愛爾蘭支部)
1969年8月是北愛爾蘭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那時哈羅德‧威爾遜的工黨政府作出決定把軍隊派到(北愛爾蘭的)街道上，先是德裡，然後是貝爾法斯特。
當時這只是臨時實行的措施–他們說因為騷亂遍佈街道和教派屠殺正在發展，所以需要軍隊（維持秩序），當時德裡和貝爾法斯特的大部分都被街壘封閉起來，很明顯斯托蒙特的”統一派”政府已經失去了控制。派軍是為了”阻止日益擴大的隔閡”。一旦”法律和秩序被重建”軍隊將立即撤走。
正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發生的那樣，英國的統治階級發現把軍隊投入戰鬥中是一回事，使軍隊完全撤出則是另一回事。在愛爾蘭，”臨時的”派遣轉變成25年血腥的衝突，軍隊一直處在第一線；緊接著是15年不安的和平，軍隊駐紮在軍營裡，但只要一動員就可立即回到街上。
69年8月是一個轉折點因為由此分為，動亂期間公開爭取民權的階段和以緊急狀態為基礎產生的新的政治和准軍事力量統治今後幾十年的北愛爾蘭。
動亂起始於10個月前天主教工人階級社區中的憤怒的爆發，他們被當時的”統一派”政府不公平地對待。自從北愛爾蘭政府建立以來，50年中天主教徒一直在住房和工作上遭受系統性的歧視。由於對選舉區域明目張膽的不公平地重新規劃，天主教徒也被部分地剝奪了公民權。
10月5日在德裡發生了小規模的遊行，主要由左翼組織德裡當地工黨和德裡青年社會主義者組織的成員組成，要求結束在工作和住房上對多數人的歧視。但是遊行遭到了禁止，他們被揮舞著警棍狂暴的北愛爾蘭皇家警察隊(RUC)成員所毆打。警察野蠻暴打和平遊行者的形象點燃了工人階級社區中的憤怒，這場民權運動立即從一場微不足道的事件轉變為一場信奉天主教工人階級的大運動。
那些湧上街道上的青年人所表達的是北愛爾蘭”統一派”當局的憤怒和對（愛爾蘭）民族主義政治家們未能履行對天主教社區諾言的蔑視。在這場反對與對抗”統一派”政府暴政的運動過程中，人們擺脫了右翼民族主義的陳舊概念。社會主義理想開始得到響應，特別是在德裡，激進的當地工黨使年輕人把憤怒發洩集中到貧民窟住房和大量失業的問題上。
新教工人階級街區的住房條件和天主教工人階級街區的並沒有什麼不同。問題不僅僅是歧視，而是幾乎完全缺失公有住房計劃。
在就業問題上也是相似的情況。儘管宗教歧視使新教徒在一些工作上優先聘用，但貧窮和失業同樣損害新教工人階級地區。
失去的團結機會
假如10月5日運動能進一步擴展開，成為一場不僅僅是反對宗教歧視的鬥爭–也包括反對民族主義市鎮議會對新教徒的歧視–而是演變成為一場為所有人爭取體面的住房和工作的鬥爭，那麼一場跨越種族和宗教的聯合的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是可能實現的。
當然”大動亂”40年後的今天，不必說這一切並沒有發生。這之所以沒有發生是因為缺乏懷有這一想法和願望並且有權威去實現的領導層。領導著21萬工人的工會領導層疏遠10月5日的動亂。他們在數月裡對遊行、反遊行，騷亂和緊張的局勢隔岸觀火，反而將自己局限在對”統一派”政府所實施的部分改良進行讚揚，同時還發表偽善的呼籲平靜的請求。
在德裡，不久前建立的工黨分支在這些事件中迅速向左轉。同時(可能沒有如此嚴重)但相似的進程也發生在北愛爾蘭工黨(NILP)的其他支部，北愛爾蘭工黨當時在(天主教和新教)工人階級社區中日益獲得增長的群眾基礎。
1969年5月召開的北愛工黨(NILP)會議上有人提出黨應該嘗試在這場民權運動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右翼領導層小心翼翼地不公開反對這一提議，但試圖使它被否決–不過會議拒絕了他們的建議，提議被通過。然而這並沒有多大不同，因為領導者完全忽略了它並效仿他們在工會的同伴無所作為。
工人運動的失敗助長了所謂民權『溫和派’的想像，如未來的社會民主工黨(SDLP)領導人約翰‧休謨(John Hume)–他們的權威被刻引在民權運動上。休謨(Hume)作為天主教中產階級保守派的喉舌，強烈反對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概念，因為這可能”分裂”正在建立的階級團結。
死硬的”統一派”和新教人中最落後的哪個部分對民權運動採取了牴觸的反應。從而將民權運動限制在了維護天主教徒的權利中。這使得政府–正如政治煽動分子伊恩‧佩斯裡(Ian Paisley)一樣–可以把這場運動說成是一場對抗新教徒的運動並贏得對他們反動而有害的理念的廣泛支持。
在民權運動中曾經有強大的左翼力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埃蒙‧邁卡恩(Eamonn McCann)(後來加入德裡工黨)，和伯納迪特‧代弗林(Bernadette Devlin)(擊敗一個統一派者而成為北愛爾蘭中部威斯敏斯特的議員，得到了廣泛關注)。天主教徒居住區的激進情緒允許”人民民主”的發展–一個由女王大學學生組成的鬆散組織–在天主教工人階級的青年人中贏得堅定的支持。
但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動亂是對社會主義者的嚴峻考研–特別是在如北愛爾蘭一樣複雜的形勢中。發展起來的團體在壓力下為政治思想的困惑、極左主義和毀滅性的傾向所困。例如埃蒙‧邁卡恩起初贊同約翰‧休謨的呼籲，禁止在民權平台上出現任何海報、橫幅，口號或替代性的信息。
加劇緊張的教派間局勢
到了1969年，當運動日益高漲，事件開始變得更加激烈。在8月之前的幾個月，在德裡（Derry）、鄧吉文（Dungiven）、阿馬（Armagh），勒根（Lurgan）和其它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騷亂。更壞的是在7月動亂擴展到貝爾法斯特的部分地區，並出現了嚴重的教派衝突。在緊張的氣氛下使得最初的民權要求退出人們的視線，現在面對的是一個防禦問題–防禦教派分子和警察的攻擊–成為首當其衝的問題。
准軍事機構立即以工人階級社區的”保衛者”的身份參與到動亂中，以履行他們當時其實並不存在的目的和意圖。
香基爾防衛組織在這一地區的騷亂中被建立起來，作為兩年後的組成烏爾斯特防衛會（UDA）的先驅之一。烏爾斯特自願軍（UVF）嘗試在60年代中期進行改革，然而卻由於政府的壓制和新教社區的忽視而分裂成不同的小團體。統一派政府當局–內閣的一些人和更少的來自佩斯利主義（支持北愛爾蘭天主教和新教分離的）邊緣派的人–試圖鼓勵它的重建，但此時並沒有多大力量。
愛爾蘭共和軍(IRA)當時已經是失去效力的軍隊，沒有從50年代的邊界戰役中恢復，並且事實上已經解除了武裝。根據報道（畢肖普（Bishop）/（梅利亞）Mallie 《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1969年五月在都柏林的愛爾蘭共和軍指揮會議上，勞利‧奧布賴德(Ruairi O’Bradaigh)提出了防衛問題，當時的軍隊指揮官即未來的愛爾蘭共和軍正式派領導哈爾‧古爾丁（Cathal Goulding）回答他說，”現在該由英國軍隊和北愛皇家警察隊來保衛人民”。當被問到還有什麼武器可用時，古爾丁的回答是：”一支手槍、一挺機槍和一些彈藥。”這幾乎可以肯定是被臨時派渲染過的，然而當時愛爾蘭共和軍真實能力應該也與之相差無幾。
當時鐘指向一年一度的學徒男孩遊行時，15,000名新教徒遊行經過德裡的伯格賽德（Bogside）地區，北愛的氣氛變得極為緊張。一系列嚴重的教派衝突的威脅遍佈其他城鎮和貝爾法斯特是顯而易見的。在德裡不自信的市民行動委員會失去作用。少數共和派和其他一些個人為了回應早先在伯格賽德地區發生的攻擊建立了德裡市民防衛協會。在貝爾法斯特的一些地區地方治安團和防衛團體不斷發展。最初它們並不是教派團體，但之後漸漸發展成為教派團體。在許多同時包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混居社區裡，地方自衛團體把動亂阻擋在他們社區外。
工會領導們，不但沒有提出一個計劃把這些團體組織在一起組成抵禦教派主義的力量，還繼續把他們的頭埋到沙子裡。他們唯一的干涉是在8月4日發表的一篇聲明–僅僅在學徒男孩遊行的一周之前–要求工會成員”避免街頭聚會和集會”防止可能導致社區動亂。
在民權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傑出的左翼領導者中存在困惑。缺乏一個革命政黨的穩定影響，即使是最好的領導者–包括伯納迪特‧代弗林（Bernadette Devlin）和埃蒙‧邁卡恩（Eamonn McCann）–也會在壓力下動搖。不僅沒有保持獨立的階級立場，伯納迪特‧代弗林還飛往美國請求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派出聯合國部隊。當伯格賽德的戰鬥開始時，她和埃蒙‧邁卡恩發表一個題為”威斯敏斯特（英國議會）必須行動起來”的聲明，呼籲擱置北方憲法並成立一個由威斯敏斯特（英國議會）、斯托蒙特（北愛爾蘭統一派政府）和都柏林（愛爾蘭政府）組成的憲法會議提出解決方案。
伯格賽德的戰鬥
8月12日的學徒男孩遊行開始時非常和平，但沒有持續多久。德裡工黨和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成員在街道上嘗試阻止來自伯格賽德的年輕人攻擊遊行者。這開始是有效的但最終不可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石頭被扔向遊行隊伍，打鬥接踵而至，而北愛皇家警察隊在伯格賽德對人群全力毆打予以回應。
在這發生之後，曾經提倡克制的工黨和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成員們立即和這一地區的其他人一起參與建造街壘並用石頭，後來還用汽油炸彈來抵抗北愛皇家警察隊。
伯格賽德的戰鬥持續了兩天多。北愛皇家警察隊反覆向防守這一區域的人群進攻。但同樣反覆地被石頭和汽油炸彈形成的彈雨趕回去，一些直接被在高聳的羅斯威爾（Rossivlle）公寓佔據有利位置的人扔到當他們的頭上。其他天主教社區的人進入街道以嘗試阻撓北愛皇家警察隊。
在戰鬥開始的第一天，愛爾蘭政府就發表了一項聲明使教派衝突的氣氛升溫。南愛的人被電視屏幕上看到的畫面所驚呆，要求（政府）必須做一些事。愛爾蘭總理傑克‧林奇（Jack Lynch）說他的政府”不會坐視不管”。愛爾蘭野戰醫院將穿越邊境設立在從德裡到當尼戈爾的地區。林奇的口出狂言不過是掩飾愛爾蘭政府”將坐視不管”的事實–但對於當時北愛爾蘭的新教徒來說可不是如此看法，其效果是給已經升溫的教派間的緊張氣氛火上澆油。
北愛爾蘭皇家警察隊（統一派政府的武裝力量）保持它的攻勢，它共有3200人。經過數月的騷亂，還是在伯格賽德爆發戰鬥之前就已經有600名北愛皇家警察隊軍官由於受傷離隊。經過8月初兩天的戰鬥，這支裝備和訓練都不足的武裝被徹底擊垮。統一派的回應是發出命令啟用8500人的警察預備隊，即臭名昭著的B特警隊。
軍隊的進入
如果派武裝的帶有種族偏見的新教民兵去對抗伯格賽德幾乎可以確定將導致一場血腥的大屠殺。暴力將蔓延，一場內戰將吞沒愛爾蘭，北方和南方都不能倖免，這似乎是最可能的後果。為了避免這樣的結局，威爾遜政府決定派出軍隊。
並不是英國的統治階級對在伯格賽德被包圍的天主教居民有任何特別的擔心。而由於是一場在愛爾蘭的內戰將使英國大城市產生動亂。這將吞沒他們在愛爾蘭的財產並使他們和都柏林精心培養的貿易和其他經濟關係破裂。不僅如此，它還會在美國和其他關鍵國家激起反英浪潮。
當明確軍隊不會強行進入伯格賽德後，大多人情緒緩解並對士兵表達熱情歡迎。
德裡的不安的平靜沒有持續多久，貝爾法斯特的部分區域爆發了更多流血衝突和教派動亂。激烈的戰鬥在連接樓而菲爾區（Lower Falls）和香基爾區（Shankill）的街道上，和香基爾區(Shankill)與阿杜尼區（Ardoyne）之間爆發。
大量的人群湧入街道，其中一些人有武裝。北愛爾蘭皇家警察隊用裝在肖蘭德裝甲車上的機槍開道，攻入菲爾區（Falls）。到早上已經有七人死亡，五名天主教徒和兩名新教徒，750人受傷，整個街道火光沖天，難民在街壘和碎石中擇路而逃。
到了下午，600名頭戴鋼盔去iang ，插上刺刀的軍人來到不安地駐紮在這一地區。他們對當地的地形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如果戰鬥重新爆發他們應該把槍口對準誰。當天晚上動亂在其它地區持續，但直到週末德裡仍然保持著令人不自在的平靜。
此時有15萬人生活在天主教社區的街壘後面，國家的政令已無法通行。多數人對軍隊的態度起初是歡迎的。他們看到軍隊解除了對他們社區的包圍。政客們走了出來，包括主要的民運領導都加入了歡迎的行列。
當時英國和愛爾蘭的多數左翼力量也是如此。其中也包括那些幾年後強烈要求”軍隊立即撤出”的個人和團體當時也支持派遣軍隊進入的決定。
在士兵到達德裡的幾小時前，在街壘後面的伯納迪特‧代弗林（Bernadette Devlin）還在電話裡請求內務大臣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派遣軍隊
社會主義工人黨批評那些建議撤出軍隊的人。當時他們是如此說的：
“英國軍隊的存在而得到的和平是短暫的但也是必要的。那些呼籲在普通人能躲在街壘後保護他們自己之前而立即撤出軍隊的人是在呼籲進行一場屠殺，其首先而且嚴重地傷害到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工人》，137號，1969年9月11日)。
只有社會主義黨的先驅–戰鬥派–表達了清晰的階級立場。在出版的黑白4頁的月刊上，戰鬥派在1969年9月的頭版文章中發表聲明要求撤出軍隊。並呼籲用武裝工會的自衛力量取代。一篇分析形勢的文章警告道：”呼籲英國軍隊介入的請求在數月後將會使一些民權領導人感到渾身不舒服。軍隊的派遣是為了維護英國和北愛爾蘭統一派大商家的利益。
不存在抽像的保持安全距離的立場。當時北愛爾蘭戰鬥派不多的成員和支持者正待在德裡市的街壘後面，參與保衛這一地區並面對可能的衝突。不像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其他人，戰鬥派沒有轉而暫時支持軍隊，而是警告人們軍隊為何被派來和它真正的角色。這一立場毫無疑問被後來所發生的事情證明是正確的。
工人階級自衛力量的基礎
呼籲建立工會自衛力量並不是抽像的標語，也並不與當時的現實脫節。事實是軍隊並沒有也不可能阻止蔓延的屠殺。他們的存在更多的是心理上而不是物理上的存在，由於這一點，它能帶來短暫的平靜。
然而軍隊只駐紮在德裡和貝爾法斯特的一小部分。其他地方是工人階級的行動阻止了動亂的蔓延。在達克斯（Docks）、格瑞斯文納路（Grosvenor Road）、貝爾法斯特東部（East Belfast）、阿聯阿斯大街（Alliance Avenue）和許多其他地方，人們主動走上街頭赤手空拳阻止暴力行為和挑釁。在卡萊爾(Carlisle)平原接近香基爾的地方，逃亡的天主教居民被當地居民護送回家。
在大工廠和車間的工會代表在當時同時行動起來要求停止教派間的相互挑釁。造船廠的工會代表召開一場由事實上全部工人參加的會議呼籲短暫罷工–以抵制鬥毆。工會代表此後走訪了離開工作的造船廠天主教工人的家，向他們保證他們回來之後的安全。
如果沒有採取這些自發的行動，如果暴力得到蔓延，軍隊將無力阻止蔓延的教派屠殺乃至內戰。 他們所能做的–正如後來承認的–只是設立安全通道把平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是工人階級直覺的行動阻止了內戰的發生。
工人自衛的力量的輪廓已經出現。假如工會領導主動參與領導–或者出現一個在工廠和工人階級社區中擁有足夠支持的革命組織–就有可能把工會代表委員會和各種各樣的反教派主義的自衛力量團結起來。這樣就可以把控制貝爾法斯特西部和德裡的街壘地區的日益擴大的自衛委員會聯繫起來。
工會領導不僅沒有這樣的主動意願，而且還和統一派政府舉行秘密會議。他們在九月初會見了斯特蒙特部長們，並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讚揚已經宣佈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呼籲人們離開街道並拆除街壘。這無疑是給成千上萬的工會成員扇了一耳光，他們被派到街道上保衛他們的地區並阻止教派間的衝突。
教派民兵的興起
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工人運動的失敗為其他力量的出現掃清了道路。由於愛爾蘭共和軍老派領導層8月未能為天主教社區提供幫助，這為建立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的產生播下了種子。當孟買（Bombay）街道和樓而菲爾區（Lower Falls）其他地方遭到縱火焚燒的時候，愛爾蘭共和軍所能召集的全部力量僅是不多的共和派老兵，他們佔領了當地的學校，而武裝只有一挺湯普森機槍，1枝303來復槍和4把手槍，面對日益接近的新教人群他們開火了。
當”IRA – I Ran Away（愛爾蘭共和軍的縮寫等於『我逃跑’）的牆頭塗鴉遍佈這一地區時，不滿的共和派聚在一起，數月後組建了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Provisional IRA）。
沒過多久軍隊的真正角色就開始顯現。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香基爾路（Shankill Road）的新教徒第一次嘗到了軍隊蠻橫的方法，但不久之後這便變得非常普通。在10月的一項聲明說B特警隊將解散，被一支新的部隊–北愛爾蘭保安團(UDR)–取代，這得到了民權領導人們的熱烈歡迎–包括北愛工黨和工會–但卻激起了在香基爾路新教徒中的憤怒。
在後來的騷亂的中發生了槍戰，一名警察被殺，第一次發生北愛爾蘭皇家警察隊成員被殺，具有諷刺意義的他是死在新教徒的手中。政府的回應是派遣特別強悍的部隊應對騷亂。軍方承認發生了66次交火，殺死了一個人。第二天他們組織搜查武器，一個街道接著一個街道地搜查，徹底搜查他們所到的每一家。當時一位負責搜查的軍官希區庫克少校（Major Hitchcock）
向媒體承認說：”‘我們搜查所有東西，我擔心我們對此不是非常禮貌。”
民權領導者們和–一些共和派以及在天主教社區設立街壘的市民中央防衛委員會的人物–讚揚軍隊的行為。幾個月後，在1970年的夏天，事情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隊在樓而菲爾區（Lower Falls）實行了34小時的宵禁並開始搜查武器，他們採用了與在香基爾（Shankill）的相同的方法。他們遭遇了來自愛爾蘭共和軍兩派（正式派的和臨時派）的武裝抵抗。最後總共5人死亡，60人受傷–然而最大的傷亡是正如政府擔憂的，（群眾）對軍隊態度發生了轉變。他們在天主教社區自去年八月以來所享受的”蜜月期”最終結束了。
培迪‧代弗林(Paddy Devlin)當時還是這一區域的北愛爾蘭工黨議員，記錄了這一變化：”一夜之間人們從中立或著甚至對軍隊表達同情的支持轉變到憎恨任何與安全力量有關的東西。由於自以為是的將軍和”教父”們為了挽回自己的顏面，格勒‧費特（Gerry Fitt）和我親眼所見選民和工人們（的變化）…轉而反對我們而去加入臨時共和軍。”更糟糕的時刻到來了。
那些支持派遣軍隊決定的社會主義者應當記住，任何資本主義政府的”武裝”最終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階級的。在北愛爾蘭軍隊提供的是鎮壓而不是安全，他們的存在使局勢極大的複雜化。40年過去了給我們留下的是更加分裂的社會和一個被稱為”和平進程”的教派僵局。
對於歷史沒有什麼是必然的。40年的衝突之所以成為”必然”只是由於缺乏能提供社會主義出路的領導領導力量。
今天關鍵的任務是建立這樣的領導力量使得過去的錯誤不再重複，使現在面向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新機遇不會白白溜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