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準備群眾鬥爭 – 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抵抗，社會主義行動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湧湧、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制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瞭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藉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制日趨貪污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台，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台。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台」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台，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捲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一個獨立的部門調查和沒收這些空置單位－只要發現其交易中存在投機炒賣行為的證據。我們還緊急呼籲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套公屋單位，但這必須在民主的公共控制下將地產公司和銀行公營化，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衝突，因爲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製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注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啓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制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報告承認，現在貧富懸殊是1971年有記錄以來最惡劣的。同時，工人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工人，從1997年的44萬人上升到62萬人。這主要是由於僱傭合約員工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員工。
梁振英已採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齡津貼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幣2,200元，成本約每年52億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積盈餘超過6000億港元！他的政府正準備以灑一點「糖」來掩蓋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政府支持率幾成赤字，而當前又處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憐！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制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制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制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制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制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沉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制君主制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爲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
「超級議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會選舉新增了五個所謂的「超級議席」五個－對應五個地方選區的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別。對這一創新來推銷「一人兩票」（一票為地方選區和「超級」功能組別之一）的想法持懷疑態度的市民絕大多數贊成徹底廢除功能界別。
五個「超級議席」只是一個裝飾，民主黨可恥的應上屆政府懇求同流合污，掩蓋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組別的性質。這些特權與親當局力量的堡壘被設計用來「凌駕」於羣衆選舉結果之上，並保證當局可以控制立法會。「超級議席」沒有改變這一點。其餘30個功能組別，由低於香港2.5％人口的 少數人決定。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這些議席中有14個候選人沒有競選對手而自動當選－他們的資格得到銀行家和地產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們的利益，並抗衡受民眾的壓力影響的另外半個立法會。
最後一次的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令人誤以為北京允許一場民主競爭進步的錯覺（本是操縱手法，但事與願違，兩個建制派的候選人捲入一場「內戰」）。同樣的設想，「超級議席」選舉將產生很多的「民主」的錯覺，卻同時保持目前的不民主制度的主要核心。在現實中，沒有規定「超級議席」參選人必須是區議員－真正能代表一個挑戰或替代現行制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長官選舉失控，「超級議席」選舉也可以令親北京陣營事與願違。目前，親建制的候選人被迫疏遠過於梁振英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學校洗腦計劃。這導致了北京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王光亞前所未有的干預，在7月訪問深圳告訴親政府的政黨，「不要依靠攻擊政府在選舉中政治上得分」。
這些分歧並不反映任何真正的親政府陣營核心部份的轉變，而只是爲選舉而作出機會主義的變化。只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創造了新的困難和矛盾，強化了危機氣氛，並可能導致如學校課程計劃等關鍵政策擱淺，尤其是如果教協和其他抗議團體能充分利用危機升級的機會，通過罷課行動的鬥爭建立鬥爭的基礎。另一個建制陣營分裂的標誌是，梁振英的頭號支持者與選舉顧問劉夢熊催促梁振英推遲國民教育科計劃，劉夢熊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二十三條
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可以說是未來更爲艱鉅的反二十三條鬥爭的「預演」。自1989年以來首次的一天總罷課將會嚴重動搖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發動的話。這會讓反二十三條運動獲得寶貴的經驗，顯示群眾抗爭需要何種形式。現在證明了單靠遊行示威已經不足夠。當然遊行示威會對提升群眾意識其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惡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將會在香港引入中國大陸獨裁政府的打壓手段。警察會獲得大量的權力來禁止「搞事」的遊行，而對中共獨裁的公開批評將會受到打壓甚至監禁。與一些外地「不受歡迎的」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繫將會被禁止，以阻隔國際上的支援和聲援。但是擁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義）目的的大財團、金融機構或其他資本家的打手當然不會被限制。就算沒有二十三條的今天，香港記者協會指出87%的記者認為今天的新聞自由比2005年還要差。
二十三條明顯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務的核心。因此，反對此惡法通過的抗爭需要立即開始，而需要在接下來的立會選舉作為主要的議題。「溫和派」的泛民已經表明他們不能在民主的議題上作出有力的抗爭。推倒二十三條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歷史性的50萬人遊行是在泛民領導們的悲觀與消極態度中發起的。當年爆炸性的動員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於當時的實際局勢，包括經濟衰退、房價崩潰以及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期待同樣的因素會在今天重複，所以任何現實的反二十三條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遊行示威以外的手段。與更廣泛的反專制鬥爭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要在廣大工人群眾、工作場所以及社區當中建立起群眾運動，發起不同的杯葛運動、佔領甚至使用（極爲重要的）罷工武器。反對二十三條而發動的一天總罷工將會是群眾展示巨大力量的機會。這不單會讓本地的資產階級精英感到害怕，甚至會影響到中共獨裁，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內地的遭受超剝削的工人階級會模仿反抗。
鬥爭的策略
作為反二十三條的策略之一，社民連承諾其立法會議員會隨時準備好辭職來迫使全港性的補選，就像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那樣。這個策略需要作為更廣泛反對惡法的群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來考量，而同時還要考慮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實採取這個策略。後來組成社會主義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在2010年的補選運動中積極參與。
社民連的領導們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義，並反映出態度上的巨大變化。跟我們組織不同，許多人－包括一些社民連成員－對於2010年「變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喪。而我們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些錯誤的「悲觀」結論間接導致後來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相對來說，社會主義行動強調50萬反政府的選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並可發展起來。
社民連提出的總辭以及反二十三條的新「公投」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改變。街頭示威的增加趨勢和對於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以及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在立法會拉布戰的巨大支持（反對替補機制）都反映出這點。拉布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大部分的「溫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眾意見下被迫改變初衷並支持「激進派」的行動。
人民力量在近月來在示威遊行中的動員也更為成功。其得到許多痛恨建制派和偽民主派民主黨的基層青年和民衆的支持，並且提出了與社民連咩有多大差別的選舉綱領。但是，儘管有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其並不是由成員們民主地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幾個出位的領導所壟斷。加上其隱藏的與「泛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並沒有公開的顯示出來）的連繫，都侷限了人民力量無法被推進成激進左翼，或是成為群眾運動的承載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黨
這些例子都顯示立法會的議席－用來做為動員群眾的平台－可以是鬥爭的重要力量。這尤其是在當一個工人政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贏得議席。社會主義行動從來不像其他左翼或無政府主義人士那樣採取一個僵化的反議會立場，我們明白利用選舉的議席來提升意識和發動鬥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在2010年的運動中指出，選票數字（也包括補選公投）並不是一切成敗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議會」外動員和組織的成功還更為重要。
議會和選舉策略有時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透過其獨立組織的角色，以至發動罷工的武器。當香港現時的工人組織由於歷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國的更是如此），未來的鬥爭將會是「後追」的機會，到時候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政黨－將會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為此準備並推動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帶領的工人群眾政黨的建立。我們所謂的工人群眾政黨跟香港職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黨完全不同。這個新的政黨是建基於英國「新工黨」的模型，該黨已經清楚地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放棄了參與和領導鬥爭，新工黨不斷跟「激進示威者」割席，因此我們認為其只會是一些中間偏左政客們的平台，而不是工人階級運動真正的承載工具。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呼籲支持社民連，一個對政府和保皇黨派最激進的挑戰代表。社民連提出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反對私有化並為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些社會主義者也爭取的政策。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強調需要與資本主義完全切割，而這些政策本身並不足夠。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著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提出將壟斷香港的銀行及大財團收歸公共民主的控制底下。我們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民連的成員在不同運動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擁有活躍群眾成員的工人政黨，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獨裁者並改變社會。這也是為甚麼我們在呼籲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連的同時，我們也不會就此止步。加入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鬥爭－加入社會主義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