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批評了文森特的關於中日島嶼爭端的文章。陳墨的文章不反映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觀點，但是作為參與這一重要討論的文章發表在我們的網站上。關於這一討論的第三篇文章即將發表。
那些不能牢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喬治·桑塔亞那
陳墨
從今年8月中旬起，中國、日本和臺灣三方在釣魚島控制權與主權問題上的衝突歷時已二月有餘，迄今未見緩解，而相反軍事對峙的局勢有增無減。
統治階級方面，日本右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極右翼勢力頻頻挑釁，日美軍事演習頻頻，中共資本主義專制當局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以近數十年來少見的強硬方式進行回應，臺灣資產階級朝野兩黨也採取種種手法聲張臺灣在釣魚島（釣魚臺）的主權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近兩百座城市發生上百萬民眾捲入的長達月餘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部分騷亂，在香港和臺灣乃至海外諸多地區也發生近年少見的華人保釣反日遊行。而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沖繩地區，日本進步民眾反對美軍駐紮和日本當局的軍事化鬥爭正方興未艾。
近 來圍繞釣魚島發生的衝突與對抗是東亞矛盾局勢的綜合表現。作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日本、臺灣和美 國統治階級間矛盾不斷，衝突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值得注意的是諸國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諸多勾結與妥協，面對危機維持現行“穩定”秩序的基本目標 仍未改變，迄今為止國際資本主義強權間仍然處在“鬥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慮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經 濟前三強 （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四大海軍（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四大空軍（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可想而知東亞地區發生的任何地緣衝突和階級鬥爭都將對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 產生巨大影響。
國際主義左派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遊行的立場
針對這一嚴重影響東亞局勢和各國民眾意 識的事件，國際主義左派自然也極為關注，紛紛發表評論和主張自己的立場。此處國際主義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國際上一些比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也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等地的華人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關注一些國際主義左派組織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聲明。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國際主義左派（托洛茨基主義派）關於釣魚島問題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志撰寫的《中日島嶼衝突的背後？》（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簡稱《衝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該文不僅提及了中日釣魚島沖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關群眾運動和更大範圍的東亞諸國（包括中、日、台、俄羅斯和韓國等）領土領海爭端，以《釣魚島爭端背後的帝國主義衝突》的中文譯名發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
2）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CFI) 陳駿（Chan John)撰寫的《反對中日民族主義》（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簡稱《反對》，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實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還有數篇相關釣魚島衝突的文章，但由於該文以社論形式出現，且其他後續文章的立場基本相同，所以以該文為准
3） 第五國際/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寫的《中國：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義宣傳的動員》（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簡稱《動員》，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g/content/china-beijing-has-demobilise-chauvinist-campaign
4）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寫的《不要中日帝國主義煽動的沙文主義戰爭！》（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簡稱《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於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寫，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譯件，所以為確保盡可能忠實于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時，將直接引述和翻譯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所不同的，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說明）。
幾 家國際主義左派雖然具體分析和立場略有不同，但在主張立場和訴求時容易將完全抽象的原則和理論簡單地套用到複雜的現實事件，無視社會條件、客觀環境和群眾 覺悟，陷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迷思之中。由於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賴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資訊和資料（尤其是英文資料），而這些資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先驗性和選擇性地挑選與過濾的結果，更往往導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現西方中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
歷史唯物主義者不 是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 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瞭解這些條件。”（F. 恩格斯，1885.04.23, 書信《致維拉. 伊萬諾夫娜. 查蘇利奇》）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群眾運動雖然強調了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宗旨下，但忘記去“瞭解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所以欠 缺從無產階級立場的分析和對於未來革命的展望，在事實上也違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國、日本、臺灣乃至亞洲其他地區無產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局面。
被誤讀的中國反日群眾運動
首先，國際主義左派在對釣魚島事件和相關的群眾運動分析 時，有意無意間將中國各地發生的自發的群眾性反日運動等同於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官方宣傳和軍事主義煽動，將遊行中出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口號和現象等同 於群眾正當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右翼擴張主義的情緒，將遊行、示威乃至罷工的參與主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等同于富裕的親資本的新興中產階層， 將歷史上的反殖民鬥爭和民族情緒等同於純粹的釣魚島領土爭端。由此得出中國民眾自發性反日群眾運動本身是反動的、負面的、沙文主義的和為統治階級服務利用 （不僅是中國統治階級，也包括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結論。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分析，“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 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徵和反動的特徵。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儘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 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 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 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被中共大 開綠燈的中國反日示威，也同樣反動。主導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自己的未來與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同 時對中日兩國工人階級都存在深深的敵意。這反映在他們的“抵制日貨”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礎上去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中 國的示威活動中有一種公然的種族主義性質。許多橫幅和標語譴責“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說那些針對在華日本國民的隨機性襲擊。最具挑釁性的是要求中 國政府向“日本宣戰”的呼籲以及日本出現核蘑菇雲的橫幅。這些軍國主義情緒是直接受到了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和軍官們的鼓動。他們在電視上吹噓說，如果戰爭爆 發，中國可以發揮它的“殺手鐧”，對日本發動核打擊。這種野蠻的建議無異於引發一場全球性核衝突，因為這樣的攻擊馬上就會牽動美國。
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描述為，這種廣泛傳播的是為無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導致了抗議者與員警間暴力衝突，並發聲打砸搶日資商店和焚燒日本車的現象。而且很多標語在譴責日本入侵和收復中國釣魚島的主權外，也要求北京政府採取更強硬態度和處置官員腐敗。
普 勞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寫，在日本街頭沒有發現好戰的群眾示威氣氛時，在中國則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眾，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則充滿反日情緒與中華沙文主義。根據報導，在全國至少108座城市發生示威，在許多城市這些示威轉化為反日騷亂，例如深 圳、廣州、東莞、長沙、西安和青島等地。根據報導，示威者的口號充滿沙文主義，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制日貨！”、“釣魚島屬於中國！”、“對日宣 戰！”等等。 大量的日本產汽車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燒，日本大使館也成為抗議示威的目標。這導致例如豐田、本田、馬自達、佳能、松下和優衣庫等暫時中止生產經營。根據香港 報導，在北京街頭張貼有招募“強姦日本女性”的海報。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絕不會否認過去1個多月的反日群眾遊行、運動、示威和罷工中 存在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小部分群眾中乃至有嚴重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傾向。但是，不能將意識混亂的部分群眾右傾和錯誤的口號等同於遊行群眾的主 體。現實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存在於“意識真空”中，但這些反動的、消極的非主流因素並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整個群眾運動的依據。事實上發生在全球 各地諸多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中東群眾發生的反美大遊行，歐洲希臘和西班牙群眾組織的反削支和反歐盟（以及反德）遊行，乃至日本沖繩地區民眾反對駐日美軍運 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少部分種族主義言行。
從8月15日港澳保釣船隻登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抓捕到9月24日中國全國範 圍的反日遊行基本趨於結束之間的一個多月時間，在中國近200座城市發生各種形式的反日遊行、示威和罷工，上百萬群眾捲入其中，自發參與的主體是工人階 級、青年和中下階層市民等，同時也必然有少部分中產階級和極少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和官僚。參與的大部分群眾雖然在政治意識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數人有強 烈的反對專制當局和反對其資本主義政策的傾向，包括以毛派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親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參與其中，但是後者的主體事實 上是以反對這場群眾運動為主。
在科洛的《衝突》和梅因的《動員》都有所提及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毛澤東畫像的現象，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強調群眾 中舉毛的畫像是中共政權內部派系鬥爭， 支持對日宣戰和支持薄熙來，並且將之稱為是中共政權內部拍戲策劃的結果，卻沒有承認這種行為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其自發性，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現在中共專制當 局和其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中國毛派和泛左翼勢力復蘇遠早于薄熙來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地左轉。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共 政權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在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也就是當局所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就出現對於前計劃經濟毛時代的思念和對當局 資本主義政策的抨擊。在當時這股思潮集中於中老年，尤其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中，也出現了各地自發的群眾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唱講革命歌曲行動。這些群眾 性自發的集會與悼念十多年來一直面臨著當局的鎮壓與打擊，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化卻也在不斷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媒體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歪曲 報導。薄熙來在前幾年推行的唱紅講傳和打黑活動不過是對這些群眾行為的東施效顰和迎合投機而已。不能將群眾的自發運動與政客的投機行為混為一談。相當一部 分毛派活躍分子也承認，薄熙來搞的不過是資本主義改良行為。有資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確地說明，他投機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上層矛盾，重要的是不為其所用 和發動群眾。而且，即使在這些群眾中存在各種混淆意識，譬如將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視為“修正主義政權”，希望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左轉”，但群眾中反對現 行資本主義政策是明確的，要求左傾的訴求是真誠的。
而且，很遺憾在國際主義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數參與遊行示威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左 傾勞動群眾的主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收復釣魚島”這兩個口號，並非所謂仇恨日本民眾的種族主義清洗口號。種族主義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確實存在（如陳駿文章《反對》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現象，至於所謂鼓吹“中華帝國主義”和“強姦日本女性洩憤”的極右口號則更是極少數中的極 少數現象（如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圖片和視頻為證，只要不帶有偏見，就一定會承認主流口號並非是種族主義的。當中國 廣大群眾主流仍然在強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時，假如不承認這一口號本身具有進步性，將群眾中樸素的義憤等同於支持“中國 帝國主義”，這對群眾運動本身是一種不公正的選擇性的態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於不瞭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往往對中國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作出 誤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假如群眾運動高舉毛像，至少在言辭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認自己為左派和傾向社會主義，乃至明確支持馬列主義 （雖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義認同的）。而這種在理論上對於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依賴，使其民族主義的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遏制。根據現實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動強調民族主義，必然會對毛派本身的階級理論進行修正，最後走向資本主義化。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左傾群眾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表現在右 傾的社會力量中，甚至表現得更為反動。右翼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主要利用的對象，而非左翼民族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的漢服國學運動和儒教基督教主義者就是這 種右翼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映。他們並不需要高舉毛像和唱紅歌，而是身穿漢服和背誦四書五經，甚至信奉基督教，他們是更為明確的反動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與皇漢 分子，而且在中國各民族內部進行挑撥分化，並進一步爭取新興中產階級和工人上層。他們往往以明確的反共立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對一切革命），有些傾向於美國和國民黨勢力，有些則直接以德國納粹為範本。
誤入岐圖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
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衝突上採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
如科洛同志在《衝突》的，中國的公司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地建立起來，中國帝國主義的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增長的事實，並且也反映在當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對日本的態度。
梅因在《動員》一文提及，在關於島嶼主權爭論中，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爭相控制本地區的資源。
在 這一問題上，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遠，機械地照搬列寧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失敗主義”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論。 普勞勃斯登明確主張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在未來發生的無論何種戰爭中都應該采革命失敗主義，認為如此方有力于削弱本國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關於“革命失敗主義”的說法恰恰反映了嚴重的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無視客觀事實。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革命失敗主義從來不是什麼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原則，而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時一地根據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是因為以此來打擊沙皇專制統治的力量，而且民眾中有強烈的反戰和平情緒。而一旦十月革命爆發，為了防禦德軍入侵革 命中心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可是立即進行革命防衛主義，而不是坐視德軍進攻。此後，蘇德的停戰條約談判中，也並沒有為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或者支持 德國工人革命，而主動對德國帝國主義無條件讓步，只是為了維護新的蘇維埃政權生存而被迫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在作為半殖民地 資本主義中國的老一代託派，還是在歐美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數託派，面對本國政府與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戰爭，也都沒有推行所謂的“革命失敗主 義”策略。在中國，託派組織甚至自組遊擊隊，直接參與抵抗日軍侵略。在西方，託派多數派則是堅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號召成員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好士兵，呼籲由士兵委員會等民主控制軍隊，在軍隊中繼續捍衛普通工人 階級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時任第四國際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党（SWP)領導人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後對美國捲入太平洋戰爭的聲明: 大多數美國民眾積極或者消極地支持羅斯福政府的戰爭計畫。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派。我們不破壞戰爭或者反對軍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他們同時代的人民一起參與軍隊。我們服從多數派的決定。但我們保持我們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表達的權利。今天工國委（CWI)英國支部的前身工人國際聯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領導人已故的泰迪·格蘭特（Ted Grant)當時也是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靈活利用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面向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間發生的戰爭上採取所謂“革命失敗主義”的立場，難道一定會如普勞勃斯登所描述的帶來更容易的改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最終實現工人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嗎？ 這個設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結論。
最 近十年，美帝國主義野蠻入侵和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現實例證，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伊拉克前薩達姆政權是個專制的軍事強權，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發生戰爭，此後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是有著嚴重封建殘餘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 權。我們從不否認這兩個政權的反動性，但是難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美帝國主義入侵需要採取所謂的“革命失敗主義”？
兩 國遭到美軍入侵和佔領後的現實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衝突不斷，被各種專制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著，數十萬平民遭到殺害，基本公共服務 和保障嚴重缺乏，本地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敲骨吸髓地盤剝自然資源和奴役人民。薩達姆死了，換來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薩達姆，塔利班退入農村，卻 並沒有被消滅，而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在經濟上更腐敗，在宗教上同樣甚至更反動。這樣的局面真的有利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本國統治階級和 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如今中東戰雲密佈，專制的政教合一政權伊朗也正面臨美帝國主義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威脅。國際主義左派 難道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伊朗的工人階級也應該採取革命失敗主義的做法，反對本國專制神學統治階級，幫助或者坐視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嗎？ 假如採取這樣的策略，能真正有助與伊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行進步革命嗎，有助於削弱世界範圍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資本 主義政權的雙重性和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的對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即使今天資本主義專制當局垮臺，沒有足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就無法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出現的依附性政權或者數個政權，只會更加反動野蠻地鎮壓和分化工人階級，而根本談不上有利於削弱統治階級力量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反對“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支持如今的資本主義當局，反對戰爭和反對軍事擴張是中國無產階級的 支持原則。
兩元性中國資本主義專制當局與群眾性保釣反日運動
中國自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復辟 以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專制資本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其也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上升中的新興帝國主義的特徵，包括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資本輸出，持有包 括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債務和外匯儲備，在亞非拉等邊緣經濟體（新殖民世界）進行投資和大規模勞動力輸出。
但同時，中國仍然尚具 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半殖民地的特徵，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並控制關鍵產業，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特殊權益，大量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外 國資本奴役和壓榨。而日本資本更是從1970年代末起，就積極參與對中國資本輸出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經濟剝削，而這種資本輸入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特 別是存有歷史情結的情況下，往往容易交織在一起。
中國資本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勞動力剝削，會引發非洲當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對中 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不滿，因而擴展為排華情緒。而這種針對中國人，而非資本的排華情緒可能會被非洲當地民族資本家乃至西方帝國主義利用，但是並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反對中國資本家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情緒就是不合理不正當的。同理，可以應用到中國工人階級與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關係。
而 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外逃，以及資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國並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擴張型的資本輸出。事實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志曾經在其他文 章引用過中國有7成左右千萬富翁計畫移民他國的資料，很多官員以轉移個人資產和家屬去他國為要務，而且他們所要移民的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 而且，絕大多數高層官員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國等歐美國家接受教育的背景。無論是已經下臺的薄熙來、最近剛剛暴露腐敗醜聞的總理溫家寶，乃至即將接掌大權的習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級官員前往哈佛大學等歐美精英學校接受培訓，因此哈佛大學被稱為“中共第二黨校”。在中國民眾 中有廣泛的傳說，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美軍甚至不需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只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國內按圖索冀，將官員家屬子女與 情婦扣押，將外逃的官員與資本家財產沒收，中共政權就不戰自敗。一戰和二戰時期的軍事帝國主義日本、俄國和德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並沒有在與美英法等國爭奪霸 權時集體移民去“敵國”的想法。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一面雄心勃勃地要與美日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控制權，一方面又要想盡方法攜帶資本成為這些“敵國”的公民，這本身不是顯得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對於矛盾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常態。
中 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單一的均質體，而是極端自我分裂的階級，這種自我分裂甚至可以體現在資本家個體身上。而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傾向。這種資產階級和統治精英的內部分裂，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虛弱性和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的雙重性。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這種雙重性也 反映在其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來中共外交政策越來越表現強硬與擴張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對內剝削和對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退讓的特徵。事實 上，在釣魚島和對日衝突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對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親日政策，甚至同一個高層官員，在不同時間都可能表現出前後不一致的 態度，如現任總理溫家寶即是如此。他們對此問題的解讀從來都從如何維持其統治的角度考慮，而並不是單極擴張與對抗思維。國際主義左派在分析中只考慮到中國 政權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其向外國帝國主義投降退讓，出賣民眾利益的一面。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殘留的前史達林主 義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特徵和形式。作為一個執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專制政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政制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集團仍然 宣傳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政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不會以這些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些宣傳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廣大民眾。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證明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基層群眾中仍然存在“對社會主義統治合法性“和“馬克思主義進步性”的認可嗎？ 否則當局何必要進行這種欺騙？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志此前提出的反日運動中群眾高舉毛像不一定是傾向社會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判斷。假如沒有群眾這種自發反對和抵制，中國的統 治精英與資產階級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蘇聯和東歐一樣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應該在明確反對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和其資本主義 政策同時，盡一切可能與勞動人民一起捍衛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進步成果。
而且，我們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國主義國 家，其國內任何有民族意識的民眾運動都是反動的結論。與國際主義左派和中國的某些反民族主義左派機械化的設想不同，現實情況總是複雜的，對於個體的帝國主 義國家和個體的群眾運動，我們只有結合客觀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進行個別分析，沒有簡單而劃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為例就足以說明問題。
今 天的日本政權無論是在經濟規模，資本主義屬性、資本輸出和軍事擴張的程度上，與中國相比較也都算是“當之無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關於日本的問題具體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其軍事和外交仍然受制於美國，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實上的法外治 權。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民眾發動的反對美國駐軍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民族解放鬥爭能被界定為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嗎？ 這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援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條約和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承認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無 產階級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 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採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具體的民族運動本身的性質和參與其中的階級構成，而並非是統治階級政權的一般性質，否則顯然就是墮入了將該國人民等同于該國統治 階級的陷阱之中。這既適用於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駐軍和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
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和親西方民主派對釣魚島問題的態度
我們判斷一場運動進步性為主，或者反動性為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運動的階級和階層構成。誰在支持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支持誰，誰在反對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反對誰？
陳 駿在《反對》一文中將參與遊行的主體歸類為“富有的中產階級（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顯然是一種誤讀。正如前面對中國現政權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事實上中國真正傾向資本主義和所謂西方民主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精英 對於群眾運動即使不懷有強烈的敵意，至少也是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強烈反對任何破壞維持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行為，並將任何涉及自發的有反對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傾向的群眾運動攻擊為“義和團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把參與其中的群眾藐稱為“愚民”或者“暴民”。
他們固然反對中共專制當 局，但並不反對其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而是認為遠遠不夠，並要求當局切實執行親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政策和尊重現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他們固然宣 傳要民主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所要的是以私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眾的民主與權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億萬富翁聯想集團董事 長柳傳志強調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對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層應該有經濟精英選舉產生。而《08憲章》連署人經濟學家茅于軾則強調，“釣魚島是無人小島， 丟掉又與我何干”？如果是為了資源，應該由中日雙方專家討論共同開發實現“雙贏”。所以，中國的主流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並不贊同與支援自發的群眾運動，他 們將釣魚島問題視為中日兩國資產階級之間就利益分配進行“協商”。
這也是中國親西方民主制度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主流整體傾向。如在反 日群眾運動高漲期， 一直傾向政改的《中國青年報》和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雖然韓並非正式的《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但確實是《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總代理，而且她在國內從 事官方活動或講學時確實使用《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顯然得到官方的默許。）則一再宣傳“保釣害國論”，認為香港民間保釣登島是“害國行為”，而群眾自 發遊行更是破壞社會秩序。傾向中產民主派的《南方報業》和香港有線電視臺的報導，以及上海、廣州等地線民在網路上的討論，也紛紛指責各地參與遊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層外來工人，他們甚至將參與遊行的人員沒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會說本地方言視為非本地人證據，以此證明大城市中多數保守的本地富有階層並不屑於參 加這種群眾運動。遊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壞發達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憤怒與抗爭
至於在 示威和隨後發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擊性行為，與其說是明確的排日的種族主義攻擊，不如說是在社會衝突和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底層群眾憤怒發洩的一種扭曲 反映。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底層民眾騷亂非常類似，如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發生的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各種騷亂，也和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騷亂型洩憤型的群體 事件沒有多大差別，譬如2011年在廣東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發生的外來工人和小商販群體與當地軍警乃至本地居民發生族群衝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實上中國近來發生的洩憤型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針對城管和員警的群眾騷亂中暴力程度要遠遠勝於反日遊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範圍遠不可同日而語。反 日遊行中暴力行為的參與者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事實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職業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則是被煽動和迷茫的底層青年和勞動人民。一些中國自由 主義右派在網路上盛傳的所謂軍警組織參與打砸的情況，往往已經被闢謠和查實自相矛盾。而從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能會去組織或者容忍這種危害其“自身 穩定”的打砸，特別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車和防暴車輛。至於所謂左翼群眾和毛派有組織打砸更是一種污蔑，事實上根據各方面消息有組織的左翼群眾遊行，其 紀律相對更完善，而且口號也更理性，而不是強調種族主義和全面仇日的。同樣部分毛派在網路上指參與打砸事件的是來自香港等地的民運分子，也沒有確實的證 據。
根據目前中共當局和媒體披露的被當局警方抓捕的參與示威打砸和騷亂人員的資訊資料來看，也基本都是從偏遠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外來工人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遊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嚴重（在西安砸日系車與車主發生衝突，導致車主重傷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後抓獲的嫌疑人是來自河南南陽農村21歲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學即已輟學。而在深圳披露與警方騷亂中打砸警方防暴車的也是來自河南農村從事保安行業的外來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體也注意到在中國深圳、成都和蘇州等地的抗日遊行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不是簡單地對日本宣洩，而與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有直接關 系。諸如日本大報《讀賣新聞》文章《反日遊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資的勞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遊行抗議者看似說湖南口音普通話的外來務工人員。日本料理店在中國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能進出的場所，這本身就成為底層民眾仇恨的物件。
在日資企業投資密集和號稱有親日氣氛的東部重要經濟城市蘇州，在這次 反日遊行中，數十家日資餐廳和酒吧被打砸，而參與打砸的主要也是外來工人和當地青年。其經濟開發區“蘇州新區”內有著名的“日本一條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館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飲、娛樂乃至色情服務，是當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中國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應酬消遣的場所。其中一些服務場所場所甚 至明確規定，無外籍人士參與，不接待普通中國人，往往一晚消費等於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些場所歷來被當地底層民眾和外來工人看做是階級壓迫和 民族歧視的象徵，在群眾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並非是什麼難以理解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失控而引發騷亂中打砸燒汽車 和高檔場所並不是什麼少數現象，亢奮而憤怒的群眾沒有組織的約束和紀律，必然會將憤怒以破壞性和反生產力的方式發洩出來。不僅遊行與抗議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眾性的聚集，如露天音樂會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觀眾，都會引發類似情況。而在中共專制當局的專制控制下，群眾往往缺乏遊行與示威的經驗，又加之不可能有組織 規劃，無專門的路線和維持秩序的糾察，所以更容易導致在示威和遊行中一旦衝突發生出現失控局面。而由於遊行和抗議活動的議題不同，自然也針對打砸的物件有 所選擇。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右派正在用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層勞動人民。
而且，國際主義左派的文章分析顯然都沒有提及值得注意 的反日群眾運動中國日資企業工人罷工和他們的訴求。根據不完全統計，在9月反日運動中全國由南到北至少有十餘家工廠近十萬日資企業工人參與罷工。根據紅色 中國網、茉莉花網站和自由亞洲電臺等報導，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資企業富士施樂廠、珠海的日資企業三美電機﹑藤倉電裝、美培亞精密馬達、松下電子、佳能數碼 等數家員工人數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資工廠。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部分工廠工人也提出了“收復釣魚島”和“日資企業收歸國 有”的要求。雖然這些罷工行動仍然只是局部現象和小規模行動，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階級通過這一群眾性自發進步運動而逐步導向現實工人階級鬥爭。事實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連經濟開發區中日資企業的外來工人連鎖罷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資本家！”、“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和“打倒漢奸！”的帶有民族意識的口號，並且2005年大連外來工人罷工還有意將罷工與紀念“918”事件聯繫起來。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仍是相互交織和並存的，也說明了在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
一直主張關注工人階級抗爭的國際主 義左派卻將這一階級鬥爭重要現象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科洛同志的《衝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龔炯的觀點以說 明中日經濟關係緊密和抵制日貨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工人的影響。但很遺憾，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緊密聯繫 和貿易自由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應該是現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辯護士。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定反 對外來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特徵）和對本國勞動力的剝削，支持經濟國有化和工人階級為此而進行的鬥爭。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中國毛派力量都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支援保釣反日運動，如毛派中國工人論壇的活躍分子石秋在8、9月間就從宗派主義角度得出結論，保釣和反日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因此 “工人階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工資，而非釣魚島”，並在網路上積極反對工人階級參與反日群眾運動。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國工人論壇不得不調整立場，承認 “反日運動隊伍中，我們發現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這期間，從各個地方不斷向我們傳來日資工廠工人的“反日”罷工和遊行的消息”的現實，並得出結論“這一 次以釣魚島問題為核心的反日運動幕後主要由資產階級勢力組織和推動；有大量的工人群眾參與運動；運動企圖利用工人，但同時也被工人利用，小資運動演變為工 人運動的現象在某些地區局部上呈現蔓延趨勢。”
民間保釣運動與反對秘密外交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為 了證明保釣運動的反動性，特別有專門章節分析香港的保釣運動是為香港特區政府從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時為中共政權服務，而且接受了大量親中共的建制派人士如 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人的捐款。但這個分析顯然是有失偏頗。科洛同志問，如果如同某些保釣活動人士宣稱的，他們的抗議代表了某種向中共政權的挑戰，為什麼這些 民主權利的敵人會資助這一宣傳活動？
科洛同志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困境中。正如其承認的，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一直是採取 種種手法阻撓保釣運動和民間反日和索賠運動的，而且本次釣魚島衝突激化後，中共當局雖然派了海監船等前往當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釣運動人士再次出海，並且對 參與此次等島的大陸人士進行打壓，禁止其進行宣傳，並企圖迫使他離開深圳。不僅香港的保釣運動曾遭到阻撓和收買（如古思堯等人反映的，中共當局為了阻止他 們出海，甚至採取收買手段，表示願意給參與者個人經濟補助）。而且不僅保釣的反日運動，中國大陸的反日民間索賠運動和慰安婦真相調查人士也屢遭當局打壓。 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的一些積極參與者也被當局重判和恐嚇，而當年反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民間異議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國。
按照科洛同志的邏輯，我們反問，假如這些行動不被中共當局視為某種挑戰，而只是有助於現政權的話，那麼中共當局為何幾十年來要一貫對民間保釣運動進行打壓呢？
劉 夢熊作為金融資本家又是親建制的政治人物，其資助某一運動本身並不意味著這一運動必然反動，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專制政府進行捐助。正如二戰與德國納粹和日 本軍國主義作戰時期，蘇聯和中國都曾從美國接受軍事援助，並不能因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得出結論蘇聯和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也沒有反對史達林主義工人國家蘇聯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
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就如香港極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發生如此激烈的衝突，可見其階級內部的矛盾。而這種資產階級建制精英之間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歐洲各地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保守的工會和教會等組織都反對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而工國委（CWI)在歐洲的基本立場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歐元區和歐 盟。而參與這些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活動的民眾政治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工國委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是這些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是相同，並是 在幫助這些右傾政治力量嗎？
而且，與國際主義左派和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設想的相反，中國的國家主義右翼勢力和偽左並不支持民間保釣 運動和反日遊行。譬如不少國內論壇上的國家主義分子和“五毛”們（包括著名的司馬南等人在微博中）紛紛指責香港保釣分子的行為是“害國”，影響中共資本主 義專制當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與代理人。以所謂揭露香港保釣活躍分子都是泛民反對派中的“反華亂港”分子，譬如古思堯等曾經在香港抗議活 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作為論據，甚至推導出香港民間保釣是所謂美國政府陰謀策劃的“反華行動”的荒謬結論。
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前局勢 下，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和其支持者在所謂“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保釣賣國論”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論”和“抗日亡國論” 如出一轍，其本質就是“群眾運動亡國論”，也就是國家大事應該聽從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干預，更不可以自發的群眾運動參與。這宣揚的其實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間的保釣運動和反日遊行恰恰挑戰了這種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眾對專制統治者的不信任，同時也是民眾 針對國家事務爭取民主權利的具體表現。因為，我們如果追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是因為學生和市民懷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簽署 不平等的《凡爾賽合約》放棄山東主權而發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最初是台港等地學生和民眾反對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反對臺灣當局（因為當初在西方 資本主義陣營中，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代表中國）在此問題上軟弱退讓而引發的。而香港保釣運動更具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集會自由與遊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權利鬥爭的雙重特徵。而這一保釣運動延續到今天，則更是直接明確地針對接受香港主權的中共當局和反對其專制政治體系和秘密外交。而這也是香港部分 保釣成員所談及的“挑戰中共當局的意義”。
無論是2010年的釣魚島海域漁船衝撞，還是2012年的香港民間保釣運動人士登島，都是發生 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方面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對釣魚島實際控制且全副武裝的國家暴力機器。中方的保釣人士行為是在日方挑釁下做出的。香 港保釣運動決定8月15日登島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佈東京都購買釣魚島，此後日本政府宣佈國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佈8月15日亞洲太平洋地區二戰 勝利日當天日本朝野政客參拜靖國神社，8月19日將登釣魚島悼念二戰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員在登島後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武裝人員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餘 人右翼前往釣魚島海域並登島，雖然違反日本本身法律，卻安然無恙。
香港民間保釣運動的登島行為其實更類似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興建 定居點的防禦性行動，而且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帶有攻擊性。就連保釣積極分子也認為，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還是需要與日本民眾的溝通。而登島的主要意義在於民 間的自發的權利主張。假如沒有這種民間登島行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釋為中國民眾對釣魚島及其權益絲毫沒有興趣？
科洛同志為了強調民主 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在行文中將兩者對立起來，而其他國際主義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討論 民主權利必然是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框架中才有意義，而不實現民族解放也無從談及民主權利，任何現實的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於某種民族或者國家意識的框架 下。假如以為，具有民族意識的群眾運動可能有利於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麼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運動本質上不也可能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嗎？ 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獨立地參與民族運動則必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
將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看做是黑白對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實是自由主義者 的立場，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11頁）
被誤讀的大連親日情結和前殖民地宗主國情結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舉例薄熙來曾經任職大連市市長（1993-1999）大舉吸引日資， 並因此推導出大連當地的親日情緒和薄熙來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所致，並因此得出部分毛派（並非所有）群眾支持薄熙來是自相矛盾的問題。
“薄 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 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 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薄熙來無論是在大連、遼寧、重慶主 政，還是中央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確實都執行過親資本主義政策，但這是整個中共官僚集團的大政方針，與是否薄熙來擔任這個職位沒有必然聯繫。而且具體到大連當 地民眾中的親日情結，大連早在1984年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規定的沿海開放城市，在80年代大連街頭非法走私的進口車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上路行 駛，這比薄熙來主政早10年。而大連的親日情緒更是有其歷史因素。科洛同志的觀點很遺憾又是接受單方面資訊誤讀導致的。
根據親法輪功海外 中文報刊《大紀元時報》網站報導，在今年8月下旬大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小規模反日遊行，只是其未能提供進一步細節。但如果回顧近幾年大連發生的工人鬥爭， 事實上與反日本資產階級情緒密切相關。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連經濟開發區內曾發生連鎖型的數十家外資企業數萬工人發動的罷工。這些 工人以來自其他地區的外來工人為主，他們除了經濟訴求外，同時將之與9月18日的反日紀念日相聯繫，並且在罷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日本資 本家”的口號。可想而知大規模日資企業投入並沒有消除外來工人的反日情緒，反而將之與階級矛盾聯繫起來。
大連本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習 慣學習日語、在日資企業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據說大連600萬人口中赴日工作與學習人員高達30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歷史性親日氣氛導致的結果，而並非 是導致親日氣氛的原因。否則，無從解釋上面提及的像蘇州、南通、深圳這些有大量日資企業和學習日語人口的地區發生的反日遊行乃至嚴重的暴力騷亂的現象。
大連的歷史性親日情結從何而來呢？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綽號，這不僅是因為大連作為港口城市的商業繁榮，也是因為大連和香港極其類似的歷史，因為大連恰恰是俄國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國土上從無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日本侵略軍佔領現大連轄下的旅順縣（當時只有大連灣，而無大連市）和清朝北洋艦隊在旅順的軍港，大肆屠殺戰敗清軍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後只留下36名負責掩埋屍體的中國民眾。當時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相繼報導日軍這一暴行，並評論道， “日本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
這次野蠻屠殺事實上導致大連灣當地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讓整個遼東半 島，但因屠殺致外界輿論譁然，而且俄國、德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深恐日本獨佔東北利益，所以派出海軍進行武裝干預。日本被迫放棄割讓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萬白銀賠款。俄國則趁機要脅清政府租借大連灣，在當地規劃建立殖民城市達裡尼（Dalny)和亞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順港)。
1905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正在興建的殖民城市達裡尼和亞瑟港割讓給日本。 從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日本殖民統治大連40年，是舊中國，除臺灣以外，日本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日本政府將當地命名為關東州， 包含大連和旅順兩座城市，並歸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直接管轄。大連由此成為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港和經濟城市，後來臭名昭著的關東軍本部設立於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關東州實有人口70萬左右，其中中國人40多萬，多數是從山東遷移過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鮮移居當地人口合 計三分之一，有20萬左右。關東州完全進行日式教育，目前大連75歲以上老人從小接受的都是日語教育。作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軍事重地，大連得以躲過日 本侵華的戰火和日軍暴行。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未經戰火直接被蘇聯紅軍接收。蘇聯將大連作為其太平洋艦隊的軍港控制到1955年，此後根據中蘇協定歸 還中國。至此，大連在日俄兩國統治下合計達60年之久。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可以認知這些前外國殖民地的部分階層居民對於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觀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現。特別是殖民宗主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被殖民民眾中的中上階層和資產階級得利群體會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結束後 仍然保持親近感。其實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這種想法屢見不鮮，無論是臺灣的親日情結、香港的親英情結，乃至上海和大連的小資中對宗主國情結都是例證。事實 上，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國，這種宗主國情結不少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反法獨立戰爭中，也有至少數十萬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親法，並為法國殖民政府當兵和服 務。而在當地脫離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後，由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統治無能、腐敗和野蠻，也會導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階層和部分對歷史無知的青年人出 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懷念前殖民統治或對前宗主國存在各種幻想。
不過並不意味著縱容乃至支持這種情緒。如果把這種情緒視為反抗 專制統治，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那就實在是大繆了。因為殖民統治下中上階層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剝削其他更廣大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的，無視殖民者的殘暴 侵略和專制統治，無視受壓迫和受剝削勞動人民的抗爭，是對進步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否定。“97前，我們家頓頓都吃魚翅撈飯……”和“假如還是關 東州，我們人均收入4萬美元，去美國不用簽證”，絕不是什麼進步的爭取民主權利的勞動人民的呼聲。
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這種對歷史的誤會 在國際主義左派的行文中屢屢出現。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立場並非如同科洛同志說的，是建立在屬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基礎上，也並不是只有在臺上 的泛藍的國民黨政府才予以關注。在爭端中組織宜蘭縣當地漁民和議員出海護漁的宜蘭縣縣長恰恰是民進黨政客，而且在臺灣立法院通過保釣決議時，傾向臺灣獨立 的民進黨投的是贊成票，而主張急獨的台聯黨投的是棄權票，也非反對票。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邏輯一直是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 釣魚島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張中國主權，並不是臺灣當地人民主張釣魚島權利的依據。將釣魚島問題與統獨問題聯繫起來，其實無視了臺灣 人民和漁民的歷史權利。
被忽視的沖繩人民自治訴求和反美情緒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為了說明中共當局和軍方進行的擴張主義宣傳，而特別提出了中共軍方和智庫主張“琉球地位未定論”，及在反日遊行中極端民族主義者“收復琉球”和“鼓吹琉球獨立”的主張，其原文如下：
“解 放軍將軍和學院呼籲把現時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依據在於一個含糊的主張: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兩朝的朝貢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儘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幾 乎不存在支持該島獨立,亦沒有支持中國接管該島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當然絕不支持中共政權和右翼民族分子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主張，而且更要明確反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收復琉球“這種無視沖繩人民意願的擴張主義叫囂。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志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再次出主觀判 斷，武斷地得出“沖繩當地人民幾乎無人支持獨立”的結論。這其實恰恰違背了國際主義左派一直以來的主張，未能尊重弱勢民族群眾自決和現實利益，忽視沖繩人 民反美反日情緒與自治訴求的鬥爭。
雖然由於歷史原因，琉球曾經在文化和語言上更接近中國文化，但“琉球主權未定論”的依據並不是簡單的所 謂“在明清時代琉球曾經是中國的朝貢國”的問題。因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爾等在歷史上也都是中國的朝貢國，而中國朝 貢體制下這些的藩屬國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原封建王朝無從干涉其內政。現在確實也有極少數極端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在網路上提出所謂吞併日本、越南、朝鮮 半島和蒙古等國的主張，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主張，更不用說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只有絕對的極少數，這也不會成為主張主權訴求的依據。
中國部分國家主義者提出“琉球主權未定論”的真正依據恰恰來自於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和東亞統治秩序。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戰勝國單方面指定日本領土主權不涉及琉球群島，琉球群島主權由簽署宣言的戰勝國中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和英國決定。而且，時任美國總 統的羅斯福曾主動向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提出由中華民國託管琉球的問題。1947年時中華民國臨時立法諮政機構國民參政會曾經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琉球主 權問題。甚至，臺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日本沖繩那霸縣的外事機構數十年間一直沿用“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的名稱，以示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直到民進黨執政 期間2007年，臺北政府才將“中琉經濟文化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
二戰後，美國軍事當局管制沖繩時，為了鉗 制日本戰後當局，曾經推動琉球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運動。而當美方確認冷戰期間要依靠日本制約中蘇力量時才放棄對琉球獨立運動的支持，但也只承認日本對 沖繩的“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國向日本轉移的也是沖繩的行政權，而非完全主權。
在1970年代前，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是一直支持沖繩人民複歸日本鬥爭，反對美軍駐紮沖繩，將這一鬥爭與支持日本進步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相聯繫。這也是當時的中共政權在冷戰中爭取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日本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琉 球併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併”（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裝吞併”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中通過武力強行佔領琉球群島，廢除當地王室，改設縣治，大舉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當地居民使用琉球語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面臨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逼迫沖繩居民自殺或自殺攻擊美軍。即使今天對沖繩居民和地區，在日本 國內仍然存在體制性和民間的雙重歧視。
戰後，琉球群島又成為美國獨享的軍事託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樂得將駐日美軍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轉移給作為“二等公民”的沖繩縣。琉球群島總面積只有日本全國國土面積的0.6%, 但承擔約75%的駐日美軍基地，超過一半以上美軍長期駐紮在沖繩。而由於美軍駐紮的影響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輕視，迄今沖繩當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需要謹慎地瞭解沖繩人民自身的真正願望，才能做出判斷。現實狀況中是否如科洛同志所 說的沖繩居民中幾乎不存在對於琉球群島獨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林泉忠實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獨立問題針對1000多名沖繩 居民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支持沖繩獨立，七成反對獨立。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認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約二 成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臺北政府拒絕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的問題上，半數受訪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臺北政府仍然將沖繩稱為琉球的問題上，七成五受訪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對沖繩政策的問題上，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日本政府對沖繩的政策。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經公開說過，沖繩是日本國內最親華的 縣，並以本人是琉球華裔後代為榮。這一結論顯然與科洛所說的“沖繩人民中幾乎不存在支持獨立的情緒”相去甚遠。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下的《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方對美軍士兵有優先司法管轄權；即使在日美軍在公務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訴前無需將嫌疑人移交日方。這也就在事實上賦予了駐日美軍“法外治權”，眾多違紀美軍可以逃脫法律處罰。據沖繩縣議會的決議和意見書中記載，自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給日本以來，記錄在案的美軍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兩三天，美國士兵就會在沖繩製造一起違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繩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軍士兵輪奸沖繩少女案引發數十萬沖繩和日本各地民眾抗議，要求美軍撤離沖繩和日本。為表示向民眾意見妥協，日美政府曾表示將遷移走設置在宜野灣的普天間軍用機場。該機場設置在市中心，且佔據市區要津，占地面積超過25%， 被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基地”。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屈從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達成協議，引發沖繩民眾集會抗議，並因此在2010年導致前民主黨鳩山內閣垮臺。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訂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歷史和二戰罪行，包括否認強迫沖繩居民服役和戰時自殺。這一版本教科書得到日本文部省批准許可，不僅在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而且在沖繩當地也引發包括行政長官縣知事參與的11萬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許可，立即修改教科書中美化日軍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軍為增加在亞太地區軍力，向普天間機場增派魚鷹戰機，9月曾引發10多萬沖繩居民抗議。就在科洛同志文章發佈前後的10月16日，駐沖繩美軍士兵再次輪奸當地女性，引發十數萬沖繩居民和日本民眾參與的數十次大規模抗議，沖繩當地議員和政府官員也準備前往首都東京和美國首都華盛頓抗議。
而且，在沖繩民眾抗議美軍基地的示威和運動中，也出現 “畜生（美國人）滾出沖繩！”（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號和標語。筆者認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謂沖繩人民反對美軍的遊行與示威就是一場種族主義遊行，雖然其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非常強烈。
以上事實說明，在沖繩島內民眾中存在至少強烈的自治情緒。而按照支持沖繩獨立自稱出身“琉球石垣島”的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接受媒體採訪時警告：琉球人對日本的絕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獨立”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選項。
中國民眾中的仇日情緒與未清算的日本世襲右翼政治體制
無 庸諱言，在中國的廣大民眾中存在強烈的仇日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近年來有增無減，這與資本主義制度下民眾受壓迫情緒日益激烈有關，正如同中國民眾仇富和仇官 情緒不斷激化一樣。而且，近來反日遊行中出現不少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是階級壓迫通過民族主義異化的一種反映。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專制當局無疑會試圖利用此加強 其統治和轉移矛盾注意力。
自由派資產階級媒體習慣性地將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稱為中共當局官方煽動的結果。陳駿在《反對》一文中聲稱，正如那些反日口號一樣，中共的宣傳也是基於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觀點。國家媒體刻意培養對全體日本人的仇恨，不斷聲稱整個日本社會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早期殖民戰爭中在亞洲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在二戰後，中國政府（無論是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仇恨主流上絕對不是針對日本全體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還以此為理由拒絕向戰爭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婦”和強迫奴役勞工，以及二戰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固然這一放棄戰爭賠款的決定其中有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美國政府的操作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被單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國與日本諦約的《三藩市條約》之外），此後中國政府在與日本建交時也是因為不對希望將戰爭賠償的責任加諸在普通日本民眾身上，將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普通 民眾分開而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在戰後雖然向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府發展援助，但是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需要償還的。）
而且環顧亞洲，這種對日本右翼統治階級的仇恨情緒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種族主義宣傳無從朝鮮、韓國和臺灣民眾，乃至日本本國民眾中也蘊藏對日本資產階級右翼的憤怒。
在釣魚島問題上，恰恰不是因為領土爭端的衝突產生民族仇日情緒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積蓄無法發洩的仇日情緒導致了在釣魚島衝突問題上的激烈表現。在今年反日遊行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發生在2005年， 而當時與釣魚島領土衝突無直接關係，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競選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不僅在中國和韓國引發反日運動， 甚至日本國內和沖繩民眾大規模遊行，而日本的反戰運動不僅在於反對日本美化戰爭罪行，更是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和軍事擴張。
而 這種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於中共專制當局限制民眾的基本權利，禁止他們日常發表自己主張的導致的結果。這不同於一般的領土爭端引發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 也不同於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領海爭端問題。很難想像由於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岩礁的主權爭端上，在中國能動員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反菲遊行。（事實 上，中國與越南等國在領海和領土問題面積上的爭端遠遠大於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就領海問題的爭端）
假如這種民族仇恨不僅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而群眾運動又不是以民眾自發為主的，那是否該關注真正刺激其發生的重要來源呢？ 西方國際主義左派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今天的憤怒只歸結於歷史上百年和數十年前日本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的不滿。他們的文章中都簡略地提及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種種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衝突》一文中提及中國民眾中對日本戰爭時期殘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擔憂與憤怒。陳駿在《反對》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權宣佈國有化釣魚島恰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也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提及中國反日遊行高潮主要是圍繞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普勞勃斯登也對中日歷史戰爭背景進行了簡略介紹。
但 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這種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續積累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戰後繼續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體制所導致的。並且與經濟和政治危 機下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得以大規模擴張有關。換而言之，如果當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發展的趨勢沒有得到遏制，那麼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很難得以平復， 這是空喊階級團結和超然中立所能解決的。
實際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間，中日兩國間民間關係曾經處在相當親密的關係，這在相當程度是由於中日兩國左翼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左翼群眾二戰後反對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反 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歷史貢獻。而隨著世襲化的體制性右翼政治體制獨家掌握大局和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鎮壓的結果，導致中日工人階級和民間關係的惡化。
如果義大利前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的孫女亞力山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現為義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的右翼“自由人民黨”的國會議員） 當選出任義大利總理，想來這在歐洲必然會引起左派的軒然大波。如果德國和義大利的包括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政要近幾十年來多次在歐洲戰爭紀念日公開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然會在歐洲和以色列等國引起強烈抗議。假如德國法院總是裁定德國現政府不必賠償二戰德國納粹遺留毒氣彈導致戰 後他國平民傷亡和戰爭奴役勞工帶來傷亡（非政府間戰爭賠償），想來也會引起歐洲左派群起不滿與抗議。
但是，類似事件在日本戰後歷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來屢屢發生。10月17日，重新當選自民党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安倍晉三當選自民党總裁其實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勢力選擇的結果，其個人背景更能說明戰後日本世襲化右翼政治體制。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戰後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襲家族政治使岸信與安倍家族壟斷山口縣半數選票達半世紀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戰期間1940年代曾經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國滿洲國的工業部長，大量使用中國奴役勞工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曾經名列東京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但是，美國軍事當局為扶植日 本親美右翼政權，未對其審判即釋放。此後岸信介旋即成為日本民主黨（前）和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內，為通過與 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罔顧日本國內左翼和數百萬群眾參與的反對安保鬥爭，採取強力鎮壓。其弟佐藤榮作在出任首相期間，為確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條約》 順利延期，鎮壓第二次群眾反對安保鬥爭和70年代左翼抗爭運動，分化沖繩人民反對駐日美軍鬥爭，而且在其任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內就將日本自衛隊機構從防衛廳提升至防衛省，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日本二戰戰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與安倍晉三家族之外，另外還有與之有聯姻關係的吉田與安信家族。日本二戰後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駐中國東北奉天（現瀋陽）總領事和外務省次官，並在1927年參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組織的東方會議，為入侵和瓜分中國東北及內蒙等地（滿蒙）制定戰略性計畫。吉田茂在美國佔領軍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並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萬二戰後被禁止從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內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吉田茂的外孫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並積極推動日本天皇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麻生太郎在從政前曾出任家族企業社長，而麻生會社的礦業公司曾經在二戰期間非法奴役1萬名朝鮮勞工和300名歐美盟國的戰俘從事強迫性採礦服役，並導致大量勞工和戰俘死亡，迄今未有賠償。日本戰後大半首相之間都存在各種聯姻親戚關係，並且與眾多二戰戰犯有直接關係。
美 國二戰後出於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秩序需要，從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罪行，帶有封建世襲家族制的財閥政閥體系並未得到廢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的眾多日本戰犯都未收到懲罰，並在戰後繼續在日本政治體制內佔據高位。根據相關統計，包括岸信介在內的48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未經審訊即行釋放，數千名乙級丙級戰犯全數釋放。如日本黑社會黑龍會頭目海軍少將兒玉譽義夫身為乙級戰犯向美軍提供供數億美元從亞洲戰場掠奪來的財富和情報，即被釋放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工作人員，並成為自民党創始人之一。被認定為甲級戰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戰敗前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7年監禁出獄後。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務大臣。而包括東條英機秘書在內的一些日本將領直接成為美國佔領軍的顧問而免去任何處罰。正是這一世襲性的右翼政治體制決定日本歷屆政府 和自民黨在戰後一直未能反省戰爭罪行，並且鎮壓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和左翼運動，通過否認侵略、篡改歷史、悼念戰爭罪犯、軍事擴張的挑釁東亞各國曾遭受日本軍 隊侵略的人民。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事實上，日本工人和貧苦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下遭受的苦難並不比中國人民少。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都遭殘酷鎮壓，迫使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加入軍隊，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當炮灰。正由於勞動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對於除去該國憲法中的所謂和平條款，仍面臨著深刻的困難。而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則列舉了日本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長官的右翼言論。
兩者之間的觀點顯然發生了衝突。日本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所有的臺上政客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而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總計人口近2000萬。如果沒有相當民意基礎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論，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當選。這也是為什麼社會主義者要強調不能迷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同樣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義情緒的“靈丹妙藥”。德國納粹上臺時，恰恰是在所謂民主的魏瑪政府體制下通過選舉實現的。近來橋本龍太郎和橋下徹積極組建新黨參與政治活動更說明在經濟危機下日本社會中政治意識右轉。科洛在文中列舉了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援任何政黨，而自民黨則有35%的支持率。這並不是說明日本社會中對於右翼的抵制，而是恰恰在於日本左翼的失敗，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失敗後，普通民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使右翼獨大的結果。
雖 然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團體規模並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識就是右翼思想，並一直有強烈的保守民意基礎。這也是主流政客為什麼經常有參拜靖國神社和為日本歷史 戰爭罪行辨護的言行。譬如，和自民黨聯繫密切的日本遺族會就是一例。日本遺族會是由二戰後日本軍人的遺屬組成的民間協會，其主要目標是表彰為日本戰死的英靈，促使政府官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日本遺族會核心成員包括前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孫女東條由布子等眾多甲級和乙級戰犯和其家屬，日本多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和小淵慧三是遺族會的會長。目前日本遺族會有800多萬會員，其中近20萬是自民党黨員，是自民黨最重要的票倉之一。而日本遺族會一直推動官員正式參拜的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場所，軍國主義的重要象徵，1978年，靖國神社將包括被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近2000名戰犯列入供奉供奉名錄內，而歷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為是應遺族會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其國家體制並不獨立與完善，日本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放棄了所謂的國家交戰權和擁有核武器的權利。而自二戰以 來，美軍就長期駐紮日本各地，並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轄，加之日美軍事同盟、《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在日地位協定》等不平等條約約束，美國很大程度上控制與 影響日本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和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都長期具有受壓制感和屈辱感，而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則成為這種屈辱感 的一個發洩管道。
另一方面，自從冷戰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在大力擴充和發展軍事力量，日本軍力一直雄踞亞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國軍費開支約為550億美元，總額排名世界第六，但國民人均軍事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時，在技術和規模上，日本擁有亞洲實力第一的海軍和第二的空軍。加之，日本從1970年代起就長期承擔駐日美軍多項開支，若加上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務方面的總開支約為1000億 美元左右，與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的軍事開支相當。而且，從上世紀海灣戰爭開始，日本政府就積極承擔美軍侵略戰爭的軍費開支。本世紀初更直接派出自衛隊 參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後勤援助和索馬里沿海巡邏任務，並且據說還派出特種部隊接受美軍指揮，直接參與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務。日本的資產階 級政府同時又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忠實走狗”。
二戰後軍事佔領琉球群島的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和並非是琉球群島附屬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罔顧當時史達林主義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軍事盟友國民黨的臺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於對於美軍佔領沖繩和罔顧法紀不滿，沖繩當地屢屢發生農民暴動和市民。迫於大規模群眾抗爭，美日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同時採取暴力鎮壓和懷柔安撫以挫敗左翼群眾運動。1970年，日美需要延續已經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全國發生了數百萬群眾參與的激烈反安保鬥爭，甚至出現佔領大學、機場和激進分子與員警發生暴力衝突情況，當時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鎮壓，以維持日美同盟關係。回顧1972年日本獲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背景，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決定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交給日本，簡單地說就是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褒獎”和對日本左翼群眾鬥爭的安撫。
同 時，美國通過釣魚島的主權懸置，在中國大陸、日本和臺灣勞動人民間製造不和，進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日本民眾對於美帝國主義控制與佔領日本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權益和主權的關注。而今天日本右翼資產階級獨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國政府為在亞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反對中國、蘇 聯等共產主義陣營，蓄意培植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民眾的仇日民族情緒顯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體制的產物。
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對待自發性群眾運動的態度
任 何群眾運動的性質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涇謂分明的，總是同時存在著各種進步的和反動的因素。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力量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其中哪些是 進步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反動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運動的主流，哪些是運動的旁枝末節，而這些運動是否有利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在充分瞭解和認 真分析後，才能選擇政治上的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國際主義左派先驗性地判斷反日遊行一定會把參與群眾引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方向，換而言之，就是群眾會通過反日遊行支持現中共專制政權。並強調其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會起到負面效應，把中國群眾運動的表現等同於帝國主義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負面印象”的出現與中國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媒體的誇大宣傳有關。國際主義左派的這一立場顯然有所傾向於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關的民眾賠償訴求： 另 一個重要問題是訴求立即給予數百萬中國、韓國和其他二戰受害國的人民合理的賠償，他們是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恐怖佔領的犧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數十萬日本軍 隊強征而遭到強姦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婦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認這一事實）。同時，日本應該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朝鮮，並賠償由其1910 -1945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損失（注：日本帝國對朝鮮的正式吞併始於1910年，但其殖民統治開始於1895年）這一賠償不應由日本工人承擔，而通過向超級富裕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徵稅實現。
這一建議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實現要求日本資產階級支付賠償的訴求呢？ 難道是依靠普勞勃斯登提議的“革命失敗主義”嗎？ 如果沒有廣泛的中、日、韓、朝和台等地群眾自發進行的群眾運動，包括遊行、示威和罷工，而且反對各國統治階級政府，日本統治階級如何會屈服而主動賠償呢？如果要求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放棄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民主權利方式鬥爭，普勞勃斯登又有什麼建議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國際主義左派這一超然中立和雙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不正是在縱容日本右翼資產階級政府和軍國主義復蘇嗎？
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犯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並不鮮見。而且那些錯誤對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1929年，史達林主義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又極左關門主義地跳到了另一端，在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與東北軍閥張學良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機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國民黨利用中東路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粗暴宣傳將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將中國共產黨稱為“拿著盧布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這在結果上確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民眾中的形象，對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無法繼續工人階級鬥爭而轉入農村軍事鬥爭具有一定影響。
正如當時與中共決裂前陳獨秀指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未曾用群眾所能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恰恰幫助了國民黨維護狹隘民族主義利益的欺騙。陳獨秀當時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口號，再輔以如下的宣傳：不讓帝國主義借中東路事件進攻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因爭奪中東路而相互戰爭。（其實陳獨秀提出的口號尚不清晰，如能明確提出“保衛社會主義鐵路，支持蘇聯武裝託管”的口號更能清楚解釋階級立場和說服中國普通群眾）
社 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支持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也不贊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寄望由中共當局的國家機器與軍事力量實現這一任務，同樣 我們也不會為了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而支持中共資產階級政權的軍事擴張行動或為其行動背書。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當局的擴張主義可能引發犧牲民眾為代價的軍 事衝突，也是因為當局的投降退讓可能會最終出賣中國工人階級和民眾利益。
但 是無視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合理正當的呼聲，將遊行、示威與罷工的鬥爭方式和其中出現的種族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混為一談，不僅無助於解決中國反日遊行和群眾運 動中的出現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反而在幫助中共當局和右翼民族主義獲取支持基礎，並使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進一步邊緣化，而重蹈歷史上左派關門主 義的錯誤。因為普通的工人群眾無法通過自己組織活動進行鬥爭，則只會將希望寄託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身上。
同時，左翼的這種指責也無助於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的發展與其反抗資產階級右翼統治的鬥爭。恰恰正是因為亞洲資本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權，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和他們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運動的鎮壓，才導致日本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一蹶不振和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組織。自1970年 代反戰和左翼運動失敗後，日本左翼力量極端邊緣化。甚至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事實上也處於政治打壓中，其普通黨員在生活和就業等各方面都遭到嚴重歧 視。在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力量壟斷日本政壇的情況下，假如沒有來自受害國人民的遊行示威抗爭，以民眾意見表達訴求，只會進一步擴張日本國內右翼聲望而打 擊左翼，在事實上幫助了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資深的反戰活動人士對中國調查二戰歷史真相的活動人士說的，假如你們都忘記了，我們還會記得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支持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保衛釣魚島”的名義發動戰爭，但同時必須強烈譴責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釣魚島問題上侵犯中國和臺灣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並通過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在運動中引導群眾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消極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群眾運動也可以鍛煉群眾，發展骨幹組織力量，實踐真正基本民主權利。
資本主義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愛國主義”的 名義蠱惑民眾發動對外戰爭，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人民充當炮灰為其火中取栗，但同時也可能為維持統治，而隨意犧牲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整體權益。所以， 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勞動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實現在釣魚島及附屬海域的權益，只能訴諸於日本勞動人民，通過與日本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避免民族衝突和戰 爭，而實現工人階級的共同權益。
日本工人階級分享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和東海權益，也不能寄希望於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國內的右翼政黨與組織，必須訴諸於與中國大陸和臺灣工人階級的聯合，並深切認識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勞動人民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和切實需求。
只有中日台三方的工人階級在東亞地區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反對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干涉勢力和軍事存在，那麼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民主、環保的共同開發。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基礎上。
要在東亞地區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和實現永久和平，只能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實現。
- 美軍立即無條件撤離整個東亞地區，立即廢止《日美安保條約》！
- 支持日本人民和沖繩人民反對美國駐軍與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
- 反對東亞地區的中美日台的軍事競賽！
- 面向中日台美無產階級與進步勞動人民，實現國際無產階級團結！
- 團結日本勞動人民和進步力量，反擊日本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二戰罪行！
- 要求日本資產階級和大企業賠償二戰民間受害者損失，反對日本民眾承擔賠償！
- 反對本地區任何帝國主義和強權軍事聯盟，包括美日韓台的軍事同盟和中俄等國的軍事合作！
- 反對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要求實現民眾的民主政治！
- 日本軍事和員警力量立即撤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區域！
- 反對任何一方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力量進入和長期佔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 反對任何激化釣魚島衝突和軍事化衝突的舉動！
- 反對中日台政府和右翼力量煽動民眾民族主義對立和種族主義仇恨！
- 絕不信任中日台三地資產階級政府或其中任何一方能解決領土糾紛問題！
- 中日台三方工人階級聯合團結起來，實現本地區永久和平和資源有計劃的民主和平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