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當局使用熟悉的「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平息抗議，但是還能維持多久？
文森特·科洛，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廣州《南方週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制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週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協議，保證週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中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衝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 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制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和「週末」等關鍵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僱員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制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週末衝突的導火索是，強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週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聯署要求庹震下台。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週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週末》 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麼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週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台，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府有否「正當權利」控制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制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南方週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道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週》親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週》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係。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週末》發生衝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訴求。中共試圖兜售衝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裡。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制。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週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週末》事件受到廣泛報道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制服運動的詭計。《南方週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採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 「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訴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週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 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採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苟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議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注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 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 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制當局鎮壓《南方週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束南週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道稱，《南周》及其員工得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同時，《南方週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採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這一現象）。儘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道《南方週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採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正如斯里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在線》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徵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制，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制動蕩。」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制起來」。烏坎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 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制制度的特徵——特有的貪污，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警察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強徵土地的問題——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儘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說《南方週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制當局進行讓步。隨著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黨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持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週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衝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踢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結束出版審查，解散宣傳部，作為反對專制政權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支持一個公有的、但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制，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品和廣播媒體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台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 「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大亨壟斷控制。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