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評論家歡迎「李氏經濟學」，但是其可能給全球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高盛的中國發言人哈繼銘最近宣稱：「中國基本上告別了8%的GDP增長」。該銀行在6月的研究報告進一步預測，「從現在至2020年的7年間，年均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到接近6%」。儘管，與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疲弱的表現比起來，（如果官方數據可靠的話）這一經濟增長率仍然很高，但中國經濟已經離開了快車道。就算未來幾年的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許多人現在都很質疑），中國經濟也已經陷入嚴重危機之中。債務水準激增，失控的「影子銀行」信貸急增，讓中央政府掌控經濟政策的努力失效。工業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前所未有，表明了未來會面對痛苦的經濟「改正」和可能的「硬著陸」，形成總理李克強展望的「痛苦的經濟轉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權本身也到達了一個轉捩點。由於習近平拼命解決激烈的內部矛盾，並想化解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重要的轉變因此發生，當中一點是告別以前的「集體領導」模式，嘗試強加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個人獨裁。
「怪物經濟」 許多評論者說，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稱：「這是非正統實驗產生出來的一只強大的怪物，並越來越脫離其製造者的控制。」當然人們也可以對歐美經濟作出相同的評價，而且新領導人的親資政策無法解決問題。但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國的債務爆炸性的擴張，是任何大經濟體沒有發生過的。整體信貸在2008-12年間，從9萬億美元躍升到23萬億美元。惠譽的北京高級主管朱夏蓮說：「他們在5年間複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系統。」
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將當前中國緊張的金融局勢和美國在銀行崩潰之前的形勢比較起來。渾水研究公司曾經揭露過數宗中國公司帳目醜聞，該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們認為中國國內銀行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巨額的不良貸款，或者貸款等著走壞。中國放貸人的問題比金融危機前夜的西方銀行業問題更大。」
中國影子銀行業占去年新增信貸的50%，其增長尤其令人關注。不僅是信貸的龐大規模展現了（僅僅上任7個月的）習近平和中共新領導層目前的嚴峻問題，而且大多數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主流銀行的分身，顯示中共獨裁失去了對銀行系統的控制力。這反映該經濟體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貸注入到投機或者回收舊貸款，而不是進入生產性的投資。
一間國有鋼廠的副總經理解釋這現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對《路透社》說：「我們能把資金用於擴大生產嗎？絕對不行。如果我們生產更多，只會損失更多。我們只能依靠其他管道。」他解釋，鋼廠每賣出一噸鋼，就會損失一兩百元人民幣，因此轉而通過「委讬信貸」（影子銀行業的類型之一）放貸。這只是許多非金融國企從事影子銀行活動的一個例子。
23年來最慢的增長
去年7.7%的GDP增長是13年來最低的。如今許多人估計，政府不會達到GDP增長7.5%的目標，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長將會是23年來最慢的。在最近省級官員參加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顯示，他的團隊強調遏制失控的信貸，約束大量愈來愈浪費性的投資。然而，改變經濟道路決不是簡單的任務，存在著各種風險，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或者信貸擠壓而引發硬著陸。
6月份的信貸短缺震驚全球金融市場，是一個警告。央行和總理李克強試圖加以控制國有銀行系統和影子銀行金融新工具 － 類似於拖垮美國銀行體系的金融衍生產品。然而，原本這是為了拆除債務炸彈，卻帶來了相反的效果：由於主流銀行紛紛籌集新基金，造成影子銀行的新放貸在6月份同比上漲67%。這迫使李克強和央行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退讓，向貨幣市場注入更多的流動性。
中國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房產泡沫，當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設的60%都在中國，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時就有十套豪華房屋建成（如上圖）。不用說，這顯然不反映該國的經濟人口分怖。根據官方數據，2011年的房價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稱，現在世界上10個最難負擔的房屋市場中有7個在中國（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廣州和重慶）。建房熱潮令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背負上沉重的債務。官方《新華社》在7月5日報道，內蒙古煤城鄂爾多斯的區政府被迫借貸來支付職員工資，而當地地方政府積累了2,400億元人民幣債務，但該市去年的財政收入只有375億元。鄂爾多斯並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廣泛的問題的一個徵兆。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承認，中央政府並不瞭解地方政府積累了多少債務，警告說之前公佈的估計值過低。2010年的一項政府報告稱，地方政府債務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GDP的25%。然而，根據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說法，這一債務現在很可能超過20萬億元。但是，2010年之後就沒有完整的數據公佈，政府顯然害怕真實的畫面會毀掉中國銀行業（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華麗外表 － 似乎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和極低的不良貸款率。
從「漸進式改革」到「休克療法」？
總理李克強的經濟議程，綽號為「李氏經濟學」，即通過「痛苦的」重組銀行和國有行業，以實現可持續（即更慢的）GDP增長，讓經濟遠離史無前例的債務水準，而依靠更多消費和私人投資。他在三月底首次以總理身份露面時，告訴世界媒體：「這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國家媒體反復提及這一主題。在6月份信貸緊縮時，《新華社》評論：「為了建設更可持續的經濟，銀行業第一個承受這種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
李克強的經濟團隊被國際資產階級譽為最具「改革頭腦」，由朱鎔基的前助手主導，包括副總理馬凱、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其中馬凱和周小川都是太子黨。朱鎔基班子的「業績」包括毀掉六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實施，相當於用通縮的「休克療法」震動（以資本主義「市場」實踐運行的）經濟，因為除此之外幾乎已經無路可走。「休克療法」並不來源於意識形態（新的中共領導人們是「現實主義者」，其目標在於關鍵的國家主導的部門，特別是金融部門，而不是在整個經濟實施。其目的在於打破當前國有部門對信貸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閒置產能。所採取的方式是通過私人投資將這些部門置於更大的「市場力量」之下。但是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做法，而且已經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李氏經濟學」的一個即時效果是，實際貸款成本（高於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導致進一步的信貸荒，而這可能讓政府希望的「受控制的」減速變成全面的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能面臨會否拒絕注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場提早試驗。
資產階級評論家（從全球危機中甚麼也沒學到） 讚揚中共新領導層的「強勢」開端，將之視為把中國轉向可持續增長軌道的唯一途徑。但是俗話說，事與願違。李克強計畫的改革給全球GDP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中國是過去十年創紀錄的燃料和礦物價格（尤其推動了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增長）的「大宗商品超級週期」的主要引擎。中國也是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把美國擠到世界第二位（76個國家）。中國經濟增長變得緩慢的步伐，將波及曾個全球經濟，將資本主義的問題擴大到世界範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做好準備了嗎？」「李氏經濟」的堅定支持者斯蒂芬·羅奇（Roach）提出了這個問題。
太子黨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黨專政頂層進行所謂的「權力交接」。中共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指的是精英太子黨派別和平民出身的團派。來自「紅色權貴」家庭的太子黨，首次佔據獨裁制度中大多數頂層席位。這顯示了他們對未來的擔憂和拒絕政治改革。通過新式的王朝繼承，統治精英希望確保一黨專政的延續，來保護他們紙醉金迷的財富（通過掠奪大量國家資源得來的）。習近平家族財富估計為3.76億美元；是（包括17名百萬富翁的）英國內閣成員總財富的三倍。其他頂層太子黨積累的財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東獨裁者的腐敗集團，太子黨明白如果一黨專政垮臺，他們就完了。他們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一制度。
習近平是太子黨的頭目，然而他不想只作為太子黨派別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在兩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這一平衡手法同樣是為了控制激烈的派系競爭，防止出現公開的分裂。表現出的是，習近平的陰謀活動加強了該政權精神分裂的特徵，政策之間互相衝突。當局越來越民族主義，強行干預有爭議的海域，而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國和東南亞國家（但還不包括日本）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和解姿態。一方面快速升級其軍隊，擴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響力（派遣戰鬥部隊到馬里，而這已經是其第四次參與聯合國干預非洲的行動），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國直接衝突，這顯示在其對前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立場上。
習近平的「毛轉」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講話中引用毛語錄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來的風格。但是這絲毫沒有任何激進和反資本主義的東西。毛的幽靈被用來打壓異議聲音（包括在該政權機構內部），尤其壓制呼籲民主化（所謂的政改）的聲音。像鄧小平一樣，習近平明白「打左燈向右轉」。他和總理李克強計畫在今年秋天的中全會上提出大規模的親資本主義經濟「轉型」計畫，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業去管制，開放一些國有壟斷行業以及私有化。當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歡迎的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改革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制度（即使如此，也會是有限和漸進的）和可能部分放鬆獨生子女政策。
拒絕「民主化」
習李領導層尋求鞏固專制統治的同時，通過一些經過選擇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來贏得回公共支持。如打擊腐敗和「享樂主義」以及越來越民族主義的論調。但是其拒絕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風險引發政治危機，加劇群眾反抗和瓦解中共黨國維持內部衝突派別的「自我紀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強了習近平反對政改的決心。莫爾西在埃及被趕下臺後，國營媒體出現一系列的文章回應，例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日報》都強調社會穩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
「中國領導層從埃及得來的教訓是他們必須得緊緊把握權力，」政治評論人章立凡說。「經濟現在面臨走低，身處北京的領導人需要更迫切地維持穩定。任何權力的損失都有可能讓他們崩潰。」然而這並不是什麼新的評論，而不過是再次加強了習李領導層的這一面貌。中國觀察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習近平「癡迷於戈爾巴喬夫現象，他不想成為歷史中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群眾鬥爭：一個學習曲線
當前有持續大量的群眾鬥爭，然而仍然相當分散。2012年發生了18萬起和土地有關的抗議，以及不計其數的罷工。在2011年爆發重大抗爭的烏坎村，前抗爭領袖之間發生分裂，並被指責沒有實現要求取回被盜土地的訴求。烏坎無疑是一場非常重要的鬥爭，因為村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民主地自我組織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們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這一民主組織作為條件和中共省級領導人達成協議。認為獨裁制度中衝突的一派會放出「改革」立場信號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正如在烏坎村，空頭許諾往往「像會跳票的假支票」伴隨著更多的打壓。這些悲慘的經驗無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動分子和其他人對中共的任何層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藥用品工廠的一百名工人由於未被支付遣散費把美國資本家劫持為人質，成為了世界新聞。這一策略越來越被廣泛使用，五名中國經理（上海中技樁業）由於工資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於經濟轉壞，引發一波外包，企業倒閉和搬遷潮（包括般到工資更低的經濟體，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數罷工是抵抗性質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資、獎金或者企業倒閉或企業搬遷的賠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12年有6.20萬工人由於工資拖欠向當局投訴，總共涉及200億元的工資。而這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隨著經濟減速，工人面臨重大的新挑戰。新政府毫不避諱其推動「痛苦的」政策的計畫。儘管習近平和李克強希望在這一藥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義承諾，如擴大福利複蓋（我們早已聽過了）和改革戶籍制度（我們也聽膩了）。該政權從其階級立場出發毫無選擇，只能發起對工人階級和窮人新一輪的攻擊，讓他們來支付中共獨裁者們和他們的資產家同夥的投機盛宴。高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全部政府支出的80%）難以提供資金用於擴大福利網路或者（通過戶籍改革）吸納進移民工人。正如在許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將竭盡全力來規避和忽視中央政府施加的社會支出新承諾。
這些矛盾為即將到來的時期的群眾抵抗的爆發準備燃料。新的內部危機和經濟衝擊可能讓政權內部癱瘓，並打開可以讓工人階級用來贏得讓步和自我組織的開口。建立工人組織（最初是地下的）和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組織反抗資本主義危機和獨裁統治的鬥爭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