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把委員會式的專制改變為新的「唯我獨尊的個人領袖」是一個高風險的策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社論
「更多市場、更少自由和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駐北京記者王瑞來（Ola Wong）對最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的觀點。三中全會在中國權威體制下地位特殊，因為1978年的關鍵會議（11屆三中全會）不僅確保鄧小平對毛澤東欽點繼承人華國鋒的勝利，而且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和全球資產階級對今年的會議期待頗高。
自從習近平和現中國領導班就任一年以來，他們將擁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注在承諾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經濟改革（中共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說法）上。他們的目標在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重新平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他們作出這一轉變的綜合原因是當前高投資增長模式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信號——其中最嚴重的是此增長模式下潛伏著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監督銀行業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最近透露：中共統治下64年中,中國銀行業放貸70萬億元，而過去四年的放貸額佔到其中的40萬億元。肖剛還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銀行機構放貸20萬億元。換句話說中國信貸機制失控了，同時導致越來越低的回報。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五年前一元人民幣的信貸能產生1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現在花4元錢才能創造1元GDP。
儘管推動市場自由化，新領導班子特別是習近平打消關於他們會放鬆國家政治管制的任何想法。不僅如此，習近平首任一年中還加強了媒體審查制度，政府對批評政權、直言不諱的博客和諸如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打壓也加強了。習近平的目標在於改革和完善中共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務新的超級富豪精英而不是廢除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採取措施加強獨裁當局的權力。不過這並不能排除習近平在將來可能放鬆打壓，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讓步，譬如釋放一些異議人士，而在維持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上他立場堅定。「顯然習近平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提到前蘇聯最後的領導人。正如社會主義者反覆強調，這不同於自由主義政改派的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民主變革，而不是徒勞無益地請求中共改變其本性。
市場雀躍
最初，自由派和資本主義評論者們對會議結果不滿意，稱其「缺乏具體措施」，不過在當局發佈更為具體的改革計劃之後他們的心情驟然變好。一些評論者揣測發佈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閉幕三天後）中大約60項具體建議是刻意為了扭轉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映。這一份兩萬字的文件被媒體稱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關鍵內容。根據網上社會主義者、毛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人士的大量評論顯示，中國左翼圈子對此的反應自然是十分負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對該文件的關鍵字搜索：「共產主義者」出現0次，「工人/工人階級」出現0次，「市場」出現80次。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中共語言的改變「象徵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的深度轉變。」
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對此是滿意的。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個亞洲股市的巨幅上漲上。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稱全會決議「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稱會議「超出眾人的預期。」《經濟學人》雜誌稱全會文件是「二十年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改革計劃。」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寫手阿瑟·克羅伯認為「改革計劃顯示出習近平是一個比他前任胡錦濤強大得多和更有遠見的領導人。」
在關注會議出台的具體政策提議和討論是否會具體實施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它們並不是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全會標誌的政權內部權力機制的轉變，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至少在表面上），對地方政府權力的限制。具體來說，兩個新機構的設立能標誌了這一轉變。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任務在於監督國營媒體《中國日報》所稱的「改革就是偉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藍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緊張的局勢（日本政府最近才開始討論建立類似委員會）和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增多（針對十月天安門自殺襲擊）。儘管這些新機構的架構和領導組成還沒有公佈，他們最終會在習近平的控制下，讓他能夠超越現有的政府架構。這些新的委員會集中處理習政府的兩個關鍵議程：針對所謂「反華勢力」的威脅上大打民族主義牌，另一方面儘管存在國家各個層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抵制，他希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隨著這些發展，習近平開始脫離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試圖重新集中化。具體措施是把關鍵領域的控制權從地方（事實上制定大多數經濟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個關鍵在於讓習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權力。「所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現在控制著軍隊、警察、公安、紀檢、外交和經濟部門，」《福布斯》雜誌奧利弗·巴倫稱，「這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已經鞏固了中國所有相關權力基礎，使他類似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以及俄羅斯的掌權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義
這標誌著中國政權內部的一個重大權力轉移。這一過程開始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我們中國勞工論壇之前的文章對此也作出了分析（參見習近平能帶來怎樣的轉變？）十八大讓更多權力集中到習近平手中，產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時讓太子黨包括習近平本人佔據關鍵職位。習近平通過平衡中共黨內派系利益而鞏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內部權力鬥爭不受限制將導致「相互確保摧毀」和政權的瓦解。
這一權力平衡的移動現在被三中全會進一步確認。習近平打破其前任們的「集體領導模式」而試圖加強更個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習先生試圖迅速轉變這個充滿不正當物質刺激和腐敗猖獗的制度。」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Jamil Anderlini）評論。這一道路充滿政治風險，而顯示出中國政權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內部形勢：
「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統治極端不穩定，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盪，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制，在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制與互相的「限制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這一集體領導模式在胡錦濤在任時期（2002到2012年）發展到頂點，被胡錦濤的謹慎風格所刻畫。但是胡錦濤現在被視為一個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而他的任期被輕蔑地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期間中共政權處於一個政治「僵局」——類似於華盛頓政府機構癱瘓不過帶有「中國特色」。經濟改革派，包括習和新領導層都認為在胡錦濤統治時期裡親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計劃放慢，甚至出現倒退。習近平希望通過把更多權力集中到中央，教訓被視為改革障礙的拒不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來打破僵局。這一點是否可以實現還有待觀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改革方案會帶來「震盪」。但這只是集中在經濟風向上（諸如增長放緩、違約上升和工廠倒閉），但是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的衝突和緊張也同樣增多了。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標在於打掉幾個「老虎」而不只是低級別的「蒼蠅」是他對日益不受管制的政府機構加強紀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類似的是他的偽毛主義的要求地方領導層進行「群眾路線」和「自我批評會議」（被一些機敏的博客寫手諷刺為「自我表揚會議」）目的在於加強中央的控制。習近平的口號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一些毛時代的形式被重新採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澤東依靠群眾繞過政權機關達到自身目的的癖好。習近平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國對政治的壟斷。為此他壓制所有可能的挑戰，比如逮捕獨立反腐人士和「發佈謠言者」。
北京與地方諸侯
一位中國頂級銀行家宣稱「中國主要是由市長們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級、市級和地方上的中共負責人。絕大部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決策都是由地方當局決定的。這是過去幾十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但也因此助長了嚴重的腐敗和債務危機，其可能最終導致銀行崩潰並威脅到中共當局的統治。
前所未有的工業產能過剩也與地方當局拒絕服從中央要求關閉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廠的命令直接相關。在各省市和地區都廣泛存在經濟保護主義，他們優先考慮和保護本地產業，而不是服從國家層面的決策。當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國家權力的所有地方機關，如警察、法院和宣傳部門等，都聽命於他，甚至被用於竊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正是這種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和他拒不服從中央路線才導致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領導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與普京統治早期對俄羅斯寡頭們的打擊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新政中並無什麼獨創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對此前領導人政策和方法的襲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來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對毛澤東的悼念，這其中不包含一點「左翼」的因素。這一偽裝的毛主義宣傳旨在捍衛一黨專政制度而反對任何要求轉變的呼籲。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宣佈，「徹底否定毛澤東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滅亡，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混亂。」不僅僅是毛澤東，習近平也從鄧小平那裡借用了向資本主義制度決定性轉變與維護專制統治的「兩手抓」的政策。《南華早報》對此的評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鄧當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經濟轉變，也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鎮壓。」
習近平近來甚至被與另一名太子黨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做比較。但是，小蔣推動解除了國民黨在台灣的專制統治，而這並非是習近平的計劃。蔣經國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裡也發動了一場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但這場運動最終因為他父親的命令而流產了，而結果眾所周知，國民黨當局因此徹底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拉鋸戰是設置「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顯然是為了鉗制甚至取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NDRC），發改委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規劃機構，但它一直被看作過於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來，自由派一直批評發改委是阻礙經濟改革的一個障礙。
看起來習近平希望通過領導小組來主導主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有效地降格了總理李克強的權威，李克強本應該是正式負責經濟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中，李克強是正式的二號人物，據說也是胡錦濤非太子黨「團派」的主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新華社官方報道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時提到習近平21次，由其擔任組長領導起草小組（劉雲山和張高麗輔助其工作），但相關報道中根本沒有提到總理李克強。這引發了人們對李克強的命運和當局兩位高層之間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發生權力鬥爭的猜測。具體情況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但過去二十年，中共歷屆領導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管經濟的總理——胡錦濤時代有溫家寶，江澤民時代有朱鎔基，甚至鄧小平的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經濟管理職責都由趙紫陽負責。
未知領域
同樣，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的計劃也實現了前領導人江澤民嘗試但失敗的目標，當時江澤民特別遭到了軍方的抵制。新委員會的目的是統一和更好地協調今天支離破碎的安全體系，將國防、情報、外交和內部維穩等機構功能置於一個架構下。這也顯示了中共領導層正準備兩線面對戰爭與革命的態勢。該委員會將包括專門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級委員會，在這些地區過去4、5年裡，事實上一直維持著戒嚴的狀態，此外也會有專門針對台灣和香港的次級委員會，在港台地區中共正準備應對主要對抗。除此以外，工農抗爭正從地區性的局部抗議活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挑戰當局統治威脅的鬥爭，而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恐懼。
許多評論家現在將習近平看作是鄧小平以來「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的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甚至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者之一。」 但習近平的力量還沒有經受過中共精英權力結構之外力量的考驗。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個過程表明中國的政經局勢已經進入未知的領域。胡錦濤時代謹慎小心的做法將讓位給習近平的「大膽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風險，並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動政權和其領導層的權威。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治療方案」可能被證明比「經濟病況」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動性危機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當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銀行倒閉帶來的風險。改革計劃其他方面的內容也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拯救措施是正確答案的話，那麼為什麼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會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中？而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衝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中共專制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徵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衝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制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注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佈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複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儘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佈，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本聲明的第二部分中，我們將著眼於分析土地私有化、城鎮化、取消勞教制度和外匯管制等政策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