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本週，北京的大規模學生示威開始了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www.chinaworker.info）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去世，事件觸發了天安門運動，是為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中共專制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為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里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高喊著「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幾星期後，這些口號獲得了世界各地的的迴響。
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學生佔領北京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佔領運動」的先行者，與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佔領華爾街」與台灣「太陽花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八九年的血腥屠殺裡，重要教訓是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與階級鬥爭綱領的戰略。同時，運動也提出很多關於由學生領導運動的問題。除非學運以有意識的戰略武裝起來，與工人階級連結，超越中產階級，否則學運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無數群眾前赴後繼，加入北京的示威裡，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國110個城市。當局誣陷運動為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但運動由開始至被鎮壓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國際歌」。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後，在胡耀邦出殯當天，20萬人違反政府禁令，佔據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號召罷課，並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以協調運動。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並為獨立工運奠下基礎。上述事件的發展就如一場「波蘭恐懼」（大規模的獨立工運發展起來），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
托洛茨基的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當時的形勢：「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鄧小平因為將資本主義帶回中國，受到西方政府讚賞，但統治集團和軍方深陷分裂，正如歷史學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鄧小平政權「似乎陷入混亂而無能」。正如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國支部的報紙《戰鬥派》所說：「… 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確實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鄧小平及其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終於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收復了統治權力。鄧小平動用了20萬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國際特赦的數據，在北京的風暴點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至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警察搜捕，面臨最嚴峻後果的工人，而不是學生。在運動尾聲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曾經號召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最後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對抗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資料都被中共當局視為「煽動性的宣傳」。25年來，當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關報道。同時，政府不停撒謊，指「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採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安全繁榮」。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迅速增長，彷彿為當年的屠殺提供的歷史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與中共領導所宣稱的相反，鎮壓1989年運動並未能防止資本主義重返中國。相反，中共領導人執行愈加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策，同時強化專制統治。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離的人士，很難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 — 而為什麼「中國模式」如此受跨國資本財團歡迎。資產階級評論員以專制手段作為解決方案，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裡公開表達出來：「一黨專制當然有其短處。但當它是由一撮合理開明的人領導時，例如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好處。」
今天， 80年代的中國被視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胡錦濤與習近平的警察機關無比的擴大，維穩費高於軍費。中共習近平被迫高調大搞反腐運動，以平息民憤，同時亦加強鎮壓，連「新公民運動」領袖許志永等「溫和派」的獨立分子也不放過。許志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躍分子也被投獄。中共政權的警察統治變得更為強硬，又拒絕「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燭光晚會規模增大的關鍵原因。近年，每年晚會有約20萬人參加，當中數千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當然在內地，中國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習近平鞏固一黨專制、全力打壓獨立政治活動的戰略，反映出深陷的社會及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會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運動。
綜合以上原因，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運動的真正的教訓， 將其從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經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70週年之際，北京的學運分子計劃走上街頭抗議，目標是令抗議一直持續到5月15日，即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爾巴喬夫被普遍視為蘇共內（斯大林主義）各國中的「民主改革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憂，認為本應該跟隨著「市場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在當時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東歐與蘇聯，民主化進程似似乎在向前邁進。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令學運分子根據把握「悼念死者，譴責活人」的機會，推進他們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動。
胡耀邦為中共黨領導人，於1987年被迫下台，起因在於他處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運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政局不穩，更擔心群眾會挑戰執政當局，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受壓下，只好犧牲其盟友。胡耀邦與鄧小平一樣，是自1978年開始推進「改革開放」親資政策的先鋒。但是，他下台後並不代表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更為公開親資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陣營和激進學生更為擔憂，害怕胡耀邦的失勢會令「政制改革」被擱置。從此，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必須採取行動」挑亂反正。
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乏克領導人杜布切克，後者主張「具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而他於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1984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社會，在諸多領域中亮起警號。西藏爆發了30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示威。這場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無情鎮壓，其方法與鎮壓北京民運一樣。然而，胡錦濤後來升官至黨領導與國家主席作為回報。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1%，是1949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當局實行經濟緊縮措施，1989年全年超過100萬家工廠被迫關閉。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日，在西安和長沙的失業青年和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
整整一年裡，政府高層內部就價格改革的辯論而互懷敵意。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持的趙紫陽推動價格全面自由化。當時有一套「價格雙軌制」，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這讓一部分官僚將國家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造成了絕佳的致富機會。正如作為北京學者與「新左派」代表汪暉所指：「僅1988年一年裡，在價格雙軌制下，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3,57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30%。」 [2]
趙紫陽提倡價格改革，理由是消滅利用「雙軌制」下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令價格改革的撤回了。但僅僅在6月4日大屠殺3個月之後，由於群眾示威的威脅被「解除」，價格改革計劃就徹底推行。諷刺的是，趙紫陽從當時被軟禁至2005年過世，而其繼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經濟政策。
斯大林主義制度的危機
澳洲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27歲的斯蒂芬‧喬利當時正身處北京，他的第一手資料引人入勝，當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這場鬥爭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暉的論斷有些誇大，但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以及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等東歐一黨專政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統治危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本已開始猛攻工人，但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與崩潰，使這一進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大林主義的各國政權已經在很多方面處於困難重重之中。
基於中央計劃和國有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優勢，在建國初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統治令其窒息，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地民主參與到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麼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斯大林政權經濟危機日益加劇、殘酷鎮壓的本性，加上民眾渴望民主，而且官僚體制逐步破壞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由於斯大林主義國家都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統治，因此部分群眾對於「社會主義」日漸反感。而這一取態尤其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國，由於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分子」被毛派打為「壞分子」，令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斯大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斯大林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毛派「四人幫」被逮捕並打倒之後，鄧小平於1978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當時並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完整計劃，最初是試圖在官僚計劃經濟中「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 — 如給予管理層「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更為有明確意識的親資政治勢力在中共內部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上層的變化造成重大的經濟轉變。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農村地區的醫療教育資金過去一直依賴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同時，政府還推行「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運行的「特區」，也分別在幾個地區建立，並隨後擴展至更大範圍。習近平父親習仲Ｘ就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成立了經濟特區，因而被認定為經濟特區的先驅。其他的「改革」還破壞了國企工人的職安與福利，同時國家以「刺激經濟」的輿論宣傳去合理化社會的不平等，並指責國企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1986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企的終身僱傭制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復辟資本主義，但無疑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並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寫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了1989年運動（儘管他承認他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1985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麼？」[3]
該如何定性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封鎖訊息與討論自由，外界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辯護士仍然將八九六四視作「顏色革命」，並將之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政變。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示威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想法也為中國部分新毛派運動者所接納，矛頭直指八九運動中很多領袖今天的親資立場，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這些人當時的所作所為。但是，重要的是，愈來愈多受毛派影響的青年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想，並開始將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
與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運動是極其複雜和多樣的。尤其在一黨專政下，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等受壓迫層的政治組織，這情況不可避免的。由於長期處於專制的黑暗之下，這場運動的內部的政治光譜，就如彩虹一樣百花齊放。最初，八九運動中的一些勢力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台灣模式」，這思潮雖然在整場運動中具一定影響力，但絕非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恢復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並有捍衛國有資產（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種思潮的共同點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滿現政權，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無疑，運動最初發起於知識分子和其學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當時詞彙還未被使用）。他們接近黨內趙紫陽一派勢力，政治面貌不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但是，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像後來那麼直接表達支持資本主義。不少學運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寧願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一翼控制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毫無實際權力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勢力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礙，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衝擊獨裁制度。學生的抗議就像是一塊巨大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打開了運動的閘門，一些的社會力量雖然與學生領袖的利益與目標並非完全共同，但也湧上街頭。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較年長、較享有特權的親趙紫陽階層，以及較年輕、較激進的多數派，視趙與其他中央官僚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群眾以「太子黨」為稱呼就可見這點。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惡名昭彰的「太子黨」，遭到無數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運動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官僚領導「極為清貧」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都厭惡毛澤東，認為他原比其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裡，所採用的口號及運動手段也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個具爭議性的場面，就是當時一些學運領袖指「絕食」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卻成為運動的轉折點，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開始「跨過藩籬」，毅然加入運動。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改變了運動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發展得愈來愈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是整個斯大林政權陣營中一個較奇特的現象。汪暉作為六四最後離開廣場的學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提到，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衝擊所帶來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時是幾乎可以實現的，即是保留國有經濟下無價的社會成果，但同時將新政權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紥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有意識地引導不自覺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本文只提到八九運動的背景與開始階段。我們的書本《震撼世界的七週》分析到運動的發展以至受血腥鎮壓。歡迎訂購電郵至[email protected]（96頁，HKD 70連郵費）。
[1] 《戰鬥派》（The Militant），1989年6月9日
[2]《中國的新秩序》汪暉，2006年
[3]《中國的崛起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消亡》李明琪，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