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特 中國勞工論壇
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的提案在今年兩會捲土重來，而這都是因應結婚率下降的趨勢——2024年全中國結婚登記數目為610.6萬對，比上一年下降20.5％，數字創下1980年來新低。這一趨勢在2025年得以延續。《南華早報》報道，今年前3個月，結婚數比去年進一步下降了8％，而離婚數則增加了10%。政協委員陳松蹊受到了媒體廣泛關注，因為他提出要將法定婚齡年齡從男性22歲、女性20歲降低至18歲，想藉此刺激婚育。
一廂情願
然而，結婚率下降背後有著青年經濟極端困境與女性抗拒婚姻和傳統家庭束縛等因素，單單更改法定婚齡根本是無視諸多現實問題，因此這一提案引發群嘲——有網民質疑，青年在18歲的時候「這掙錢的能力都還沒有的時候生個娃出來讓父母養嗎？」
其實，中共的結婚年齡限制（男22女20）本身就是過去一胎政策下的遺緒——這是更進一步的控制措施，令當局更容易執行一胎政策。只是到了近幾年，中共才開始打算降低結婚年齡，以為這可以是解決人口危機問題的萬金油。早在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法典婚姻編草案進行三讀審議時，也曾有立法者提出要降低結婚年齡。結婚率的下降，已經是中國多年社會現實，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婚姻登記率其實早在2013年開始（當年登記結婚的人數為1350萬對），就已經出現了連續下降。
中共宣傳將原因歸結為兩性性別比例失衡、男性結婚成本過高、條件匹配太難——講的內容都是將責任從自身和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甩出去的企圖，而這個制度正是如今這些問題的根源。例如，在男性結婚成本過高這一項中，當局將成本簡單歸結為女性要求太多，比如要求男方提供彩禮和房、車，甚至引用幾年前網絡上一度流行的一句話：「生男孩是『建設銀行』，生女孩是『招商銀行』。」
中共也聲稱「性別失衡下的婚姻市場某種程度上已經由女方主導，所以產生了性別偏好逆轉現象」。絲毫不願意提及，男女適齡人口比例失衡，適婚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萬的現況，正是過去僵化的「一胎政策」造成的惡果，這一政策殘酷重塑了中國的家庭與社會結構，同時也強化了父權制的偏見與行徑。此外，正是當前社會生存生活成本、殘酷的勞動就業環境，以及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共同造成如今婚育率下降的情況。中共試圖採用更嚴厲的鎮壓手段來「糾正」過去的政策錯誤，但這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例如，2021年修改後的離婚相關法條，增添了「冷靜期」，令青年——特別是女性——更不願意結婚。
中國勞動環境的惡劣和殘酷性，已經不必多說。即使近期官方發起「反內卷」宣傳，中國勞工仍然人均每週工作近49小時，更有小米等血汗公司要求員工日均工作12.5小時以上。與之伴隨的還有日益加深的失業危機——在接下來1-2個月畢業季之際只會更加惡化。在無法確保自身獲得穩定的生活資料來源、或者有足夠休息時間的前提下，勞動者們無論年齡與性別，都已經壓力太大、缺乏尋求婚姻的意願。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社會下，女性依附於男性的社會現實及社會意識規訓，自然而然地讓女性產生了更加看重婚戀男性經濟實力的心理——男性經濟實力的強弱，是她們能否獲得穩定而沒有貧困動蕩的生活的保障。這也說明，女性期望從一名男性獲得經濟中的安全感，是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社會本身性別權力架構的產物。
資本主義結構性壓迫
這清楚地表明，中共當局宣稱的「女性要求過高」的原因，實質上正是其自身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對兩性結構性的壓迫的結果。
社會主義意味著摧毀使各性別勞動人民受到結構性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使女性、其他受壓迫者乃至全體工人階級整體獲得解放。但我們所追求的婚戀關係，不是依然帶有當前家庭奴役及父權壓迫形式下，一方依附於另一方（往往是女性依附男性）的婚戀關係。而是如同社會主義女權先驅柯倫泰在《共產主義與家庭》所描繪：「兩個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成員的結合，雙方都是自由的，雙方都是獨立的，雙方都是勞動者。女性不再有家庭束縛。家庭內不再有不平等。女性不用擔心被拋棄、得不到物質支持卻還有孩子要撫養。共產主義社會的女性不再需要依賴她的丈夫而是靠自己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