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恐嚇輿論經不起考驗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
官媒聲稱香港的佔領運動是西方勢力背後策劃，以分裂國家，阻止中國經濟增長。這論調在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中佔重要，透迥指控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並會破壞社會穩定，以遏制在中國對民主的呼聲。
中共「顏色革命」的陳腔濫調被眾多事實否定。首先，社會主義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積極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軍事侵略，我們這群人在現階段是運動中的少數，但也非常活躍於民主鬥爭。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有份舉辦聲援斯諾登遊行、聲援加沙（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行動）、反對美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爭。我們同時反對中美政府兩方是沒矛盾的，因為兩國政府都代表著商家鉅富的利益，壓迫大多數的人民。
第二，中共選擇性地利用「美國威脅」去迎合自己的輿論宣傳，是虛偽的做法。事實上，中國的統治菁英與美國資本主義是一個龐大複雜的夥伴關係。的確，隨著中國崛起而蠶食美國在世界多處的利益，兩國關係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但從經濟來說，兩國關係仍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龐大、最重要的關係，迫使兩國政府面對紛爭時要小心處理。
兩國經濟是由龐大貿易及金融關係緊密連繫，同時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債。美國最大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主要投資者，例如通用汽車、百勝（肯德基）、波音和蘋果，他們在中國售賣的貨品比美國更多。但今年也可見到一個歷史上的轉折，就是中資在美國的投資超越了美資在中國的投資。阿里巴巴在紐約上市的股票，總共集資250億美元，令主席馬雲一夜變成中國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里巴巴董事變成百萬富翁。
這種盈利關係解釋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確保不會影響生意。正如據報道前國務卿希拉里說：「就人權問題批評你的莊家是不好的。」這正正是美國駐港領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淚彈後的回應，美領事發表聲明指美國「不會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有立場」。
基於同樣原因，中國指控「美國干預內政」和「顏色革命」時，通常透過《環球時報》等更強硬的官媒，但有時也會出自其母報章《人民日報》，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領導高層的口中。這些喉舌報的作就是令人覺得政府發言人的言論相對「合理」。
與美國「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領頭人物與美國右翼政客有連繫，是事實來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為《蘋果日報》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權（彭定康拒絕了10萬港人申請居英權）。據報道，黎智英與美國新保守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爾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也是因為他令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顧問Mark Simon是共和黨香港支部的領頭人物，也曾為喬治布殊助選。另一外美國「新保守派」愛倫（Ellen Bork）與李柱銘是好友。中國媒體大肆報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旳角色。NED是一個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智庫，資助不同的非政府組織，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萬美元，2013年用了69.5萬美元。
對於香港泛民與美國不民主的資本主義代表有連繫，社會主義者並不感驚訝。雨傘革命並不是因為這些領袖而爆發的，而是因為衝破了這些領袖阻礙而爆發！從此可見泛民的政治矛盾，他們對民主的願景是建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因此主張妥協及逐步改革，但這路線經歷了30年的考驗都無功而還。中共獨裁者在全世界的企業都有一班有權有勢的好友。這批人與香港的商家一樣，認為民主對中國是壞事。
泛民領袖及其美國好友害怕，鬥爭的群眾不會停留於要求民主，而要求更進一步的社會變革，這將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從雨傘革命可見這一點，而泛民之前並無預計或希望運動會發生。
泛民領袖的美國好友不但沒有煽動顏色革命，反而不鼓勵群眾示威。美國領事在今次事件採取中立，而有傳沃爾福威茨在七一前與黎智英在遊艇聚會時，要求他不要發動佔中。不論這是否屬實，佔中的確被推遲了。
這立場與美國對港政策是絕對吻合的。在2010年，當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起「五區公投」時，《蘋果日報》並不支持五區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協派。溫和泛民後來與中共密室談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參與密室談判的就是今天的「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
美國「重返亞洲」？
親中共的陰謀論者以美國「重返亞洲」作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可參考「多數中國人預料對日開戰」）為「外國勢力陰謀」，包括一些國際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雖然奧巴馬政府無疑想在亞洲建設軍事及經濟聯盟，包圍中國以阻止其經濟影響力增加，但這不代表他們想就香港問題與北京立即衝突。如果認為美國資本家階級主張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希望可以圍堵中國， 但仍然希望與目前獨裁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因為中共也主張穩定的盈利環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勢力取代中共。
特別現時伊拉克及敘利亞處於尖銳危機，伊斯蘭國控制了兩國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國發起的空襲未來阻止其得勢，白宮希望避免與中方進一步對峙而造成後顧之慮，而不想進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聯盟。正如《華爾街日報》於9月29日指出：「美國政府正面對多處的地緣政治問題，預計因此會小心處理與北京的外交。」
同樣，英國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機，希望可以安撫北京，避免就香港問題發生糾紛。英國國會決定派員到香港調查，其實只是無意義的姿態，但大陸官媒就此事大肆攻擊。但今年6月李克強到訪英國時，總理卡梅倫就有相當關注一點：要確保價值2200億港元的中國投資合約，包括能源、鐵路和銀行。倫敦已經向中方代表保證，不會再發表「人權講話」，卡梅倫也不會再如2012年時般與達賴喇嘛會面。當時北京要求英國道歉，而英國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到訪英國，希望爭取英國資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敗告終。最令人注目的是，卡梅倫拒絕與他們會面。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卡梅倫保持緘密，並將香港問題交由副首相克萊格處理。克萊格是自民黨黨魁，將於下屆選舉受到重創。因此他們用盡任何機會爭取曝光，但他對香港的民主鬥爭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泛民認為民主鬥爭需要尋求外國政府或商家領袖的協助，社會主義者徹底反對這一立場。香港群眾需要贏爭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對象應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因為反中共的關鍵地方就是中國。香港本土派團體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是自討苦吃的，英國政府及資本家階級並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為他們正忙於與北京做商業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