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侵佔土地，但私有化不是出路！
北海 中國勞工論壇
2012年烏坎村爆發抗爭時，村民一度果敢驅逐了當地政府。但當局為了避免選舉和民選村委會失控，事先將烏坎的最高權力交給了更容易操縱的黨總支部，並任命林祖戀為總支部書記。隨後，林祖戀和其他6名經過當局挑選的溫和派領袖被選入村委會。可惜，由於鬥爭沒有走得更徹底，土地遲遲未能收回。發覺自己被欺騙的村民開始向村委會施壓——這是導致林祖戀最後轉變方向的重要原因。
據《新京報》報道，民選領導人在當選一年後已經不敢召集村民大會，擔心村民在大會上提出激進訴求。有些村民甚至開始懷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群眾支持而獲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為了保證相比之下更加溫和的林祖戀能夠順利連任，從而阻止民選村委會從「防火牆」變成「縱火者」，當局在2014年選舉前夕以受賄罪為由逮捕了試圖爭奪村主任職位的楊色茂和洪銳潮。林祖戀被捕後不久，《環球時報》——更多像是譏諷當初主張和平路線的烏坎領袖——說道：「財產權的糾紛僅靠選舉顯然解決不了」。當然，想要奪回被盜賣的土地就必須將「未完成的革命」進行到底，利用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向中共獨裁政權發起不妥協的鬥爭！
被奪走的土地
與其他爆發鬥爭的村莊相同，烏坎事件也起因於被政府官員和資本家聯手侵佔的土地。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經過短暫繁榮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在這10年裡，農業收入從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興盛的小規模鄉鎮企業也逐漸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謀求生路。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農民工數量約為農村戶籍人口的30%。同時據估計，到今年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佔比例將超過50%。生產方式倒退和青年勞動力外流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在烏坎的例子中，村集體幾乎淪為薛昌和陳舜意的私有財產；戲劇性地，返鄉青年成了鬥爭的發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時期，底層農民正是通過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的集體組織——儘管是官僚化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而現在，這些去組織化的農民，面對急於從土地中攫取財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資產階級（例如金融機構、地產商和工廠主）和新興農村權貴組成的聯盟，很難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者指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崩潰已經使土地從「農民集體所有」在事實上轉變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結的勢力）所有」。這解釋了為什麼農地和宅基地會不斷受到強征、強拆、侵佔和盜賣的威脅。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失地農民1.12億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世界銀行官員英卓華指出，在1990-2010年間，中國農村土地的徵用價格比市場價格低2萬億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有中共官員估計，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剝削聯盟自「改革」以來利用征地從農村搾取資金多達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給農民的補償不到5%。
在如果說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還只是蠶食土地的話，正在進行的土地私有化將把整個農村社會置於統治集團的刀俎之下——大地產的形成會大規模壓縮農業勞動人口並導致大量小農破產。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化農民最終將淪為城市貧民。正是憚於由此產生的社會危機，習近平政府不敢貿然推進私有化。但是只有學習烏坎的經驗，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村群眾組織，並且聯繫各地農民鬥爭，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能徹底扭轉土地私有化的趨勢。
徹底完成革命
時至今日，第一次烏坎事件後選出的村主任和兩名副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已經全遭鎮壓，委員莊烈宏於2014年逃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說明妥協立場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發猛烈的高壓政策。烏坎內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習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這個方向前進，其結果只會是底層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剝削。
農民中間有著複雜的利益階層。這種分化在毛澤東集體化時期曾得到遏制（但沒有完全消除），但隨著小農經濟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時，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農民又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不能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只會跟隨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背後。值得注意的是，烏坎村民並不打算將收回的土地用於小農生產，而是希望在滿足住房需求之後通過與城市或本地資產階級合作獲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領導集團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農民會對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誤以為法律會保護私人財產而免於被中共官員掠奪。但這等同跳出油鍋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員及其富豪黨羽會在私有化過程中搶走一切財富，而小農只會淪為輸家。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公平分配」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農民中的富裕階層總是試圖剝削下層的貧窮成員，特別是在他們得到封建宗法勢力的幫助之後——前任村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為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許多村莊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資本主義的再集體化或者對未被分割的集體資產進行資本主義化運作。華西村就是後者的一個例子。儘管許多毛派稱讚華西村擋住了改革開放的「分田風」，但實際上這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麼關係——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更多的外來勞動者被迫承受著不平等待遇（剝削）。「紅色的」華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樣用欺騙的手段侵佔別村土地。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導致農民在反抗大資產階級壓迫時往往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終究陷入妥協、退卻與失敗。
因此農民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須加入城市工人階級，推翻中共政權和它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制度，然後依靠土地公有制和獨立的、民主的群眾組織，加上政府充分資助農業機械及發展新耕種技術，在自願的前題下開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
社會主義者表達對烏坎人民的聲援，反對土地侵佔。但我們認為，無論是烏坎村還是其他社會鬥爭，都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專制資本主義的舊制度。在烏坎的經驗裡，再次証明無論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會被獨裁者阻撓。因為他們害怕任何獨立運動都會威脅其控制力。在這前題之下，革命爆發是遲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