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開啟政治浪潮
王林宇 中國勞工論壇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名大專學生上街遊行，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佔據的土地、鐵路、礦山、森林等等全部轉讓給日本。中國和日本以及英美是一戰戰勝國，德國是戰敗國。五四遊行開啟了持續約兩個月的全國群眾運動，也開啟了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的新時代。這是場運動由學生率先發起，但隨後大批城市居民、工人、商人也加入了運動。
100年之後的今天，中共政權只會低調紀念五四運動，因為許多因素令它擔心激進化的年輕人和學生會再次成為群眾抗議的先聲，點燃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工人階級是一支尚在蟄伏的「超級力量」，能夠實現徹底的政治經濟變革。過去9個月的佳士鬥爭初步顯示出這種潛力。我們不應該忘記，五四運動週年紀念日也是1989年大規模民主鬥爭的導火索。八九民運幾乎就要推翻中共政權。當時北大學生正計劃在五四70週年舉行聯合抗議，但由於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於4月15日去世，學生便將計劃提前了。2019年有多個敏感的週年紀念，中共政權害怕「難以想像的危險」，1919年的這場歷史性運動勢必讓他們感到緊張。
五四運動發生在1914-1918年一戰大屠殺後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並激發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1919年3月1日，即五四運動兩個月前，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爆發大規模獨立運動，有200萬人參加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裝起義。同年3月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國際上的這些工人群眾運動也是促發五四運動的重要因素。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在1919年1月評論十月革命說：「這次的革命是民主戰勝君主主義的革命，是平民戰勝軍閥的革命，是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革命！」他認為將來的革命都會像效仿十月革命徹底改變人類社會。
幻想破滅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中國許多知識份子對帝國主義抱有很大幻想。1918年11月，北京有6萬人參加慶祝「勝利」的遊行。他們認為中國將可以拿回德國自1898年開始佔據的「膠洲灣租借地」（包括膠洲灣和膠東半島），而且可以調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強迫中國簽下的不平等條約，進而改變中國落後、受壓迫的狀況。
美國總統威爾遜造成了尤其大的幻想。後發的美帝國主義希望加入瓜分殖民地的行列，因此試圖通過支持亞歐部分被佔領國的自決權來削弱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實際上，在威爾遜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對多個拉美國家進行軍事干涉、強迫尼加拉瓜簽訂不平等條約、入侵海地。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也贊成將膠洲灣租借地轉讓給日本。
巴黎和會的決定於4月底傳到北京，特別是給青年知識份子造成嚴重衝擊。當時的一名北京大學學生後來回憶說：「巴黎和會的消息最後傳到這裡時，我們都感到非常震驚，我們立刻對事實的真相覺醒了，外國仍然是自私和軍國主義的，並且都是大騙子。」北京學生原本計劃在5月7日舉行遊行，但因段祺瑞政府已經開始鎮壓抗議活動，遊行臨時提前到5月4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政府發出關於「二十一條」簽約的最後通牒，因此這一天被稱為「國恥日」。
五四遊行
5月4日當天，抗議學生從天安門出發，他們的主要口號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外爭國權」是指拒絕在巴黎和會的條約上簽字；「內懲國賊」是指趕走北京政府內的親日派官員，其中最主要的三人是：交通部長曹汝霖，駐日大使章宗祥，中日合辦的匯業銀行中方董事長陸宗輿。抗議者遊行至當時作為使館區的東交民巷。遊行隊伍原本計劃穿過東交民巷，但遭到警察阻攔。根據1901年的《辛丑條約》，中國人在東交民巷內沒有遊行權。
在和警察對峙兩個小時之後，憤怒的學生轉向曹汝霖的住宅。學生突破警察的阻攔，衝進曹宅，砸毀了曹汝霖的一些財物，並毆打了當時住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部分學生因為沒有找到曹汝霖，在憤怒之下放火。由於起火和增援警察的到來，抗議學生逐漸退散，但有32名學生被捕。部分學生隨後前往陸宗輿家，但已有軍隊駐守陸宅，因此未發生衝突。五四當天的抗議活動逐漸結束了。
日本擴張在華勢力
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成為學生的首要攻擊目標，因為他們曾參與袁世凱政府和日本政府關於「二十一條」的談判和相關條約的簽訂，也曾參與日本政府對段祺瑞政府的「西原貸款」。這兩起事件旨在擴張日本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也成為五四運動爆發的重要背景。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旨在將中國東北、內蒙、山東、以及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地區變成日本殖民地，而且企圖控制中國內政，例如：中國在政治、財政、軍事上必須聘請日本顧問，而且這些日本顧問將具有決定性影響。更重要的是，在隨後簽訂的條約里，袁世凱政府承諾將山東轉讓給日本。
到了1916年底，日本政府希望將戰時的過剩資本輸出到中國，從而進一步控制中國經濟和政治。諷刺的是，今天資產階級的中共政權通過一帶一路，在亞洲和其他地區扮演著類似的帝國主義角色，儘管它用的是財力而非武力。因此從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日本通過中間人西原龜三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總額為1.45億日圓的貸款，相當於現在的2.5億美元。段祺瑞政府將國有產業作為貸款抵押，並和日本簽署軍事合作協議，使日本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控制。這些段款名義上是經濟貸款，但實際上被段祺瑞政府用來收買國會議員和進行對廣州軍政府的戰爭。
「二十一條」和「西原貸款」均引發了大量抗議和抵制日貨的活動。1915年袁世凱政府接受二十一條之後，大批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和青年回國，其中包括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陳獨秀。陳獨秀回國後創辦《新青年》雜誌，成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重要標誌。新文化運動是當時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人發起的一場文化改革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主張學習西方科學和資產階級民主。新文化運動啟發了大批青年學生，他們當中許多人後來也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在《新青年》的鼓舞下組織起來的學生，有許多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成員。而在1918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學生舉行請願遊行，成為五四運動的預演。1918年5月的抗議浪潮之後出現了更多的進步學生團體，這些團體後來積極地參加了五四運動。
運動進一步發展
5月4日當天的抗議結束之後，運動仍在繼續發展。北京學生繼續進行抗議、街頭演講和抵制日貨的活動，並開始局部罷課。5月6日，北京成立了「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城市為單位的此類學生組織。在之後的兩個星期裡，其他城市也開始舉行學生抗議、群眾大會和成立新的大型學生組織。
與此同時，北京政府內的軍閥和保守官僚希望以五四遊行為藉口，鎮壓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特別是要攻擊作為新文化運動大本營的北京大學。5月14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活動，並宣稱學生無權干涉政府的政策。部分由學生出版的刊物被取締，而且政府準備派遣軍警解散學生組織和強迫罷課學生復課。各地軍閥也大力鎮壓學生運動。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大專學生舉行總罷課。在未來一個月裡，罷課浪潮蔓延到大大小小200個城鎮。到了5月底，政府在廣泛抗議下稍微減輕鎮壓，學生活動亦有所緩和，這令政府誤以為徹底鎮壓學生運動的時機已經到來。
6月3日，900多名學生在街頭演講的學生遭到警察鎮壓，400人被捕。但這反而導致更多的憤怒學生加入街頭演講的隊伍。6月4日，被捕學生已超過1000人，但次日上街演講的學生則增加到5000人。許多學生已經做好了被捕的準備，他們隨身搚帶食物和被褥，準備在監獄裡使用。
運動中心轉移
鎮壓的消息傳到上海，在學生的呼籲下，上海爆發了持續一週的歷史性的罷工和罷市，成為五四運動獲勝的關鍵力量，上海這個中國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也成為了運動的新中心。
上海學生於5月11日效仿北京成立了學生聯合會，而且他們更有意識地擴大運動的範圍。上海學生聯合會設立了勞工部，負責聯絡工人；同時聯合會也派人前往各個商會，請求他們的支持。後來在6月16日，各地學生領袖聚集到上海，成立了中國學生聯合會，負責協調全國的學生運動。
6月5日，上海幾乎全市商人開始罷市，包括租界和郊區。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對五四運動抱有矛盾的態度。一戰時期，西方帝國主義將注意力轉向生產軍備，因此對中國的出口減少，中國本土資產階級得到短暫的喘息機會。但到了一戰結束前夕，帝國主義重新將目光轉回中國，特別是日本大力擴張在華勢力，導致中國資產階級重新面臨外國資本和商品的嚴酷競爭，因此部分中國資產階級希望利用這場反帝國主義運動擴大自己的市場，而且當時廣泛且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對商人造成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開始了罷工行動。率先罷工的是紡織業和印刷業工人，隨後罷工蔓延到金屬和其他行業。罷工人數約為6-10萬，涉及約50間企業。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一次政治性罷工。罷工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杭州、九江、天津以及京奉和京漢鐵路工人，其他許多城市的工人也參加了集會和示威。6月10日，天津總商會發送緊急電報給北京政府稱：天津有數十萬勞動者，現在已經出現不穩的現象，如果政府猶豫不決，不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全部撤職，一旦發生罷工的危險局面，損失會比罷市更加嚴重。
隨著罷工罷市的開始，帝國主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迅速轉變。西方帝國主義對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感到警覺，希望利用五四運動阻擋日本的擴張步伐，因此在運動初期採取觀望態度，有時甚至表示同情。但到了6月6日，租界當局宣布租界內禁止散發傳單、禁止公眾集會、禁止懸掛與運動相關的橫幅，同時武力鎮壓學生組織和工人罷工。
在群眾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北京政府於6月10日先後宣布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撤職。各地的罷工和罷市逐漸停止，但要求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的抗議仍在繼續。直到6月28日簽約日，中國談判代表由於國內以及在法華人的抗議壓力沒有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五四運動才告終。
深刻影響
五四運動儘管是由學生發起的，但是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群眾運動。這突顯出學生能夠發揮催化劑的作用，激發遠更有力的工人階級運動。就算在1919年，中國工人階級儘管相對來說規模還很小，但其力量遠大於其他階級。現在人們（特別是在華語地區）經常會忽視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一些政治力量錯誤地認為學生是變革的主要力量或領導力量。由於五四運動的鼓舞、運動中出現的新的工人組織萌芽，再加上學生更積極地介入工人鬥爭以及運動後不久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運動在1919年之後迅速發展起來。
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迅速出現了許多新的工人組織，包括中共在1921年成立後不久建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即現在中國官方工會的前身）。罷工的數量也在明顯增加。1918年中國有25次罷工，1919年增加到66次。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掀起第一次全國罷工浪潮，罷工數量超過百起，參加人數超過30萬。1923年和1925年又分別爆發了二七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
在1919年後，國民黨做為資產階級反對派政黨，想要終結中國的軍閥割據局面、建立統一的獨立民族國家和穩定的資本主義制度，它也曾積極介入工人鬥爭，建立了一些工人組織，並參與組織了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當時國民黨建立或者支持工人組織的目的不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協助國民黨對抗北京政府或者其他敵對勢力。例如在1922年的罷工浪潮中，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罷工遭到政府鎮壓，工會被取締。但當時國民黨介入和組織工人鬥爭的做法客觀上推動了工人運動的發展。
五四運動時中國工人群眾鬥爭發展水平還很低，使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清楚了解群眾運動的「威脅」，這是商人舉行罷市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但在五四運動之後，隨著中國工人階級鬥爭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愈發恐懼群眾運動。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上海總商會在學生逼迫下才同意罷市，而且後來單獨宣布停止罷市；總商會還幫助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攻擊仍在鬥爭的工人。
五四運動也為中國女性運動注入強大動力。從五四運動開始，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參加社會和政治活動。1920年，長沙一些女性參加了市民遊行，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一年之後，同樣是在湖南，成立了「女界聯合會」，要求平等的財產繼承權、選舉權、受教育權、工作權、以及婚姻自主權。1922年，北京成立的「女權運動同盟會」不僅要求女性權利，而且號召推翻軍閥統治和實現民主。
在群眾運動中，作為受壓迫最深的群體之一的女性（特別是女性工人）經常站在鬥爭的前線。
由於五四運動以及它所開啟的其他群眾鬥爭，原本團結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各派知識分子迅速分化。1920年共產國際派出代表到中國，和陳獨秀、李大釗著手建立早期共產黨組織，也加速了分化的過程。陳獨秀以及較激進的年輕人逐漸更加明確地轉向社會主義，而胡適等資產階級自由派則退到更為保守的立場。儘管自由派知識份子要求民主改革和結束軍閥專制，但是他們反對依靠群眾運動實現這個目標。
中國資產階級無法改變中國群眾深受帝國主義、軍閥、地主以及資本家壓迫的狀況，原本受到很大歡迎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衰退，社會主義思想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今天的意義
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無畏地對抗軍閥專制政權，展現出令人尊敬的勇氣，他們掀起的這一場運動成為了中國工人群眾運動的里程碑。在100年後的今天，北京大學以及其他的左翼學生勇敢地介入佳士工人鬥爭，並因此受到習近平政權的嚴厲鎮壓，至今仍有40多名學生、年輕人、工人被關押，下落不明。
處在內憂外患之中的習近平政府很可能會利用五四紀念日繼續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扭曲五四運動的真實面貌，以圖鞏固正在走向危機的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如五四運動所體現的那樣，學生和年輕人的鬥爭可以成為更廣泛的群眾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導火索，但是要想擊敗獨裁政權，需要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面對去年工人鬥爭的突破性發展，以及今年多個「敏感」的紀念日，習近平政權將採取更猛烈的鎮壓，但這無法撲滅工人和青年的反抗行動。過去一段時間，湖北中學生遊行、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燒毀「女生節」橫幅、河北鋼鐵廠工人因「混合所有制改革」而罷工遊行、程序員反對過勞的網絡抗議等等事件，再次體現出中國青年和工人激進化的趨勢。
馬克思主義者回顧以往的群眾鬥爭歷史，目的是為今天和將來的鬥爭提供經驗教訓。五四運動改變了中國勞動群眾和年輕人的政治意識，成為1920年代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參照點。我們現在生活的時期存在著與當時類似的動盪與變革，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能夠再次成為群眾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