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大企業很樂意繼續進行大規模破壞地球的森林砍伐，
Keishia Taylor 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支部）
儘管人類在醫學、免疫學、病毒學和科技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導致新冠肺炎COVID-19的病毒）仍然在全球範圍內對人類造成破壞。這種新型病毒起源於蝙蝠，但是中國農村的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導致致命的大流行的？這與資本主義又有什麼關係？
儘管新冠肺炎爆發最初是在武漢菜市場的穿山甲身上發現的，但有證據表明，自10月或11月以來，病毒可能一直在社區中悄然傳播。SARS-CoV-2 是一種人畜共患病毒。這意味著它可以直接從蝙蝠身上或通過中間宿主傳播給人類。考慮到2002年的SARS病毒就是由廣東菜市場的果子狸傳播的，可見菜市場仍然具有危險。
亞洲的菜市場交易各種活體的馴養或野生動物，這些動物會被關在彼此堆疊的密集籠子中，並經常在冷藏和排水不良的場所屠宰。極端壓力的生存條件會削弱動物的免疫系統，同時各種物種與身上的病原體同處一室使得變異的病毒很容易從一種動物傳播到另一種動物身上。
這些市場上的動物來自日益工業化的企業，以及小型農場和狩獵。這個利潤高達760億歐元（5,900億人民幣）的行業由於被認為有助於貧困地區人口就業而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
穿山甲、蛇和果子狸之類的野生物種僅被有錢人當作奢侈品、滋補品和地位的象徵來食用，普通勞動者是吃不到的。在微博社群平台上，「＃拒絕野味」等反對野生動植物交易的標籤頻頻出現，也為打破人們對野味產品所謂的藥用價值的迷信。肺炎疫情的爆發和公眾壓力導致中國政府制定了更多管制野生動物交易的法規，但就像2002年SARS疫情後的臨時禁令一樣，這些法令只限制了很小一部分的產業，而且不會持續很長時間。
這些規模較大的野生動植物飼養基地往往位於人類社會的邊緣，侵佔森林和荒野。新病原體的出現往往發生在人類通過大企業和資本主義政府的形式大肆改造地形、破壞森林、發展農業、採礦、修建道路和居住地的地方。
擾動病毒生存環境
這些人類活動破壞了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這也擾動了病毒的生存環境，使病毒需要尋找新的宿主。蝙蝠和老鼠適應性最強，可以在生態系統變化中生存，成為新舊病毒的儲存庫。人類入侵原始森林使得這些野生動物及其攜帶的病原體得以與農場動物、農場工人和其他人類接觸。
這次新冠病毒已經是過去26年中第六種起源於蝙蝠的主要流行病。這些病毒往往經由一系列養殖、馴養或狩獵的動物作為中間宿主，例如馬（1994年，澳大利亞，亨德拉病毒）、駱駝（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作為叢林肉被獵殺的黑猩猩（2014年，埃博拉［港台：伊波拉）病毒），豬（1998年，馬來西亞，尼帕病毒）和果子狸（2002，中國菜市場出現的沙士）。我們本應該從中得到教訓立刻採取行動。
但是相反，農業大企業很樂意繼續進行大規模破壞地球的森林砍伐，並低薪剝削工人，讓他們接觸毒素和疾病，給病毒傳播給人類鋪平道路──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利潤。
資本主義的基因中刻有獲利的本能，這意謂著資本家必須不斷征服或開拓新市場，不斷擴展未知領域，直到把所有資源轉化為商品和利潤。
如果我們要預防未來的流行病，就需要對糧食生產進行徹底重組。我們必須保護自然棲息地，重新把棲息地野生化，從而把危險的病原體留在野外，並結束危險和不衛生的糧食生產和分配方式。我們必須禁止工業化的養殖場，這也將有助於應對氣候變化和病菌耐藥性的問題，顯著降低新的疾病大流行的風險。我們需要公平地轉型到安全的食品生產，並在全世界人口中公平分配，包括安全體面的工作崗位。我們必須結束食品生產中對動物的嘔心和野蠻的虐待。
在全球資本主義下，資本家和政府絕對不會願意採取降低利潤的措施，當然更不會採取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來阻止糧食生產所帶來的更多致命流行病。農業企業必須由勞動者監督下改造為民主的公有企業。
諸如食品等基本必需品的生產，只要掌握在不對的人手上就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後果。這表示這些生產過程都必須由人們進行民主計劃，以保證大多數人的需求可以滿足，而不是放任給無序的「自由市場」。這個目標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但這個目標在利潤掛帥的社會下不可能實現，只有在民有、民享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才有可能。
參考
https://socialistreview.org.uk/455/what-makes-disease-go-viral
http://resolutereader.blogspot.com/2016/07/rob-wallace-big-farms-make-big-fl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