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7日是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的140年誕
Rob Jones（ISA俄羅斯支部）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務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鋯，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殺害在家中。這場刺殺標誌了斯大林和他的同黨對十月革命的領導人、革命家、與老布爾什維克們趕盡殺絕的血腥陰謀，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經離開人世，托洛茨基也繼續令統治階級恐懼。美國國務院甚至不允許他的遺體埋在其領土上。於是托洛斯基的遺體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間，有三十萬人前來哀悼。他們是來自城市貧民窟的赤腳無產階級、是來自耕地上的農民，來自這個仍然對墨西哥革命記憶深刻的國家。當時，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願意對這名來自俄羅斯的流亡革命家發放簽證的國家。
至死忠於他的階級
托洛茨基的生與死既反映了俄國革命的歷史和悲劇，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他直接參加了當時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正是1917年這場革命撼動了整個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間，他都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他與紅軍的成立密不可分，並指揮紅軍打贏了俄羅斯內戰。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間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時的行為。在反動和鎮壓的黑暗歲月裡，許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國革命的傳奇英雄們，如斯米爾諾夫（Smirnov）、斯米爾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謝列布里亞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的歲月裡，他們被迫（至少是在口頭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無法降伏所有人。數以千計的革命者在位於北極圈內的沃庫塔（Vurkuta）監獄營及斯大林的盧比揚卡（Lyubanka）政治警察總部牢房裡犧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他自己遭到謀殺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兩個孩子及他們的四個伴侶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當然，更不用說其它的許多同志和戰友了。
儘管遭受了巨大的個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於工人階級。他不僅拒絕承認斯大林集團的權威和指控，還用理論釐清了斯大林集團的奪權，並提出一個同時與資產階級、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鬥爭的真正的政治綱領。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裡，托洛茨基對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在1940年2月的遺囑中，他寫道：
「在我懂事以來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義者；其中的四十二年裡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鬥。如果我的人生能夠重來，我當然會盡量避免重複各種小錯誤，但是我不會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絕不妥協的無神論者的身份死去。我對人類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比起我年輕時不僅毫無磨滅，甚至更加堅定。」
「娜塔莎剛從院子走到窗邊，把窗戶開得大些，好讓我的房間透氣。我看到牆腳下的鮮綠色的芳草，牆上方的晴朗的藍天，到處都是陽光。生活是美好的。願子孫後代們可以清除一切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與不斷革命論
托洛斯基將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器庫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這些思想與托洛茨基一生中的關鍵時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論著作《不斷革命論》至今仍是最鮮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實，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大意上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概念。他們可能從哪裡聽說過封建制度應該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資本主義會過渡到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負責掀起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負責掀起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動搖了俄國，這次革命是1917年的綵排。托洛茨基第一時間就趕回了俄羅斯。他後來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罷工：
「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反對，不是農民的零星暴亂或知識分子的恐怖主義行動，是工人的罷工，第一次讓沙皇跪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展示了他們不容爭議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年輕的無產階級可以如此強大，那麼更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該要多強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據1905年的經驗指出，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發展。當技術較落後的社會進步時，他們不會重新發明電報，而是購買已經製造好的智能手機。他說，在西方壓力下，沙皇沒那個功夫去按部就班發展工業，而是會直接建造巨型工廠。
但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儘管有「更強大的帝國主義老闆」做靠山，卻往往過於軟弱，無法作為獨立的進步力量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與經典的資產階級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國和1789–1794的法國）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應該去領導民主鬥爭，並且同時，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為自己的社會主義改變而鬥爭。
當時立憲民主黨黨魁自由派帕維爾·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對於這個綱領感到震驚。是他首先將那些支持這種做法的社會民主黨人稱為「托派份子」。
如此一來，托洛茨基已經預測了1917年革命的發展方式。他的主張在今天的拉美、亞洲、非洲以及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仍然絕對有效。但是，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不接受這套方法。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早已成為那些有斯大林主義劣根性的共產黨的標誌。即使在今天，那些有著政權的「共產黨」仍以建設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為主要任務，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無限推遲到未來。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蘇維埃成員在沙皇法院被控組織武裝起義。托洛茨基無視律師的建議，展開了後來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說，他在法庭上捍衛了蘇維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但不久便從那裡逃亡到國外。
1907到1916年：反動與戰爭的年代
所有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5年革命的失敗給這個黨帶來了幾乎是致命的打擊。許多成員離開了並再也沒有回來。接連的失敗導致黨支部的數量下降了十倍，許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臥底所領導。
很多孟什維克提議建立一個「廣泛的合法黨派」，要求解散地下黨部。這些孟什維克支持先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再社會主義。各派之間在黨內掀起了一輪派系鬥爭：布爾什維克、前進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組織、孟什維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猶太崩得等等。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孟什維克使得情況更加惡劣，這一局勢使列寧憂心忡忡。這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試圖組織一個聯盟，以團結各種派系。但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拒絕加入，托洛茨基發現自己跟孟什維克站在一起了。他後來意識到這個嘗試是徒勞的，他解釋是因為他對於妥協的熱衷，以及他那時致命地相信，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各派會重新合併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阿道夫·越飛（Adolf Joffe）在病重自殺前給托洛茨基寫了最後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麼看待列寧和托洛茨基早期的關係：
「我從未懷疑您指出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斷革命論》發表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開始，您在政治立場上一直是對的。我經常告訴您，我親耳聽到列寧承認，在1905年的時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臨死的人是不會撒謊的，所以我現在向你重複一遍……但是您經常會為了尋求同意與妥協而放棄自己的正確立場，您高估了這種妥協的價值。這是錯的。」
1912年8月以後，托洛茨基再也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經拋棄了對這種聯盟的幻想，於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時，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矛盾糾紛爆發了巴爾幹戰爭。托洛茨基以《基輔思想報》的戰爭記者身份前往巴爾幹半島。這次經歷使他對民族問題得到寶貴的了解。他在這裡遇到了羅馬尼亞革命家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後者後來成為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導人和托洛茨基最親密的戰友。
托洛茨基在巴爾幹地區的經歷對他幫助甚大，不僅在俄國內戰期間，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與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權問題上的可恥且錯誤立場進行辯論時。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蘭、西班牙和烏克蘭討論了民族問題。
齊美爾瓦爾德宣言
1914年，黨內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了更嚴重的分歧。很多社民黨決定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中支持自己的國家與本國的資產階級。幾天之內第二國際就分崩離析了。只有少數革命家始終忠於自己的階級。托洛茨基當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齊美爾瓦爾德反戰會議的38名與會代表之一，並負責撰寫了宣言。此後，托洛茨基和列寧緩慢但穩定地靠近起來。在巴黎，托洛茨基發表了一篇帶有強烈反戰情緒的文章《我們的話》。後來有人在法國的俄羅斯士兵手上搜出這篇文章的印刷品時，已經被驅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國特工」並驅逐出境。西班牙人將他押解給葡萄牙當局，而葡萄牙把他塞進駛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斷革命的實踐
1917年俄國再次爆發革命。列寧迅速於4月返國。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離開紐約，卻被關進加拿大的集中營裡，直到五月份才獲釋。但是，一旦回到俄國，他和列寧便成為了緊密的盟友。
當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裡發起鬥爭，反對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傾向時，他知道他可以依賴托洛茨基的最真誠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時聲稱列寧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在返回俄國時發表《四月綱領》，呼籲黨組織停止支持臨時政府，並且呼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立場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時期裡，布爾什維克遭到誹謗，因而不得不轉入地下。當加米涅夫被捕關在彼得保羅要塞監獄中，當暴徒在街頭搜捕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時，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領導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中央委員會。但他公開宣布完全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並於同一天被捕。列寧寫道：「從那天起，就沒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稱得上是布爾什維克了。」
9月，他當選為蘇維埃主席，並且被全黨接納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主要組織者。
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奧多爾．丹（Fyodor Dan）指責該起義是一場陰謀。托洛茨基這樣回應：
「正在發生的是起義，而不是陰謀。群眾起義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們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們公開打造了群眾起義的意願。我們的起義取得了勝利。然而現在他們告訴我們：拒絕勝利，達成協議。要和誰達成協議？你們這些可憐的人，你們已經破產了，你們的戲份已經結束了。滾進歷史的垃圾桶裡吧，從現在開始那就是你們注定的歸宿！」
紅軍：前進，前進！
數百萬人喪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布爾什維克主張俄國退出這場屠殺。但是國際統治階級不同意，試圖讓俄國屈服。新的蘇維埃政府試圖履行其諾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談中抵擋了德國的威脅。但幾天后，協約國便對蘇維埃發動了入侵。因此當時必須成立一支「工農紅軍」，而列寧說服托洛茨基領導這支軍隊，因為這對於革命是生死攸關的。
1918-20年間，年輕的工人共和國被十幾個資本主義列強的軍隊入侵，這段內戰的歷史充滿了人類所能理解的極限的壯舉。這個時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軍事指揮官。不過，是托洛茨基在領導這一空前的軍事行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為了對抗強大的白軍騎兵，托洛茨基組建了紅軍騎兵隊。他的口號「無產階級，上馬！」像野火一樣在群眾中間蔓延開來。
約4萬名前沙皇軍官被招募入紅軍成為中央軍事幹部。為了監督他們，政治委員被委任進部隊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些高級軍事專家會搭配兩名工人進行監督，這兩名工人帶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無論白天黑夜，決不讓那些軍官離開自己的視線。
兩年間，托洛茨基著名的列車馳騁全國各地，為各地前線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隊，並解決各種問題。其中一個驚險的時刻是在彼得格勒。紅軍阻擋不了白衛軍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擊隊。季諾維也夫偏頭痛地躺在沙發上，無能為力。他已經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決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車及時趕到，並領導這座城市的防禦。最後紅軍打敗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臟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對派
在關於托洛茨基這個名字的諸多毀謗中，有一種說法是托洛茨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種則說托洛茨基也是個渴望權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會有什麼不同。甚至有人說托洛茨基會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歷史學家」們一直說托洛茨基是個自滿、渴求權力、虛偽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對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懶惰從不容忍，也從來不會在那些亦敵亦友的人或政敵背後使陰謀詭計。如果他覺得一個人混帳，他就會當面罵他混帳。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侶納塔利婭·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過一次這樣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們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前兩三個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會議。親密的同志和朋友們聚集在我們的家中，等政治局開完會，列夫·戴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達可夫（Pyatakov）回來，好了解發生了什麼。我記得其中一次，我們實在等不耐煩了。會議一直延長。最早回來的是皮達可夫，我們等著聽他會說什麼。他什麼話都沒說，臉色蒼白，耳朵發燙。他情緒很激動。他站起來，給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額頭上的汗水，說：『我就站在最前面。我從未見過那種情況！』然後列夫·戴維多維奇進門了。皮達可夫轉身跟他說：『你為什麼對他（斯大林）說那種話。你的舌頭怎麼了？他永遠不會原諒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孫子！』聽說列夫·戴維多維奇罵斯大林是『黨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維多維奇沒有回應。沒什麼好說的。因為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他都必須講真話。」
做出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嚴重的錯誤是，他們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把他看成一個單獨的個人。彷彿單憑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轉歷史的潮流。
當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萬的布爾什維克阻礙著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許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驅，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爾諾夫的才智，有皮達可夫的組織才能，有薩普羅諾夫的階級直覺。他們全都團結在左翼反對派（1923–27年）的綱領下。這個綱領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連列寧去世前都時常寫信批評斯大林和得勢的官僚階層。列寧於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對派反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政治局多數派的政策，提出了五個要求：
左翼反對派要求提高蘇聯工業化的步伐，將新經濟政策置於計劃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加強工人階級的作用。當時，布哈林只同意一個依靠市場機制的「計劃」，他呼籲農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對派的想法，說修建聶伯河水電大壩就好像農民買留聲機而不是母牛。與此同時，工人的工時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爾什維克曾經進行過少喝烈酒的宣傳）。
左翼反對派要求建立一個民族共和國的聯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個強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為這種方式比較容易統治。
左翼反對派要求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有理有據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進行廣泛的討論和辯論，那建設社會主義就毫無意義。但對於依靠官僚作風、特權和破壞布爾什維克黨得勢的斯大林派來說，這等於要了他們的命。
像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左翼反對派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認為革命已經結束，它已經實現了一切可能。他們的口號變成了「一國社會主義」。
最後，其他國家的革命黨把蘇聯視爲堅強的後盾。左翼反對黨提出了一個進取的「十月」戰略，特別是階級獨立的策略。但是這時候，斯大林已經皈依了孟什維克的「階段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然後再社會主義。或是，首先脫離殖民，然後再社會主義。
但是，斯大林這些想法必須徹底改變黨的方針；而要作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發展。
托洛茨基強烈批評了1925–1927年間斯大林（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針對中國革命提出的自殺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這等於把共產黨在政治上繳械。而後來，國民黨清黨，對共產主義者展開了空前的屠殺。
因此，大家都應該記住，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歧，還有俄國、中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和其他無數革命者的鮮血鴻溝。
在1920年代，內戰和破壞使俄羅斯筋疲力盡，工人階級受到嚴重損失，俄羅斯農業國家的落後地位日益突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也造成影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強盛起來的官僚機構接連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控制權。即使是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沒辦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對派知道自己勝利的機會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蘇聯中央委員會：
「人各有志。你們企圖擴大敵對無產階級的政策。而我們也清楚自己的職責，定必會奮鬥到底。」
如何對抗法西斯主義
斯大林主導的共產國際在德國的政策導致了德國共產黨（KPD）自我孤立於社民黨（SDP）的數百萬工人支持者。克里姆林宮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國情勢，更不用說給勞動人民一個明確的政治領導。德國共產黨錯過了1920年代的革命機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條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爭取德國共產黨採取統一戰線的策略。這種策略是由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因應反法西斯鬥爭中把各種工人群眾黨派團結在一起合作戰鬥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釋說，為了對抗法西斯，不僅有必要與社民黨基層黨員們並肩作戰，而且還必須與社民黨高層提議合作，儘管這些領導人可能會找任何藉口拒絕。托洛斯基在《德國革命和斯大林主義官僚》（1932年）中詳細分析了法西斯主義是什麼，而且應該怎樣對抗它。
但是，德國共產黨拒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而是向社民黨發表了最後通牒。共產黨要求社民黨以接受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一起戰鬥。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沒有吸引到社民黨工人群眾的信任，反而用這種最後通牒要求把他們趕走了。局勢變得更加險峻時，共產國際的戰術也更加「激進」起來。德國共產黨甚至與納粹合作反對社民黨，因為據說「社會法西斯主義比公開法西斯主義更危險」。當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共產黨領導層還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選舉共產黨人贏定了！看到斯大林主義者毫不抵抗就放棄德國，托洛茨基得出的結論是共產國際已經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並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蘇聯是什麼，它會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與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著作。1936年他發表本書，分析甚麼是斯大林主義及怎麼與之鬥爭。托洛茨基在這裡釐清了許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問題。
他說，斯大林主義是對十月革命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驅動力是黨內和蘇聯的一部分官僚階層。這些官僚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於一個階級，革命以後又依附另一個階級。由斯大林派單方面發起的內戰剝奪了工人階級各種組織包括布爾什維克黨的權力。由於革命和內戰後工人階級精疲力盡，農民對年輕工人國家的巨大反動壓力以及德國革命的失敗等等原因，從革命家墮落成的官僚階層與野心家們便設法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間法國大革命的情況類比。他說，始於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類比法國大革命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不是一場典型的反革命運動，而是革命從激進倒退成中間派，再倒退成保守。這樣的政變鞏固了新統治階層的地位。但是，這個「階層」只能依賴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所以這個政權必須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發展和捍衛計劃經濟。
於是，蘇聯維持了一個工人國家的表面形式，但實際上是畸形的。所以說蘇聯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在這裡，本來的統治階級（工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力，而無產階級專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為了奪回政權，無產階級需要對斯大林主義展開一場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以恢復工人民主。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為托洛茨基預測，為了維護其特權，這個政權遲早會需要著手恢復資本主義。
第四國際
在二戰前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需要非凡的勇氣。從1939年創建的時候起，新的國際就必須面對各種強大的敵人：斯大林主義、無牙老虎的社民黨、帝國主義，當然還有法西斯主義。新的國際成立時有大約3千名馬克思主義者參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謀殺後，經歷了戰後經濟繁榮的艱難時期。第四國際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錯誤的政治觀點，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推動力的角色。1989-91年間，蘇聯集團瓦解，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俄國復辟，整個左派和國際工人運動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國際委員會（ISA前身）在此期間始終相信工人階級，捍衛著托洛茨基的遺產，耐心地在各國建立了第一批幹部和組織。現在，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開始，世界正在變得激進。ISA有充分的優勢利用這一機會，並正在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建設新的革命社會主義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