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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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英聯合聲明》簽訂40週年

    關於香港地位的極端資本主義協議揭露雙方虛偽

    今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40週年,通過該協議,中英兩國政府同意將香港移交中國。英國殖民統治者利用這些談判來證明一種必然性:如果北京選擇以武力收復香港,英國就不可能保住香港。從英國資產階級的角度來看,最好利用主權移交談判來強化中國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這一轉變在鄧小平領導下已經開始,同時也為英國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這篇文章於2013 年前首相戴卓爾去世時首次發表,解釋了兩個惡毒的反工人階級政權之間的協議是凌駕於人民達成的,其條款全然符合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利益。2014年以來,習近平政權宣布1984年條約無效。這反映了中國的相對地位要強大得多,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是在英國和全球資本主義貪婪的逐利政策的幫助下取得這一地位的。Dave Hundorf的文章最初發表於2013年4月23日,標題為《戴卓爾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結束》。

    「妥協」

    戴卓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尊崇為女英雄,最近亦被中國官方媒體譽為「偉大」領袖,但她在上世紀80年代與中共談判時,卻表現得相當無助和不諳時勢。這場談判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鋪平了道路。《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論談及香港問題時,稱戴卓爾「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確『妥協』」。

    從歷史上看,這是不正確的,儘管有其「鐵娘子」的形象,戴卓爾實際上在有組織的群眾鬥爭堅決抵抗下,多次作出過重大的退讓(正如所附文章解釋的)。例如在利物浦市,工人運動是由托派組織「戰鬥派」(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前身) 所領導的,當時的群眾鬥爭,包括總罷工行動迫使戴卓爾退讓,並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務的經費增加。

    在英國與鄧小平及中共獨裁的交易中,戴卓爾的妥協實際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國高官從一開始所說的話 – 在1997年的轉折點後,放棄延續英殖統治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官員,包括当时的港督曾經探測過北京水溫,並確切地告訴她,北京在收回香港這一點上是「不能談判」的。

    在福克蘭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後,戴卓爾意氣風發,在1982年9月赴北京會見鄧小平。傅高義在他的《鄧小平改變中國》傳記指出:「戴卓爾後來描述,會面令人苦惱,但是與會的英國官員指證說,戴卓爾匯報時大大誇大了與鄧小平的對峙。她在會後的新聞稿和中國隨之而來的反應,才是對峙感的源頭。」

    因而根據傅高義的消息,「和鄧小平對峙」僅僅只是媒體伎倆,用以掩蓋英國政府的順從。

    在香港的恐慌

    戴卓爾訪京的一星期內,恆生指數下跌了25%,而在一個月內更暴跌了一半。這段時期,從港幣的崩潰中可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並導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注一擲的決定——港幣與美元掛鉤。這就是所謂的「平穩」過渡!

    無論戴卓爾或者其他領導人的意願如何,一旦中國決定收回香港,英國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主義勢力,顯然無法與中國對抗。相比起毛澤東滿足於將香港主權的問題 「留給後代」去解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本身標誌著其焦點有所轉移。在北京走向資本主義,瓦解國有行業、免費教育和醫療、廉價住房等等後,難以繼續濫用「社會主義」的名義維持統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義的措辭,也更需要復興大中國的願景,因此要收復香港。

    「英國首先退縮。」陸恭蕙在其《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說,「畢竟,英國需要考慮中英的長遠關係。」意思是,英國資本主義正準備打開中國的巨大「市場」,他們可不會為了無從把握的香港,而妨礙到這一目標。

    戴卓爾真正關心的,不是香港群眾的困境,也不是他們在中共統治下會否面臨鎮壓(正如英治時期就多次發生鎮壓)。1981年,和中國開始談判的一年前,戴卓爾推動種族歧視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三百萬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數百萬人)的居英權。戴卓爾當時在演講稱,英國被「外來文化所淹沒」。戴卓爾收緊移民法主要目的,是制止香港移交中國後引起的逃亡潮。

    戴卓爾、鄧小平和其各自的統治菁英,不僅不是敵對關係,而且還基於經濟利益而達成了諒解。戴卓爾以「精妙」來形容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戴卓爾主義,也反對鄧小平主義,對於中共現在將戴卓爾的階級鬥爭謀略傳授予他們的官員,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每日電訊報》報道:

    「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最精英的黨校之一——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危機管理』課程已經包羅了戴卓爾的哲學,當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國騷亂。」

    「…李敏教授,在一次學院的課程上說,就危機管理而言,英國這位前首相堪稱楷模。」

    據估計,中國每天發生500件的「群體性事件」,而警察和國內安全的維穩費甚至高過國防支出。因而不難理解中共癡迷於戴卓爾的鎮壓政策,如加強警察,以及在歐洲最不民主的反工會法律。

    政治混亂

    今天,對於英國和戴卓爾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廣泛的誤解。或許其中最極端的表現,是香港青年在被誤導的情況下,於反政府示威中揮舞英殖民旗,並錯誤地視之為抵抗中共獨裁的象徵。事實上,這種政治混亂始於上層,在政治建制中,特別是在泛民主派的領袖人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評論說,戴卓爾「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福祉」,並補充說「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頁」。這種說法實際上非常具有諷刺意味。

    那麼劉慧卿又認為英國哪一次的軍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電訊報》指出,英國前前後後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作家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在《衛報》中寫道:「當前世界上的許多衝突,發生在英國已經拋棄、耗盡和一貧如洗…的前殖民地」。戈特列舉斯里蘭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韋、肯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作為例子,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衝突和不穩定一直持續到今天,奪去不計其數的性命。

    戴卓爾代表著資本主義制度,並特別野蠻殘忍地捍衛它。她在中共體制內贏得眾多崇拜者,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會為此而感到吃驚。社會主義者理解,無論是在東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戰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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