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何以在中國復辟？
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
本文於2015年首次發表於希臘《馬克思主義思想》雜誌。現在是首次以中文發表
2015年3月，中國的花瓶「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在北京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年度會議。全國人大及其「孿生」機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辯論和審議，只是為中共獨裁政權的內部圈子中已經做出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
與往年一樣，很多人都關注中國的財閥金融精英參加這些會議的情況。今年，中國的超級富豪以「立法者」和「協商者」的身份參加會議，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紀錄。這其中包括中國10位最富有的億萬富翁中的5位。正如《日本時報》指出的那樣，他們出席年度會議凸顯了「中國超級富豪的影響力」。
這5人分別是互聯網巨頭騰訊的馬化騰（144億美元，根據《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馬化騰是中國第3大富豪）、飲料巨頭宗慶後（110億美元，排名第6）、手機制造商小米的雷軍（91億美元，排名第8）。上述均為全國人大代表。而全國政協委員中，還有擁有互聯網公司百度的李彥宏（147億美元，排名第二）和太陽能巨頭李河君（130億美元，排名第五）。
如果類似的現象發生在美國，那就意味着億萬富翁比爾·蓋茨、拉里·埃里森、沃爾瑪的沃爾頓家族和沃倫·巴菲特都坐在國會裡。但在老牌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一般更喜歡躲在精心收買和游說的民選「人民代表」後面低調地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擔心落選，這讓他們的美國同行「看起來像個窮光蛋」，彭博社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當時，最有錢的70名人大政協代表的財富總和，是美國政府三個部門（國會、最高法院和奧巴馬政府）所有660名高官財富的10倍以上。
《日本時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資本家和地主受到迫害，直到江澤民領導的90年代企業家才正式被允許加入共產黨」。這概括了過去30年中國發生的轉型規模，發展出一個與國家和中共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的特富資本家階層。
超級富豪的黨
如今，中共本身就是由超級富豪所領導的。根據《彭博新聞社》2012年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族擁有價值3.76億美元的投資。這比整個英國政府的財富多出三倍（雖然英國政府29名高官中有18個身價過百萬美元）。
「人們常常輕描淡寫地解釋說，共產黨只注重權力，好像這是以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某種統一的產品。事實上，更好的描述可能是，該黨現在關注的是利益。」悉尼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凱瑞·布朗說。
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根據北京大學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最上層的1%的家庭擁有總資產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層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擁有1%的財富。《福布斯》報導說，中國213位億萬美元的富翁（僅少於美國的億萬富翁的數量）的財富在過去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長20%[2] 。
同時，住房、醫療、教育費用作為「三座大山」壓在人民身上。沒有免費的學校教育。而醫療費用高昂，是每年醫院發生17000多起傷醫事件的原因之一（襲擊醫生和醫務人員，有些是致命的）。
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不滿情緒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政權最擔心的。然而，它的對策是增加鎮壓資源，加強政治控制，同時進一步放開經濟，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經濟改革的核心）。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以來GDP增長了30倍）和廣泛的、日益復雜的鎮壓（包括200多萬名網警！）是阻止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爆發的主要因素。然而，兩位數的增長率屬於過去，如今的實際增長率大大低於官方GDP數據。日本式的債務危機有可能會出現。
中國每年有超過10萬起「群體性事件」——暴動、罷工和農村抗議，但這些事件都是局部性的，很少出現跨地域的串聯。大多數抗議活動集中在經濟要求或具體的官員濫用職權的案例上，並不直接挑戰中共的統治。這有很多原因，包括害怕鎮壓和覺得政府太強大而無法對抗。
中共禁止任何類型的獨立政治活動，對那些試圖組織串聯的活動人士更會進行嚴厲打擊。這就是2015年五名年輕女權主義者的在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的原因。該案件引發了全世界的抗議。可以說中國完全打破了自由派評論家的理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帶來民主改革，相反，政權的壓制控制更加嚴密，尤其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壓迫到達了新的高度。
鄧小平與資本主義
在毛澤東時代（1949-76年），官僚階層對社會和經濟行使權力，中共政權是其獨裁工具。雖然權力很大，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分析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時所解釋的那樣，這個由官員和國企經理組成的特權集團是一種過渡性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革命廢除了資本主義，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計畫經濟。這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延遲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俄羅斯的孤立。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缺乏穩定的經濟基礎和成為統治階級的持久性，因為他們沒有像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階級那樣基於財產所有權的權力。
毛澤東官僚體系以斯大林的俄國為模式，但在更加落後孤立的條件下，缺乏穩固的社會經濟基礎。這解釋了毛澤東時代的無休止的動蕩。其中最鮮明體現這點的就是 1966-76 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中甚至包含了內戰的因素。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的地位是必要的，但在計畫經濟中，毛澤東/斯大林官僚完全是多餘的、寄生的——按托洛茨基的話，他們是「癌細胞的生長」。
毛澤東政權特別是在最初幾年擁有群眾的支持，因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土地改革、趕走列強、堪稱典範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廉價住房——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能夠實現，完全是因為廢除了資本主義而代之以國有制和計劃經濟。
但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工人階級應該有權選舉每個企業的管理層，並且管理職責應該是輪換制。工人階級通過選舉代表、積極參與、民主討論和實施監督，對整個經濟行使真正的決策權。一群拿着高薪的常設董事和官僚是沒有必要的，是經濟發展的累贅。
70年代末鄧小平的上台，反映出官僚精英已經陷入僵局，但中國群眾的革命能量也瀕臨耗盡了。國有經濟在缺乏工人民主計畫的情況下表現不振，而統治階層在毛澤東末年的動蕩中深受震撼，渴望安全和穩定：保證自己的地位和特權。鄧小平的綱領反映了官僚逐漸不再相信可以通過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的自上而下的官僚計劃經濟來實現願望，所以他們開始在各種資本主義實驗和「改革」的基礎上尋找替代方案。
轉向資本主義並不是來自一個精心設計的總綱領。鄧小平和他在中共領導層的盟友用一種他著名的「摸着石頭過河」的方法，實驗性地朝着資本主義復辟的方向前進。最初的市場改革規模不大，但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開始不斷加劇的階級分化，並開始有了強大的慣性。在中共高層中，一個有意識的親資本主義階層集結了起來，他們對同樣是一黨專政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充滿了羨慕。鄧小平宣稱他的市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僚體系中這一新生資產階級派別日益增長的信心。
中國的歷史性轉轍的世界背景是國際上工人階級運動的一系列挫折，其根源在於缺乏有戰鬥力的社會主義群眾黨派，導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得以暫時鞏固。特別是到了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斯大林政權垮台的時候，這種情況更加明顯。這極大地加速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自由派「自由貿易」的口號掩蓋了世界各地對工人薪資、待遇、工會和公有制的攻擊。因此，中國的轉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並不只是中國的歷史發展。
政治革命：天安門事件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更加堅定了鄧小平和中共領導人沒有回頭路的信念。中國在利用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吸引外資和技術的基礎上申請加入WTO，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逐底競爭」的中心點[3]。
中國的反革命過程延續了幾十年，期間經濟、國家和中共政權的搆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民主運動。中國政權粉碎了這場新生的政治革命。這並不是要重新鞏固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盡管中共聲稱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反對反革命」），相反，這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前所未有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是因為唯一能阻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是得到其他被壓迫層支持的中國工人階級，但新生的工人運動卻是天安門後被重點殘酷鎮壓的對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其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分析中所說，「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過渡綱領》，1938年]
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與其他斯大林主義國家相比，顯然釆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國政權粉碎了剛剛開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極端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多達1000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青年被殺害），但卻因此為自己贏得了更大的「穩定」，以進行根本上的復辟改造。
一些觀察家試圖精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發生的歷史時間點。但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如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興起是一場扼殺革命初期工人民主的政治反革命一樣，我們面對的歷史進程，是強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產物，而不能把革命或反革命看成是單一的事件。
然而，毫無疑問，1989年群眾運動的粉碎代表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很多右翼和左翼政治群體對此都有誤解。即便如此，1989年的事件並沒有誕生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還需要進一步的鞏固和調整，這個過程甚至今天還在變化。
三個代表
2002年江澤民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即所謂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先進生產力」這個名號為資本家打開了黨和國家機關的大門。到2011年，中共黨員中有四分之一是「企業管理者或專業人員」，是分類為「工人」的三倍多。《黨：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一書作者理查德·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將其描述為「黨與私營部門關係的象徵性轉折點」。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作為中共國家的外延發展起來的，這與東亞其他國家「裙帶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方式有某些相似之處。私人部門最強大的資本家非常依賴國家的贊助。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與共產黨有着密切的聯繫或本身擁有中共黨員身份。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并不想挑戰政權或要求激進的政治變革。
身價40億美元的重工業企業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說：「我的財產甚至生命都是屬於黨的。」。他的公司在中共的信貸推動的基建狂潮中分到了肥肉，成為全球最大的建築設備制造商之一。
中國新一代資本家與中共國家的日益融合，是否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帶來了希望？1989年大屠殺後入獄7年的中共前改革派官員鮑彤給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答案：
「相反，這意味着控制一切的中共，是時候承認這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國的富人黨、貴族黨和權貴黨。就是這么簡單，也不應該感到意外。有人預測，隨着紅色資本家的入黨，中共將開始由專制向民主轉變。我相信這種預測會讓人失望，就像與虎謀皮。審視一下這些黨內紅色資本家的所作所為之后，就會明白了。他們是在發揚民主，還是在強化自己的特權？『三個代表』不會開啟一個新的民主時代。那些被絕對權力吸引的紅色資本家也不會成為政治改革的動力。」[《華爾街日報》2002年8月27日]
歷史證實了鮑彤的預測，我們看到中國私人部門的大資本家都明顯缺乏對民主化的熱情。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說，鄧小平1989年鎮壓群眾民主抗議是「正確的決定」[4] 。
科技企業聯想的創始人柳傳志評論說，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將使中國陷入「無望的情景」，因為，「大家都會支持高福利和均分財產」[5]。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為了避免俄羅斯式的個人寡頭在中國各地崛起，黨決定應該由自己控制所有重要而富有的國有企業的寡頭，」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詹姆斯·麥格雷戈（James McGregor）認為。
盡管有官僚主義的扭曲，但毛澤東計畫經濟對執政官僚施加了重重約束。這是因為無論官僚們偷了多少國家財產，都沒辦法把它轉化為私人財產：公司、股票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如今，這些障礙已經消除，中共領導人親自主導了關鍵的產業，使其親戚富裕起來，積累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黨以其自上而下的獨裁指揮結搆，成為精英階層保護其財富和權力的重要機制，並向社會大眾隱瞞了這些財富的全貌。同樣，中共作為一個秘密的、等級森嚴的組織，也方便派系和商業利益集團之間暗中交易。
《金融時報》的賈米勒·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說：「今天，中共可能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會，一張黨證是商人們建立人脈關係、達成高額合同的最佳途徑。」
中國領導人沒有盲目追隨俄羅斯和其他許多前斯大林主義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釆取的親西方的「休克」式資本主義復辟途徑。相反，那些國家後來也在這方面有所收斂，向中國模式靠攏。中國這麼做是為了避免經濟權力過度向各省市傾斜，因為中國各地區的經濟區別很大，某些省份即使獨立計算也是巨大的經濟體。擁有1.05億人口的廣東省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將是世界第16大經濟體。其GDP比印尼、土耳其或荷蘭還大[6]。
中國歷史上，強大中央政權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不同於前蘇聯，而是在毛澤東/斯大林政黨一黨獨裁的框架下進行。中國國家由於資本主義的爆炸性增長，已經蛻變為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統治精英的工具。
這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與老牌工業國的資本主義有很大的區別，不過與東亞其他經濟體有一些相似之處。中共把維持一黨專政視為最重要的，一方面為了發展經濟，一方面為了在一個龐大、複雜、不穩定的社會中保持控制，尤其是為了壓制工人和農民階級。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人想放鬆控制，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想試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這種對「西方影響」和「政治改革」的拒絕，在習近平上台後表現得更為明顯。與此同時，現執政集團重申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承諾。《金融時報》從最近對李克強總理的釆訪中報道說：「他向世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中國將繼續致力於當前的全球金融秩序。」。這種強硬的打壓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必定會引起抵抗。但這種抵抗必定會來自廣大勞動人民和窮人，而不是幾乎不存在的「民主資產階級」。
[1] 自本文撰寫以來的五年時間里，中國富豪榜的排名和財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2019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馬化騰的財富已經上升到360億美元。此處被點名的其他人士均未躋身中國十大富豪之列。中國億萬富豪隊伍的增長極為迅速，已經超過美國的數量。根據中國的《胡潤全球富豪榜2020》，2019年，全球每10名新富豪中，就有近4名是中國人，也就是479名中的182名。根據胡潤的數據，過去五年，北京一直是全球億萬富翁的「首都」。有110位億萬富翁住在北京，領先於紐約的98位。
[2] 自本文撰寫以來，根據2020年福布斯世界億萬富豪榜，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已從2010年的64人增加到389人。注1中引用的胡潤榜單給出的數字更大，中國億萬富豪人數為669人（胡潤，2020年2月26日）。
[3] 「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是指全球資本主義為了尋找最高的報酬率，各地政府互相競逐攻擊商業稅收、工資、工時、工會權利和環境標準的行為。
[4] 馬雲接受《南華早報》釆訪（2013年7月13日）。 馬雲和阿里巴巴對這次釆訪的真實性提出異議，因為該報對他的言論的描述引起了媒體的強烈反響。阿里巴巴於2015年獲得《南華早報》的控制權。
[5] 《經濟觀察報》對劉強東的釆訪（2012年8月17日）。
[6] 到2019年廣東GDP為1.52萬億美元，已超過西班牙的1.4萬億美元。2019年西班牙是世界第13大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