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在新冷戰中就台灣、新疆和「民主價值」問題愈趨強硬
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
就任未到百日的拜登（Joe Biden）一直在延續並加強前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反中國政策。拜登的立場可用他自己的口號「極端競爭」來總結。部分人（包括中共當局的一部分）本預期在特朗普下台後，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將緩和，而這一預想並沒有實現。相反，新冷戰正進一步升級。ISA早在去年11月的美國大選之前就警告過這一點。
具有影響力的中共黨報《環球時報》指出：「特朗普政府以零敲碎打的突破方式大體摧毀了原有的中美關係框架，拜登上台後繼承、整合了前任政府的『破壞成果』，正在將遏華政策體系化、持久化。」
正如我們預計的那樣，拜登領導下的民主黨人正在採取一種更加「意識形態」的方式，以民主、人權等問題為偽裝，實際上進行著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爭奪全球經濟行使最終控制權地位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拜登在3月舉行的第一次總統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21世紀民主與專制政體之間的鬥爭」他模仿了特朗普，稱中國的目標是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那不會在我治下發生」。 （特朗普在2019年也這麼講過）
拜登政府保留了所有特朗普針對中國的關稅，這涵蓋了中國對美出口的66％。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像其前任一樣為關稅辯護說，她並指將「採取一切可能的『積極』行動，應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同樣，就中美冷戰中日益核心的戰場──科技戰，美國政府於2月宣布就供應鏈的彈性進行為期100天的評估，並重點阻止中國取得先進的半導體等技術，這些技術對雙方都至關重要。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考伯垂（James Crabtree）預計，希望美國在科技戰放軟的人會感到失望。他預測說：「拜登可能會推動採取進一步的中國式的產業政策。」目的是「吸引全球芯片供應商轉移到美國，並阻止中國取得最先進的產品。」 （日經亞洲2021年3月10日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出，這是美國對「自己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原則的否定」。
今年4月，華盛頓再採取了又一項旨在阻礙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的舉措，將另外7家中國計算機公司列入黑名單，即所謂的「實體名單」。該名單以與中國軍方的聯繫為由，切斷了他們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這是自特朗普卸任以來首次對黑名單的擴充。特朗普政府已經將60多家中國科技公司列入實體名單，其中最著名的是已受嚴重影響的電信巨頭華為，而現在看不出拜登有調整路線的意思。
同樣，拜登提出的2.25萬億美元基礎建設計劃中也有著明顯的冷戰目的。拜登在4月宣布該計劃時，曾6次提及中國。正如《華爾街日報》Gerald F. Seib在4月5日指出的那樣：「拜登團隊將該計劃視作一個信號，表明美國打算從更強勢的定位出發與中國展開經濟競爭，並希望中國也能如此看待該計劃。該基建計劃再次表明，對美中長期競爭的擔憂正開始影響美國兩黨的各種政策動向。」正如此例表明，中美競爭日益成為雙方用來克服內部反對派、打造支持政府政策的「民族團結」情緒的武器。
然而，在2021年的頭幾個月，中美地緣政治衝突成為了焦點。新疆、香港、台灣和南海有爭議領土的緊張局勢已經升級。在新疆，數百萬主要信奉伊斯蘭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面臨著殘酷鎮壓。美國國務院指責中共政權「種族滅絕」（genocide），並暗示有可能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就台灣問題，一場危險的賭局正在展開，北京和華盛頓都以無休止的軍事演習和日益升級的心理戰來增加賭注。
即使在緬甸，英勇的革命性總罷工運動正在為打倒軍事獨裁政權而戰，如果軍方日益血腥的鎮壓將國家推向全面內戰，那麼冷戰對局勢的危險影響也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俄羅斯、美國和其他大國可以出於自身的地緣政治原因，透過代理人進行干預，而對緬甸人民則只是貓哭老鼠假慈悲。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之間緊張局勢的升級，在現階段的體現並非直接軍事對抗，而是軍事演練、挑釁外交、結盟，以及所謂的「灰色地帶」戰爭。這些給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威脅，並營造了恐將滋長有害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土壤。
阿拉斯加的災難
3月18、19日，拜登政府與中國代表在阿拉斯加首府安克雷奇舉行的第一次高層會談，一開始雙方就針鋒相對。在會議召開的前夕，美國國務院再對24名中港兩地官員進行了制裁，以回應中國對香港實行新的政治制度，使北京對港擁有完全的控制權。與特朗普政府先前的制裁一樣，美國這次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式的，但其時機令阿拉斯加會議的氣氛更為緊張。
根據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的說法，阿拉斯加會議是一場「災難」。他感嘆道：「情況正在由『壞』轉向『更壞』，事情發展本不該至此。」
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分析師夏洛克（Allison Sherlock）持相同的觀點：「任何希望（美中緊張關係）降溫的人，尤其是商界人士，都看到至少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
兩國政府的代表在會議上的唇槍舌劍，為的只是向各自外界觀眾眾展現強硬姿態罷了。這是一次歷史性、但也很弔詭的遭遇，雙方都在設法展示自身威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警告中國方面「賭美國輸從來都不是一個好賭注」，並抨擊中國的行動是「威脅全球穩定」。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嚴厲抨擊美國的人權、「長臂管轄和打壓」記錄，並宣稱「中國的發展壯大是不可阻擋的。」。楊潔篪連續講了16分鐘沒有停頓作翻譯，顯然是為了給中國媒體看，而不是講給美方聽。楊潔篪告訴美國人：「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幾天之內，這些言論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風靡一時。甚至有人把這些話印在T恤衫銷售。
中國的勢頭
楊潔篪發表評論的意義已在中國和美國得以廣泛討論。許多西方觀察家感到震驚。中國此前曾向較小的國家或勢力（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甚至是原先對中國友好的世衛織總幹事譚德塞）發動極端愛國主義的「戰狼」外交，但在現代，中國在阿拉斯加會議之前從未曾向美國代表這樣子說話。即使面對特朗普採取的許多挑釁性措施，中國官方的言論也相對克制。
華盛頓郵報的一個標題是「拜登政府首次領教中國『戰狼外交』」。美國幾位專家得出的結論是，楊潔篪的激烈言詞標誌著中共政權不斷增強的自信心和對其全球力量的意識。前中國外交官高志凱對《金融時報》表示：「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有破竹的勢頭，時局站在自己一邊。」
在中國，官方也是最普遍的解釋是，楊潔篪的言行清楚表達了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具有與美國同等甚至更強的實力。中國媒體對楊潔篪的講話進行了廣泛報導，並將其與1901年衰落的清帝國和八國聯軍之間簽署羞辱中國並迫使中國進行鉅額賠償的《辛丑條約》進行了比較。《人民日報》刊登了1901年的屈辱和阿拉斯加並肩開會的照片，以傳達「中國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國」的信息。
中美統治階級都需要煽動民族主義和外部威脅，轉移群眾視線、設法擺脫各自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和腐爛帶來的社會動蕩。儘管側重於建立反對中國的「民主聯盟」，拜登的「美國回來了」仍是復刻了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對於中共獨裁政權而言，還有一個因素：民族主義和反西方言論跟習近平的終身統治計劃以及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密不可分——習近平計劃執政至2035年，這是令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日益分化的一個議題。
但是，正如阿拉斯加會議所說明的那樣，北京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外交正變得矛盾重重。顯然，中共高層外交官前往阿拉斯加的目的不僅僅是痛批美國。儘管「戰狼」式民族主義和「中國或成最大贏家」情緒是習近平統治的特徵，但在這背後卻有著極大的不安全感。
中國內部存在越來越多的壓力，試圖緩解緊張局勢，或者至少在中美關係周圍設一些「護欄」，以防止衝突進一步失控。「騎虎難下」這一古語正適合描述當今的統治集團。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和強硬的壓制姿態已成為限制中國在外交政策的機動能力和靈活性的因素，也因此增加了中國這一依賴出口的經濟遭受的風險。
惡名昭彰的民族主義《環球時報》刊登的兩篇社論都強調了這一困境。4月9日，其稱「現在已經不是與華盛頓講理的時候了」，而在4月15日，同一頁的社論則認為「要儘量穩定中美關係的框架，哪怕是激烈競爭的框架」。
因此，毫不奇怪，阿拉斯加會談令中國政府傳達了許多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國官員將這次會議描述為「戰略對話」，是指布什和奧巴馬任職期間舉行的年度最高級別會議的框架，但特朗普拒絕了該框架。美方則提出異議。布林肯說這「並非戰略對話」，「目前無意進行會議後的一系列後續工作。」
中國媒體報導說，雙方已同意在阿拉斯加會談期間成立一個氣候變化聯合工作小組。但是在這一點上，美國官員卻表示還沒有達成這樣的協議。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習政權本來對這次會議有更高期望。至少打算拋出一些表面的外交上的小恩小惠，使北京能夠將會議以進展的形式呈現，讓中美關係看起來更加「穩定」。至少在表面上，中共比起美國更希望「休戰」，這表明隨著衝突的繼續，中共在經濟和政治上面臨著真正的壓力。
北京越來越多地採取誇大的戰略手段、誇大實力的傾向、掩蓋自身嚴重的弱點。當然，這種描述既適用於陷入債務危機、建立於社會爆炸性不平等現象的兩個超級大國，也適用於這兩個超級大國所處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各國再也不可能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共存。
令人擔憂的是，西方脫鉤將嚴重打擊中國的經濟，如果「選邊站」的冷戰形勢持，這種脫鉤可能會加速。這畢竟是拜登與美國盟友進行協調（並強迫他們合作）的結盟方法的所有重點。習近平於2020年啟動的「雙循環」戰略，著眼於刺激中國的國內消費作為擴張的關鍵，但它更多是一種宣傳手段，而非現實可行的經濟模式。
以全球標準看，中國的國內消費水平非常低，過去20年來試圖改變這一狀況的嘗試均以失敗告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家庭消費佔GDP的45.5％。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這一數字在2010年降至34.3％，雖後來逐步恢復至39％。比起其他所謂發展中國家，中國這一指標很差——巴西為65％，印度為60％，俄羅斯為50％。
中國較低的消費支出是由於深層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低工資、福利和醫療保障的缺乏，這迫使人們進行儲蓄。這些問題現在由於人口老齡化和人口下降的定時炸彈而變得更加複雜，這意味著勞動力的減少。中國工人階級和窮人的真實處境與中共的「正能量」宣傳天差地別。在官方宣傳中，在習近平的個人英明領導（！）下，極端貧困已經消除，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中國仍然有2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中共政權對於拜登上台後隨即採取進取的冷戰勢態感到不安。
北京方面本期待正當華盛頓則飽受政治與經濟危機、以及疫情的災難性規模的困擾，自己能夠獲得更長時間的喘息。
四邊安全對話
在阿拉斯加會議召開前一週，在3月12日，拜登與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元首一起主持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這一峰會起源於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後，以前純粹是個通訊平台。然而，在新冷戰中，該組織被改為在印太地區抗衡中國的軍事和地緣政治力量。史江濤在《南華早報》上評論說：「中國關於『東方北約』組建的噩夢開始成為現實。」
拜登選在這個時間召開這次「歷史性」四方峰會作為其參與的首個峰會，無疑旨在警告北京。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強調，四國把四方安全對話帶到了新的高度。印度也出現了重大轉變，印度過去對美國和四方關係的態度更加冷淡，但現在更為靠攏美國為首的陣營。
這種轉變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去年中印之間在有爭議的喜馬拉雅山邊界上發生的軍事衝突，這是1967年以來首次有士兵在衝突中死亡。除了維護莫迪和習政權的政治聲望之外，這場發生在印度拉達克地區（由於與中國統治的西藏有著文化和歷史方面的聯繫而被稱作「小西藏」的）的衝突毫無邏輯可言。中國似乎從衝突中獲得了一些軍事上的小勝，但在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與許多其他方面一樣，習近平的強硬「戰狼」作法可能會確保在短期獲得一些宣傳上的勝利，但其代價是引發新的危機，並在長遠損害中國的地位。
美國對印度的軍售額從2019年的620萬美元飆升至2020年的34億美元，莫迪政府簽署了協議，允許美國和澳大利亞軍隊在印度的基地加油補給。以美國為首在推動四邊安全對話的嘗試，甚至亦超出軍事合作的範圍。在3月12日的峰會上，日本和美國同意為印度提供資金，額外生產10億劑新冠疫苗用於供應東南亞。
四邊安全對話的這個「疫苗外交」嘗試，顯然旨在對抗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但是這個計畫幾乎一開始就陷入困境。印度是「世界藥房」，佔全球所有疫苗生產的60％，但由於國內新冠肺炎感染數激增，該國於3月底宣布停止疫苗出口。《環球時報》無法掩飾其對新德里的幸災樂禍：「印度不是專心於控制疫情，而是用機會主義地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挑起爭端。」
拜登決定邀請日本首相菅義偉在4月前往華盛頓，作為其首個與外國元首的面對面會晤，這也釋出了同樣的戰略信息。他們的談話主要圍繞著中國，特別是針對中國在南海、東海的軍事活動。兩國領導人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自1969年以來首次提到了台灣的安全，這在北京眼中是明顯的挑釁。
儘管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但菅義偉仍逐漸轉向更加公開與中國對立的立場，這反映出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變得更加鷹派，並提出了效法美國、與台灣締結國防條約的提議。 拜登和菅義偉還承諾在5G、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基因組學和半導體供應鏈等領域進行合作——顯然都是在針對中國。
美國國家領導人還希望在今年稍後時候舉辦「民主峰會」，這是他推動復興主要由西方「民主」列強組成對抗「專制主義」的統一戰線同盟的一部分。「專制」這個標籤可以很方便地可以套用在中國，而也適用於俄羅斯、伊朗、朝鮮和其他跟美帝國主義有不同立場的政權。
正如馬克思主義者與ISA所解釋的那樣，儘管我們支持與緬甸、泰國和香港等反專制的群眾鬥爭，但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只關心在當今的冷戰局勢下控制經濟，不惜犧牲對方的利益來獲取地緣政治優勢。只要這些利益得到滿足，對於美國、中國和其他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而言，政治體制「民主」與否完全次要。
美國政府向世界3/4的獨裁政權（數量超過中國或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至於誰才是促進威權主義和高壓統治的始作俑者，答案是冷戰兩個陣營中的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正如緬甸明確顯示的那樣，民主權利需要透過工人和青年進行群眾鬥爭來贏得，而不能對任何相互競爭的大國抱有希望。
中歐協定「被凍結」
儘管拜登早些時候取得了明顯的成功，但其結盟戰略將不可避免地遇到嚴重的障礙和挫折。與20世紀的冷戰相比，新冷戰中的兩個陣營都在更加脆弱和動蕩的環境中運作。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衝突形成的年代不同，今天的全球經濟被嚴重而棘手的危機困擾。
中國與歐盟達成的投資協定——即《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的命運，對於人們了解事態如何快速地改變、本可取得的勝利機會卻白白流失等問題很有用處。2020年底，習近平與歐盟領導人，主要是默克爾（德國）和馬克龍（法國）簽署這項協議時，這被中國譽為地緣政治勝利，有可能造成歐洲和將要上任的拜登政府之間的矛盾。
正如我們當時所說的：
「在上一時期，中國看似通過RCEP和中歐協定以及在中國似乎無法阻止的中共權力擴張，在外交和經濟方面贏過美國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但這些可能更多地只有象徵意義、而非實質意義。在下一時期，隨著經濟矛盾和緊張局勢的加劇，這些『勝利』可能很快就會被人們遺忘，並被新的衝突所取代。」（摘自《中美冷戰——還會再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嗎？》 Peter Chan根據2021年1月30日的發言所寫的文章）。
3月下旬，因新疆問題出現制裁升級時，北京首次對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盟實施反制裁（同樣只有象徵意義）以進行報復，這使中歐協定陷入了危機。歐盟加入美國主導的制裁決定尤其激怒了習近平政權，這顯然令他感到驚訝。這是自1989年以來歐洲首次對中國實施制裁。此後，其政客、非政府組織或智庫成為中國投資制裁對象的一些歐洲國家以及歐洲議會（仍須要批准中歐協定）的政治立場都變得強硬。歐盟和習近平的政權都得到一個教訓——民族主義和捍衛「民族榮譽」可能是相互影響的。
《經濟學人》宣稱：「由於中國對幾位歐洲議會議員的制裁，歐洲議會現凍結了對該協定的批准，甚至可能會被永遠冰封。」中共對選舉政治缺乏理解，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中共選擇制裁不同政治光譜政黨的政治人物，而不是採取更多「策略性」手段來控制反彈情緒。
如今，歐洲和中國的資本家和大企業所青睞的協定懸而未決，這再次表明了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地緣經濟學」（帝國主義衝突時代的另一個術語）。中國歐洲商會負責人伍德克（Joerg Wuttke）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為這項協定進行了七年的談判。」、「現在看來還再需七年時間。」
各方的制裁都是非常虛偽、作秀性質的。以《馬格尼茨基法案》為模板，這些制裁在外交上作用微乎其微，針對個人、政府官員或機構制裁並限制其旅行和經濟，所造成的損失僅是象徵性的。香港民主運動部分人士，以及一些流亡維吾爾人團體，誤認為這些制裁是西方政府有所作為的體現。但是，沒有一次制裁改變了中共的鎮壓或者其他政策。相反，這容許政府作出要捍衛「原則」的樣子，同時煽動民族主義。這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而非有助於群眾鬥爭的發展，而群眾鬥爭是贏得平等、民主權利和終結高壓統治的唯一途徑。
在英國，遭受中國制裁的幾位保守黨政客中，伊恩·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是右翼保守黨的前黨領袖，後來他成為中國和香港侵犯人權行為的批評者。史密斯顯然很享受這個突然獲得的英雄地位，他說會將中國的制裁當作「榮譽徽章」。
但他就是同一位卡梅倫（David Cameron）政府擔任部長的史密斯，而卡梅倫政府在2015年宣布中英關係邁入「黃金時代」，並宣稱自己是中國「西方最好的合作夥伴」。因此，同年，英國成為第一個簽署協定、成為習近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創始成員國的西方國家。亞投行是亞洲「一帶一路」倡議的融資機構。這讓奧巴馬政府嚴辭指責卡梅倫政府是在「不斷遷就中國」。
2014年，自由派泛民人士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自香港前去倫敦，尋求對民主改革的支持時，卡梅倫拒絕與他們見面。李柱銘隨後說：「我想可以這樣概括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中國貿易」。當時，香港正處於「雨傘革命」，示威者抗議中共拒絕以一人一票選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現已被制裁的史密斯任職的英國政府當時站在中共一方，告訴香港人北京提出的決議「總比沒有（選舉）好」（外交大臣雨果·斯瓦爾在議會委員會上講話）。
新疆棉
同樣在3月下旬，中國共青團針對瑞典服裝品牌H&M發起網上抵制運動，爆發更多有關新疆棉花的爭議，其中涉及相信存在的強迫勞動。該抵制性動蔓延至Nike、Adidas和Zara等更多外國品牌。
這場針對西方品牌的抵制行動不是民間自發的抗議活動，而是由國家精心策劃的。這場抵制並沒在群眾引起太熱烈的共鳴反應。H&M突然從中國互聯網上消失，其商店從網上地圖（除了在中國被封鎖的Google Maps）和打車應用程序中被去掉，其產品也不再出現在網店巨頭阿里巴巴和京東上。
H&M的聲明稱將不再從新疆採購棉花。該聲明早於去年10月發布，其後一直被無視，直到良好棉花聯盟（BCI）在3月份發表聲明。與歐盟的制裁爭端在幾天後爆發並非巧合，因這旨在向歐洲各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糾正對中國實施制裁的「錯誤行為」。
以往的民族主義抵制運動，例如（在韓國安裝薩德導彈基地後）針對韓國超市連鎖店樂天瑪特，和（在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發推文支持香港運動後）抵制NBA的行動，隨著時間推移已被大家淡忘。但是，在當今日益兩極化的冷戰環境中，政治壓力可能會增加脫鉤過程的分量。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蘇利亞·德瓦（Surya Deva）對《紐約時報》表示：「我不認為情況會逐漸平息，」、「這是一個不同軌跡，一個不同的時代。」
儘管拜登政府迄今仍明確聲明反對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但抵制冬奧的問題未來可能會升溫。不斷變化的全球格局對社會主義者和工運人士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壓力，不能偏聽偏信或盲目支持任意一個交戰的帝國主義陣營。部分左翼在新興的反威權主義鬥爭中就明顯犯上這樣的錯誤，要麼誤以為美國主張「民主」而支持美國，要麼是誤以為中國「反帝」而支持習近平的資本主義獨裁政權。
ISA的任務是要以事實、清晰的分析，去揭露冷戰陣營的雙方。我們解釋說，只有工人階級、而非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才能讓人類走出危機，而這需要工人運動保有其政治獨立性、建設自身組織、以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建立跨國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