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所有人贏得綠色新政和全民醫保的方案
Tony Gong 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
全球經濟危機使得對社會開支有越來越大的需要。美國工人、學生和青年正在為全民醫保、取消學生的債務和綠色新政而奔走呼號。但是，每當有人提出這些建議，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就會問：「誰要為此埋單？」雖然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很虛偽，但社會主義者也應對此誠實回答。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是一種越來越受左翼歡迎的理論。MMT認為社會開支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即「印鈔」）獲取充分的資金，而不必擔心通貨膨脹。MMT的支持者指出，政府在新冠肺炎救濟計劃上的經濟刺激開支達數萬億美元，這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為就業和社會計劃提供充分的資金。特別是左翼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也認為，MMT「絕對」需要「在社會生活中佔更大比例」，而且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兩次總統競選中都讓MMT經濟學家中的代表人物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擔任高級經濟顧問。
但資本主義未曾實現過長期的充分就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所獲得的改善也不是永久的，並且隨時會被統治階級收回。資本家一直利用失業的要脅來壓低工資，他們拒絕社會開支，生怕財富流向勞動人民，並且致力打擊工人為爭取更多權益而奮鬥的信心。那麼，MMT真的能夠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並治愈它所產生的弊端嗎？
不幸的是，MMT對於資本主義的依賴使它步履蹣跚。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帶來重大變革的階級，他們爭取到了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但MMT不打算依靠工人階級。相反地，它認為可以通過技術官僚來與大企業妥協來實現計劃，但這只會將這些改變綱領調低，並削弱群眾運動。作為資產階級的理論，MMT終究還是將社會開支視為幫助美國企業擺脫當前蕭條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為了實現人民更廣泛利益。但是，正如過去10年的量化寬鬆所表明的那樣，印鈔並不意味著資本家會將超發貨幣進行有效投資來「解決」經濟蕭條。而且，只有少數幾個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才可以選擇印鈔。在當前席捲全球的危機中，MMT對於全球尋求解決之道的勞動者來說根本不是一個答案。
現代貨幣理論是什麼？
MMT既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方式的非主流論述，又是一系列政策建議。MMT認為，貨幣不是起源自於物品交換，而是來自國家權力，國家發行貨幣並決定貨幣需求。當國家接受某種東西作為對自己的稅金、債務、罰款的付款方式時，任何東西，無論是黃金還是比特幣，都可以成為貨幣，且，該國的所有主體（例如納稅人）都被法律強制要求使用這種貨幣。於是，這種「東西」就成為了可被接受的通商貨幣。同時，國外的人也將接受這種貨幣，因為他們知道該國會接受它。
MMT經濟學家也借助人類學研究來強化有關貨幣源自國家的理論。這些研究涉及範圍廣泛，從蘇美爾貨幣在稅收中的發展、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傷亡賠償，到英國通過徵稅使非洲殖民地的經濟實現貨幣化都有涉及。
MMT認為，如果貨幣源自國家，那麼政府就可以隨意創造和銷毀貨幣；而這種說法與政府需要通過稅收來籌集政府開支所需資金的觀點相矛盾。MMT認為，政府在開支時就已經有效地創造了貨幣，而徵稅要在幾個月後才能進行。凱爾頓在開創MMT的論文《稅收和債券可以提供政府開支所需要的貨幣嗎？》中提出：「政府想要的不是錢，而是橋樑、軍隊、衛星等。政府通過鼓勵民眾提供產品，以此來換取政府的貨幣。」換句話說，國家使用強制性稅收來賦予新印刷的貨幣價值，然後以這些貨幣換得私人部門的產品。
這種分析思想植根於貨幣國定說（Chartalism）。貨幣國定說是20世紀初期的一種「稅收推動貨幣」的經濟理論，對凱恩斯的理論發展產生了影響，之後又影響了MMT的經濟政治結論。MMT本身誕生於1990年代，是在對沖基金百萬富翁莫斯勒（Warren Mosler）與一群經濟學家在有關後凱恩斯主義的線上討論論壇中誕生的。
MMT的政治計劃、工作保障和通貨膨脹
MMT的擁護者們一般都是左傾的，並熱切致力於綠色新政等計劃。他們正確地將應對氣候變化、終結大規模囚禁和全民醫保的主張與應對大蕭條和二戰的嚴峻挑戰相提並論。
MMT經濟學家將綠色新政與羅斯福新政相對比，認為綠色新政也可提供社會價值和有其反週期性，也就是通過增加投資和開支來抵消經濟下滑的影響。儘管社會開支計劃的成本將是巨大的，但科爾頓認為，資金不是問題，因為「只要國會授權……幾千億美元的貨幣發行，而美聯儲只要保證支票能夠兌現。」MMT認為可以簡單地依靠美聯儲為該計劃印錢，從而迴避了誰要為綠色新政出錢的問題。
為了回應人們對印鈔會帶來通脹的擔憂，MMT以凱恩斯關於充分就業的理論作為基礎。MMT支持者聲稱，只要創造貨幣與生產力提升相匹配，就不會出現通貨膨脹。他們認為，在實現充分就業之前，創造新貨幣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且政府本身應該通過「就業保證」來保證充分就業。這樣，在經濟低迷時期，社會就可以維持消費者開支，同時以最大的產量生產，並減輕失業的社會痛苦。
過去10年的經驗使這種通脹理論似乎變得有據可依。美聯儲通過「量化寬鬆」印出了很多錢，但是美國的通脹率仍然偏低。不過，美國的低通脹率實際上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暴露長期以來的盈利危機。美國資本家拒絕將新產生的錢花在辦公室、工資、廠房等上，而是將其投入到投機性資產中。在過去的20年中，由於生產過剩和流向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下降，某些資產（例如住房和股票）獲得了投機性並膨脹到天價，整個經濟也面臨通縮壓力。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將這種現象描述為「長期停滯」。MMT未能證明他們所宣稱的經濟法則。事實與MMT所描述的不同，過去10年的低通脹是因為美國不單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還面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通縮壓力。
秉承凱恩斯主義的傳統，MMT建議通過諸如就業保證等計劃，用大規模公共開支來彌補私人投資的持續不足。就業保證將為任何想要工作的人提供每小時15美元工資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是，著名的就業保證倡導者切爾涅娃（Pavlina Tcherneva） 在《工作保障：設計，工作和實施》中表示，這些工作將「轉變為私營部門的就業機會」、「不會與私營部門構成競爭」。就業保證旨在使私營部門恢復盈利，因此，為避免競爭，要故意提供比私營部門更差的就業機會。
就業保證的工資將固定為每小時15美元，但不按通貨膨脹進行指數調整。MMT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於防止通貨膨脹是必要的。從事就業保證的工作的話還要放棄其他福利援助；如果私營部門擴大，就業保證計劃也將相應地收縮，以保持資本家作為主要雇主的地位。同時這些工作被設計為低技能、勞動密集且較少資本集中的工作。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工人工資被通脹不斷侵蝕、商業利益優先於工人福利的計劃。就業保證並不是一項提供工作的政府計劃，它更像一種需要工作才能獲得的福利。
作為資產階級理論，MMT經濟學者被迫削弱就業保證的力度。他們認為私人老闆才是經濟的主導力量，所以就業保證計劃不能威脅老闆的權力。資本家可以用馬克思稱之為「產業後備軍」的失業人口來代替目前正在工作的人。所以，失業和可替代性的威脅對工資構成下行壓力，並有助於資本家獲利。而如果MMT消除了失業的威脅，那麼它必須提供另一種削減用工成本的方法，例如削弱就業保證的福利，使其最終不受歡迎，並用通脹來掠奪工人的工資，以此來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在缺乏強大的社會壓力捍衛就業保證計劃並使之得以改善的情況下，財團的遊說團體可以輕鬆地將就業保證扭曲成工作福利方案。
與其為了適應資本主義而削弱工作保障計劃，社會主義者更要改變整個經濟制度，並為所有人爭取良好的工作條件。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可以爭取到社會開支，同時不必屈從於商業利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需要將總是與大企業的需相衝突，經濟學家必須選擇站在哪一邊。不幸的是，在各個議題上，MMT的擁護者們都退縮了，屈服於資本家的利益。
現代貨幣理論是正確的社會開支策略嗎？
MMT首先關注的是拯救資本主義，並以是否有利於企業利益來衡量社會福利。其中心論點是社會開支計劃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印錢而不是稅收——稅收可能削減企業的利潤。爭取社會開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而MMT則試圖通過避免對富人徵稅來安撫資本家。所以，美聯儲真的可以變成一個激進左翼機關、為社會福利計劃印刷數萬億美元嗎？MMT將如何動員將進行這一轉變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視為階級之間的中立仲裁者。國家是統治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工具。雖然這並不意味工人永遠不可能贏得對國家的勝利，但是這種現狀也確實嚴重限制了工人改革制度的能力。如果美聯儲打算從明天開始為社會計劃提供資金，那麼由私人企業控制的國會就會趕在今天重寫美聯儲的章程。他們可以因為金融市場向好而為企業印鈔，卻不一定會為社會開支項目印鈔——市場普遍反對這種開支。而且，如果公司發現在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上進行投資無利可圖，他們就不會生產出必要數量的風力發電機渦輪或藥品，只會把新印的錢裝在口袋裡。
去年的現實證明了這一點。新冠病毒疫情下刺激經濟的資金大部分流入了公司的現金儲備，只有1/5流向工人。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在刺激措施的助力下增加了1萬億美元——而僅在大流行的頭兩個月中，美國工人的收入就損失了1.3萬億美元。在美國，有1/4的家庭失業，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而美聯儲卻史無前例地為公司股東印刷了3.5萬億美元。為了保證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等重大改革的成功，我們不能再坐視大型製造商和製藥公司無功受祿了。在獲得25億美元用於新冠疫苗研究、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助用於製造前幾億劑疫苗之後，美國的大型製藥公司承諾在1月底前交付3億劑疫苗。但是，時至今日，他們也只交付了6800萬劑。儘管疫苗的產量正在增加，但其接種計畫卻是一場災難。我們需要使所有大型公司轉變為工人民主的公有企業，以使競爭和商業秘密不會妨礙合作，使企業能夠生產必要的商品，確定合理的價格。
在爭取社會開支和為工人爭取福利的鬥爭中，我們的敵人不是通脹或貨幣流通的理論，而是資產階級。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工人與資本家分配社會產品的鬥爭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之後，生產的大規模擴張維持了利潤，增加了流向工人階級的社會財富。在戰後的繁榮時期，面對強大的工人運動和蘇聯的威脅，西方資本家暫時默許了大規模社會開支。但是，隨著利潤率下降、資本家轉向新自由主義，社會開支計劃成為削減成本和私有化計劃的眼中釘。資本家通過削減工人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提高剝削率來提高利潤。
憑藉數量上的優勢和在工作場所中的潛在力量，工人階級是可以在不妥協的情況下爭取到社會開支的；而在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內工作的MMT技術官僚則不可能做到。為了建立強大的運動，我們必須動員工人，直面敵人。這意味著向富人徵稅，以支付社會福利，並在大公司建立工人控制下的公有制體系。
不幸的是，許多MMT理論家反對富人稅。MMT的支持者在利維經濟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工作論文《如何花錢實現綠色新政》中指出，他們「不同意（桑德斯的）增加收入目標」，即向雇主和富人徵稅以支付全民醫保。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提議對工資稅的僱員部分徵收4.6％的附加費」，以「通過減少不幸的最低90％的美國人的消費需求來減輕通貨膨脹的恐懼」。儘管MMT誇誇其談、彷彿關注普通百姓處境，但這將使稅收負擔進一步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這樣的稅收不僅會是累退稅，而且還是向右翼遞刀子、進一步破壞社會開支計劃。MMT的創始人理論家蘭德爾·雷（Randall Wray）最近與他人合著了一篇論文《現在是時候消除聯邦企業所得稅了嗎？ 》。他聲稱「公司稅…效率低下，主要由消費者和僱員而不是股東承擔」，並且「主張免除公司利得稅。」這重覆了這一右翼的論述——「公司稅會轉移給消費者和工人，因此我們不應該對公司徵稅。」
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一場艱苦的戰鬥。MMT的技術官僚以官僚主義的手法將稅收從富人轉移到工人階級，這將使工人和進步人士在其工作場所和街頭為社會開支而戰鬥。克服這種反動傾向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對富人徵稅的群眾運動，並將大企業轉變為民主管理的公有制企業。
現代貨幣理論VS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MMT的致命缺陷可以歸結為對貨幣、價值和資本主義危機根源的根本誤解。從歷史上看，貨幣的起源與一系列社會條件相關，而貨幣的普遍採用則是由繼起的社會條件引起的。國家可以發行貨幣以量化稅收，但其最終所尋求的是實際價值而不是金錢。例如，封建領主很樂意以徭役代替金錢或農作物作為賦稅。然而，由於貿易和商品生產開始變得廣泛，人們越來越普遍地使用貨幣。經濟體使用貨幣的多少取決於商品的生產、交易，以及量化和積累財富的需要。在資本主義（馬克思將其描述為「一般商品生產」）下，不是貨幣，而是商品流通和資本流動驅動了貨幣需求。
根據馬克思主義，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使市場正常運轉，貨幣流通需要反映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國家無法任意確定貨幣量而不造成經濟中斷。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貨幣過多供應就會導致通貨膨脹。MMT缺乏價值理論的支撐，難以解釋價格走勢。它假設國家可以通過操縱經濟中的貨幣量來設定價格、控制通貨膨脹。但是，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與對貨幣價值的控制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終決定生產什麼、有多少、並決定貨幣價值的，是市場而不是國家。
從此意義上講，MMT並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客觀存在的潛在危機：資本過度積累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以及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可以從美國生產率增長下降中看出。從1991年到2007年，美國工人的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2.2％。但從2010年至2017年，儘管美國大量使用量化寬鬆政策，生產率增長仍下降了0.9％。在所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投資幾乎無法提高人均產出，實際利率或低或負。資本家拒絕投資使用新印刷的貨幣，因為它們無法讓資本家獲利。過去10年，資本密集度的增長（大致反映資本消耗與生產中消耗的勞動力的比率）在美國幾乎為零，甚至為負。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國就已經播下了當前經濟危機的種子。
如果前期的量化寬鬆政策被證明不能解決投資獲利的不足，那麼美聯儲也不會按照MMT的建議印出更多的錢。利潤率下降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共同導致了1970年代的「滯脹」——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通脹率卻在飆升。這導致統治階級拋棄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通過減少分給工人階級的財富、急劇削減社會福利，來恢復利潤率。MMT是凱恩斯主義的回歸，但配備了工作保證，以便就業可以吸收新印製的貨幣。
但是，政府制止了大規模的就業保障。在MMT的綠色新政願景中，如《如何負擔綠色新政》中，「就業保障計劃的工人將僅在綠色新政項目中」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不需要昂貴的資本投資或材料」「不得用作技術工人」。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務將構成「國家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但仍將由「私人承包者承擔，而由國家支付」，並由印鈔提供資金。
工人迫切需要更高工資和更多社會開支，但是沖淡過的MMT計劃只提供了低薪工作，而瘋狂印鈔有可能使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加深。在已經充斥著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印鈔將加劇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在民主控制下的理性計劃經濟才能將生產重定向到基於100％可再生能源，全民醫療保健和所有人的良好工作的方向上。
沒有價值理論的MMT還低估了債務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國家債務不止是一個數目；它是資本家從其他階級轉移財富的工具。資本家不僅是國家開支的主要受益者，而且還是國家的債權人，他們向政府的貸款，而政府通過對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徵稅來償還利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稱「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但是過多的國債也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負擔。本可以投資於企業的銀行資產卻被捆綁在非生產性的政府債券中，在當前的經濟不確定性和低利潤率氣氛中，這種債券變得特別有吸引力。隨著實際利率降至零或負數，新的國家債務不再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通過創造貨幣來解決國債問題，通過量化寬鬆已經在有限的範圍內發生，這導致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價格飛漲。對於資本家來說，這意味著資本成本上升：商業房地產更昂貴了，購買初創公司股票的成本更高。這進一步降低了盈利能力，阻礙了投資。印鈔只改變了債務問題，並沒有消除債務問題。
此外，國家債務並不是唯一需要關注的債務。去年，殭屍企業的利潤翻了一倍，達到2萬億美元。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來償還債務的利息，並且需要藉更多的資金來避免破產。美聯儲刺激了債務的爆炸式增長，他們印鈔票以購買企業債券。如今，有太多投機性資金競相購買垃圾債券，以致其收益率下降，而企業則會繼續發行更多的垃圾債券。企業債務泡沫是一個火藥桶，如果利率上升，它就會引爆金融危機。沒有歷史經驗可以證明利率會無限期地保持在低位。如果利率上升並威脅到殭屍企業的數量，政府才可能會選擇借助MMT的手段來為大企業紓困，試圖防止企業債務泡沫爆炸。
同時，家庭債務並沒有寬免。縱然聯邦政府已經通過了對學貸和抵押貸款的寬容期，並暫時禁止驅趕租客，但在寬容期結束後，工人仍必須償還巨額款項。 2008年之後的空轉和當前的危機使普通百姓對債務的承受能力達到極限。目前有將近90％背負學貸的人在疫情期間無法償還貸款，所以一旦強制要求償還，大部分勞動者將面臨違約。但是，除非受群眾運動所迫，美聯儲將不會像拯救殭屍企業那樣拯救我們。如果沒有這樣的運動，資本家和國家將派遣收債員、律師和警察來割下他們認為的、我們欠他們的一磅肉。債務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於統治階級永遠不會允許技術官僚的印鈔解決方案剝奪如此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來消除過多的個人債務負擔，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擺脫債務負擔。
現代貨幣理論的推行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力量
MMT的許多經濟建議都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特殊地位。MMT的政策要求「貨幣主權」——即對貨幣發行，稅收，債務發行和匯率浮動的完全控制。美國滿足了這一系列的標準，但大部分國家沒有。歐元區國家對歐元的發行沒有完全控制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浮動匯率，因為帝國主義直接導致其以旅遊業或出口商品為經濟主導，迫使它們的貨幣與美元掛鉤。新殖民主義國家越過這些限制、行使貨幣主權的嘗試常常引發貨幣危機，例如，黎巴嫩中央銀行印製里拉來支付因腐敗和帝國主義掠奪而產生的政府債務，於是惡性通貨膨脹隨之而來。顯然，MMT僅在真正富裕的國家中有機會起作用。
作為帝國主義強權，美元還享有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特權。這意味著，即使兩個國家都沒有在國內使用美元，它們也會用美元進行大部分貿易。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0％以上。全球範圍內對美元的接受使MMT認為美國可以任意印刷美元。但印鈔的後果可以轉移到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不得不跟隨美聯儲印鈔，跟隨美國遭受通脹的打擊。
大規模的印鈔計劃會導致貨幣貶值，它將考驗美元的儲備狀況與美帝國主義的實力。在全球危機之下，其他國家的資本家將不會坐視美國出口通貨膨脹，坐視美國以貶值的美元購買正價的商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會對美元貶值進行報復。而對於新殖民地世界而言，在冠狀病毒危機之外，美元驅動的通貨膨脹可能引發經濟災難，並引發民眾反帝國主義的運動。
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帝國主義來說，這是一個將美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拉進中國勢力範圍的機會。我們甚至可能會看到左右翼民族主義者都採用MMT，力圖通過國內貨幣自治來對抗美國霸權。由於全球貿易與美元掛鉤，因此創造大量美元實際上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等同於把美國的危機轉移到別國。這無疑會加速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進一步使各國經濟脫鉤，並加深經濟危機。推翻資本主義是新殖民主義國家結束帝國主義統治，並使發達經濟體擺脫相互破壞性經濟競爭的重要一步。
工人如何爭取社會開支？
當今的社會開支計劃以羅斯福新政為榜樣。但是，羅斯福新政的關鍵開支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大規模工人階級運動爭取來的。在1930年代，數次罷工浪潮席捲美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在產業工會聯合會下成立工會。社會主義者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領導了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罷工，與警察、民兵、國民警衛隊以及敵對的勞工官僚機構相鬥爭，並建立了堅實的工會基礎。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階級鬥爭策略。
新冠危機和經濟蕭條進一步加劇了極端的不平等。 「誰來為社會開支買單？」的答案必須是「富人」。社會主義道路在西雅圖的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領導下贏得了向亞馬遜徵稅的運動。現在，全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需要從右翼的進攻下保衛她的成就。如果一個市議員就能夠做到這一點，請想像桑德斯或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是否能呼籲向富人徵稅的群眾運動，為全民醫療保險和綠色新政籌集資金。這種戰鬥運動與建立不受民主黨干預的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密切相關，可以將這些社會計劃的廣泛普及轉化為現實。
大筆開支不再是MMT經濟學家獨有的。拜登總統正在計劃實施一項重大刺激計劃，提供每週4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和140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同時不開徵任何新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已經轉向左翼或實施了永久社會開支。雖然拜登的刺激計劃與他在初選和大選期間的保守立場完全相反，但當前危機的深度迫使他和統治階級為了支撐經濟而為普通百姓花錢。
如果這項提案獲得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開支固然可以在政客、MMT的擁護者和技術專家的遊說下創造出廣泛社會福利的幻象。但是，持久的社會變革只能通過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來贏得。MMT宣稱自己是跨越社運的捷徑，是社會變革的靈丹妙藥。雖然社會主義者應該盡量對這種思想保持友好，盡可能理解MMT的吸引力，但是我們也要堅決指出其作為資產階級理論的弱點。這種理論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而只有社會主義下的社會變革才能保證所有人的高標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