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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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

    這是香港史上規模最大的抗爭運動,有高達四分之一人口上街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2019年6月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中也發生了香港90年以來首次的政治罷工。而當局的鎮壓也極其嚴酷,七分之一的群眾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超過一萬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發憤怒,而運動也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而,運動未能贏得任何民主權利或讓步。時至今日,林鄭月娥政府依舊把控大權。隨著國安法的通過,香港進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時局。反對派領袖正面臨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動被全面禁止。現在媒體上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全部都變成了中共與資本家的喉舌。許多政黨與團體將不復存在,或被迫轉入地下。

    運動缺乏政治性

    本次鬥爭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綱領。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單純是要捍衛香港這座城市,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這一推翻獨裁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群眾意識的起點是:中共應信守「一國兩制」——允許香港實行自治。自治意味著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座允許部份民主權利的城市:在選舉中投票、發動示威、成立政黨以及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然而,中國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以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產生的高壓都決定了中共不會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它必要狠毒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以彰顯其權威,並煽動民族主義以抵制「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運動中政治不被重視,致使人們從未討論過這些複雜的問題;沒有群眾集會或委員會來提出、號召人們就重大決定進行表決。人們相信只要在街頭上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政府就會被迫讓步,但在當下的情形這是不可能的。在抗議者與警察戰爭般的對抗下,青年抗議者們的重心放在了行動上——如何與警察對峙以及阻斷交通。抗議運動中的討論集中於戰術與裝備,例如哪些裝備(如防毒面具與頭盔)應對催淚彈最有效、封鎖哪條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癱瘓城市。

    如此意識使得在青年間引發基本政治思想的討論極其困難。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中十分活躍,沒有其他左翼團體能夠有組織地參與在運動當中(即便有也僅以個人身份參與)。青年們側重於行動,意味絕大多數來到我們旗幟下或街站的抗爭者都願意捐款給我們,但往往會隨即迅速離開。倘若我們試圖輓留他們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回覆是:「這些我全都知道」。

    無論青年示威者有多麼的勇武——他們的勇氣的確動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間完全陷入癱瘓,然而卻沒有政治綱領將運動傳播到中國以推翻獨裁政權,也無工人階級行動,例如組織、罷工、群眾集會來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時間並重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中國群眾

    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綱領是與中國大陸的群眾聯合在共同的鬥爭中。香港的運動必須擴大其訴求,以吸引中國大陸的群眾支持。運動主要的五大訴求只是有關於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這些訴求確實重要,我們也支持它們。但這些並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獨裁政權,而是局限於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會主義認為訴求應當包括終結獨裁統治、反對審查、爭取女性權益、八小時工作制、工會權利(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等。

    運動還應該要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因為所有香港和中國的大資本家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共擁躉。這就是為什麼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行動是運動升級的關鍵。運動必須提出經濟訴求以動員工人階級,包括可負擔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經濟。團結的意識極其強烈,在抗議運動中的主要口號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傘運動的糟糕經驗便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本土派組織)捲入了宗派主義內訌,消耗了大量精力並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運動試圖避免分裂,要求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卻採用了錯誤的策略:阻撓辯論。在「拒絕分裂」的號召下,他們有意地壓抑政治討論;任何的批評聲音往往會遭到敵視。

    反政黨、反政客情緒

    隨著鬥爭的發展,自由派泛民強調他們堅持和平抗爭;青年主張對抗警察;然而廣泛流傳的思想是「兩種手段都合情合理的」、雙方不應互相指摘。這意味著運動事實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體決策和對建設和前進的最佳手段的評估。但無論是「和平方法」還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確的,因為兩者都沒有在政治上聯繫到前進方向和明確的方案。

    在運動起始之時,反政黨情緒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人們對自由派泛民派有著強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棄義,與中共獨裁統治達成了腐敗的妥協。除非面臨群眾革命暴動、其在中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否則中共獨裁政權絕不會在民主權利上讓步。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香港的民主鬥爭是由泛民領導的,其將運動限制在一次性的示威運動。青年們認為泛民過於軟弱,有必要採取更加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手段。青年們希望阻止泛民解散運動,因為他們曾經在許多運動中這樣做。

    黃之鋒是著名的前學生運動份子,也是親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在許多西方媒體中,他被描繪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英雄。然而事實是在2019年鬥爭爆發的第一天,他企圖介入其中試圖解散抗議,卻招致了青年抗議者的噓聲。

    作為反對勢力的泛民領導層從不希望群眾運動變得過於激進以致「失控」。他們只希望群眾運動作為後台支持,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他們是由律師、學者和小商人組成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香港所有的大資本家都支持中共並反對民主「改革」。泛民的觀念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並反對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他們(曾)痴心妄想中共會允許香港改革成資產階級民主制。

    2019年強烈的反政黨情緒使得泛民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他們沒法像他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所做的那樣,篡奪領導權並驅散運動。反政黨情緒以如此方式發揮著進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發性釋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黨情緒很快就成為建設運動的絆腳石。青年們抗拒各式的組織框架,只願意通過秘密的Telegram群組進行合作、組織。社交媒體看上去是完美的聯絡平台,極其便利且覆蓋範圍相當之廣。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無法正式、認真地討論觀點,也不能對觀點發起民主投票。成千上萬的觀點被提出,但都圍繞著「行動」,而非解決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對抗中共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另一種群眾運動。

    運動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立新的政治團體。運動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討論達成,而是由即興發揮與情緒化決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號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報仇」。鑑於警察暴行的程度,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贏得中國群眾的支持,所需的運動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號上。

    民主決策

    沒有民主的平台供人們討論戰略與計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線平台上秘密地、無組織地討論。香港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是為了提高運動的層次,以讓示威者們了解到對組織的需要。這不是有關討論不同的組織模式,例如「橫向組織」之類的,而是有關更為基礎的部分,有關對組織的需求以及對無組織的反對。我們在許多傳單中就解釋了對「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需求,憑此建設運動的民主框架。這些委員會應協同合作以形成更廣泛的區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幾乎沒有真正的工會,而有支持資本家和中共的工聯會,過去曾經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還投票支持廢除集體談判權。另外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受美國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聯會,它是以NGO的方式組織起來,受薪的全職人員控制著工會,並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員框架或工作場所分支機構。

    儘管香港90年來首次爆發政治性罷工已經是重大的進步,但是這是一次毫無組織的自發罷工。工人們利用節假日,以個人的身份而非工會成員的身份參與抗議。這表明了香港職工盟領導層的負面作用,他們既無力,又拒絕組織真正的罷工。當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協,他們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罷工。隨後在8月,當職工盟的領導層受到來自群眾運動的高壓,被要求組織一場罷工時,他們讓工人們去找各自的老闆討要一日假期的准許,方可參加示威。罷工缺少集體組織的領導,缺少罷工委員會,缺少組織新工會分會的運動以為罷工做準備。香港職工盟的領導們試圖安撫資本家,向他們保證這次政治罷工只會反抗政府,而對於老闆們和「香港」頗有裨益。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針不僅是向資本家卑躬屈膝,還低估了工人們的力量,妄想調和雙方。

    挫敗

    雖然缺乏真正工會的領導,但是8月5日仍有超過30萬工人自發地參加了罷工。特別是航空業的罷工足以震懾老闆們。然而,工人階級仍未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作為打倒獨裁統治,引領鬥爭的主要勢力。相反,他們仍只將自己視為青年們的援軍。與此同時,出於挫敗運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群眾示威被禁止;警察越來越老謀深算,也越來越暴力;青年們越來越傾向於更無政府主義且更具對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線」青年利用大量群眾作為掩護,越來越頻繁地採取打砸破破壞及暴動之類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現了一波成立新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此時運動已經過了巔峰期,到了開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階段。社會主義者們積極地介入了建設工會的進程。2020年1月,新的醫護工會發動罷工,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數新工會的領導權掌握在管理層,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被右翼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所主導。這些工會的規模基本上都很小,少於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會,而更像是行會(guilds)。它們在疫情期間普遍沒有開展活動,而自國安法通過以後就不再嘗試動員工人了。這些新組織的活躍分子並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運作,集中為勞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優惠。在目前的嚴酷鎮壓下,新的公務員工會已被解散。政治罷工也將被取締。

    運動的特點

    一如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和美國爆發的運動,香港的運動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致使青年高度的激進化。我們理解在史太林主義國家的垮台後,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性失敗仍對今天的工人階級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坐等革命社會主義意識百分百成熟。在成為少數派後,於2019年從組織中分裂出去的工國委宗派主義領導層就期望這會突然到來,隨後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自動實現「大躍進」。這令他們不願深入了解今天發生的運動,並與現實脫節。

    過往兩年的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十年前的運動——憑著革命的精神在戰鬥,香港和緬甸的青年時刻為著變革作出犧牲。另外,總體上運動的持續時間要長很多(對比之前的幾週,現在是持續幾個月),馬克思主義組織若要介入其中,則可能要花費大量的體力和政治精力。當然,我們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同時,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在鬥爭中發揮著更加重要作用,令群眾意識更加的錯綜複雜。光有一個大體上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十分審慎地考察那些在運動中往往是混亂且矛盾的想法與討論,以便有效地介入到運動之中。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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