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幽靈威脅引爆新一波危機
Eric Byl 國際執行委員會
（注：本文首次刊登於2021年8月）
關於所謂的「後疫情」經濟反彈，我們有很多質疑。這些數字看起來很漂亮，但背後存在諸多方面的警號。貧富差距創下新高，加劇現有的社會緊張局勢，並不斷製造新的緊張局勢。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正在引發進一步的社會爆炸。資本主義十分緩慢、不均衡、低效的疫苗推廣，為更具傳染性和疫苗抗性的病毒產生和傳播提供了溫床。通貨膨脹的壓力可能迫使各中央銀行收緊貨幣政策，導致經濟再次陷入衰退。此外，還有許多在新冠疫情前已經存在並變得更棘手、更緊迫的挑戰：生態危機、新冷戰、債務積累、生產能力投資不足等。
也難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警告稱，上述風險可能會讓其下調「全球基線」預測（2021年全球增長率為 6%，2022年為4.9%）。IMF呼籲中央銀行不要收緊貨幣政策，除非持續的通貨膨脹迫使他們這樣做，這也表明他們對全球經濟也缺乏信心。
增長數字看上去很好，但我們必須結合時代背景來看待。增長是發生在2020年世界經濟衰退3.2%之後，那是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衰退。這個增長同時也受到資本主義經濟政策歷史性轉變的推動，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的貨幣（印鈔）和財政（增加預算開支）干預佔GDP的平均比例為16%（如果包括貸款、股權和擔保，則為27%）。「新興」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相應的數字分別為GDP的4—6.5%和1.5—2%。根據IMF的數據，截至2021年7月上旬，全球各國政府用於抗擊新冠疫情的資金已不少於16.5萬億美元。考慮到這一點，IMF的增長數據實際上是令人失望的。
資本家和他們的政治代表很清楚，為了避免他們的制度內爆而產生社會動蕩，就需要徹底改變相應的經濟政策。在1929年大蕭條期間，他們用了4年時間才從自由市場政策轉向更多的國家干預政策，即「羅斯福新政」。在那4年間，美國GDP倒退了25%，失業率飆升至25%，數十萬人無家可歸，被稱為「胡佛村」（以時任美國總統胡佛命名）的棚戶區隨處可見。
在胡佛的任期內，美國公共債務從1929年佔GDP的16%上升到了1933年的40%。按照今天的標準，這些數字可能看起來很正常，但當時美國聯邦政府的年收入僅佔GDP的4%，而這一數字在今天則約為30%。聯邦債務與聯邦年收入的比值呈指數增長。羅斯福新政開始後的第二年，美國經濟反彈10.8%，並在經濟蕭條捲土重來之前連續3年保持可比增速。新政贏得了時間，但所有背後的根本問題仍未得到解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大規模破壞和美國的產能輸出，以及戰爭結果改變了一切。
似乎看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GDP將比預期更早地回到危機前的水平——去年中國就實現了，而美國在今年第一季度也會如此。歐元區GDP仍比危機前水平低3%，但其增長現已首次超過中國和美國。歐元區可能會在今年年底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法國預計增長6%，意大利增長5%，羅馬尼亞增長7.4%，德國受中間材料短缺的影響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大，增長率預計為3.6%。IMF的研究表明，到2022年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增長將能彌補所有因新冠疫情相關的損失。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新的新冠變種病毒得到控制。我們已經看到由於「Delta」變種病毒，摩根大通下調對中國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預測從5.8%至2.3%，美國股市因而受到衝擊。
加深全球的不平等的斷層線
在「新興」經濟體中，恢復到疫前水平需要更長的時間，在低收入國家更是如此。IMF警告「疫苗斷層線」會將全球經濟復蘇一分為二，並且與疫情前的預測相比，預計 2020-21年將有近8000萬人會陷入極端貧困。IMF稱，低收入國家至少需要額外支出2000億美元來抗擊疫情，另外還需要2500億美元才能恢復到疫情前的經濟增長路線。
雖然發達經濟體40%的人口已接種了新冠疫苗，但「新興」經濟體還不到20%，而在低收入國家這一數字僅為2%。與新興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相比，發達經濟體的大規模財政干預也進一步擴大了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對這一現實狀況的擔憂導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所謂的「特別提款權」創造了6500億美元的新貨幣。然而，這些新貨幣超過50%將流向發達經濟體，42%流向新興經濟體，僅有3.2%流向低收入國家。不過，這將使阿根廷、巴基斯坦、厄瓜多爾和土耳其持有的貨幣儲備至少增加10%。儘管講得好聽，但該政策毫不掩飾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使私人和公共投資/投機者免於因更多的主權公共債務違約而遭受損失，來加強金融穩定。
通貨膨脹的威脅
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復蘇已將油價推高，比2020年的低基礎高出70%，非石油商品價格上漲近30%，尤其是出現短缺的金屬和食品。正如我們在突尼西亞、南非和古巴所看到的那樣，這情況本身就是社會動蕩的根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當下。貨幣貶值也使得商品進口價格提高，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一些「新興」國家，包括巴西、匈牙利、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已經開始被迫收緊貨幣政策以應對價格上漲的壓力。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復蘇的代價是公共債務平均增加20%，預算赤字增加三倍以上，以及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加上拜登的兩項主要支出計劃，這引發了人們擔心經濟是否會「過熱」和通脹失控。在美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繼5月上漲5%後，6月上漲了5.4%。6月份生產者價格指數則上漲7.3%，創13年新高。隨著經濟的開放，貸款需求激增，而許多公司缺乏可以滿足需求的供應。美國的暫緩支付租金、暫緩償還抵押貸款的政策終止，以及德國降低增值稅結束，進一步加劇了這些通脹壓力。物價上漲同時也讓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現階段，IMF、中央銀行和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現時通脹飆升只是一種暫時現象，2022年將會回落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根據他們的估算，儘管某些行業面臨短缺和招聘困難，勞動力市場會依然嚴重疲弱。他們認為通脹趨勢是基於暫時性的因素，而產業自動化等其他結構性的因素則降低了價格的敏感度。
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通脹理論
換句話說，主流經濟學家拋棄了片面的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概念）基本論點，即貨幣供應推動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當貨幣供應增長快於生產時就會出現通貨膨脹。事實上，2020年全球貨幣供應量增長了25%以上，但其中大部分已被囤積或用於投機。因此，貨幣供應量的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被貨幣流通量（速度）的下降所抵消，故而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並沒有反映當時新造的巨量貨幣。
另一套主流通脹理論是凱恩斯主義的「成本推動」理論。該理論主張通貨膨脹是由工資所帶動的，這是低失業率和相對求過於供的勞動力而導致工資上漲的結果，反過來又迫使價格上漲，即所謂的工資與價格的螺旋循環。凱恩斯主義者經常提到「菲利浦曲線」，並指出高失業率導致商品價格下跌，而低失業率導致通貨膨脹。然而，在1970年代，與菲利浦曲線相反，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同時上升，這被稱為「停滯性通脹」。2008/9年經濟衰退後，主要經濟體的失業率跌至歷史低位，而工資漲幅和物價通脹率均保持在低位。
馬克思主義、價值與通脹
馬克思從未提出過全面的通脹理論。他認為，貨幣代表「交換價值」，即生產商品和服務所需的勞動量。貨幣供應並非推動價格上漲，而歸根究底是反過來的。這並不是否認供求關係、卡特爾（壟斷利益集團）的形成、階級鬥爭等對商品定價的干擾，但決定價格的根本因素是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加工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平均值。其他因素可以將價格推低於或高於實際（交換）價值，但總是暫時的。
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中，馬克思也反對了通貨膨脹是工資上漲原因的觀點。
「提高工資的鬥爭只不過是在先前的各種變化之後發生的，是生產的規模、勞動的生產力、勞動的價值、貨幣的價值、被榨取的勞動長度或強度、市場價格的波動──它的波動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變動，與工業週期的各個階段相適應──這些先前的變化的必然結果，總而言之，是勞動對資本的先前行動的反行動。你們討論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如果不顧這些情況，如果只看到工資的變動而忽視引起這些變動的其它一切變動，你們就是從錯誤的前提出發，想要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了。」
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經濟學派」不同，馬克思並沒有挑出當中一個或幾個症狀特徵（貨幣供應、工資成本……）將它們作為一切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是視經濟為彼此矛盾的力量在全球範圍內相互作用。
在IMF的《世界經濟展望》中，他們似乎無意間證實了這一點。他們指出，到目前為止工人工資大體上處於穩定增長的狀態，儘管最近美國工資增長趨勢有所上升，但個人工資並未表明勞動力市場面臨更廣泛的壓力，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國的數據顯示出類似的大致穩定的工資增長模式。換句話說，如果說現階段有任何「成本推動」，那麼它並不是來自工資，而是來自於企業的加價，部分原因是原材料、大宗商品和其他要素的成本上漲，部分是由於新冠肺炎的干擾，部分是為了嘗試增加利潤。如果我們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力收入佔GDP的份額近幾十年來一直在下降。在美國，它從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平均63%下降到過去十年的57%。因此，工人工資並不是價格上漲的主因。事實上，如果工資自196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那麼美國工人每年將額外賺取一萬億美元。
IMF將自動化生產稱為本質上的通縮因素，或者用它的話來講，是「降低價格敏感性」的因素。馬克思更清楚、更全面地解釋了這一點。他指出，為了超越競爭對手，資本家利用「剩餘價值」（實際上就是被老闆當作利潤的工人無償勞動）投資於更好、更有效的技術來提高生產力。結果，每單位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趨於下降。因此，雖然產品和服務的供應量趨於上升，但每種商品或服務的實際價值——生產中花費的平均勞動量——將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商品價格具有下跌而非上漲的內在趨勢。資本家試圖通過增加對工人的剝削和貨幣手段來抵消這種趨勢及其對利潤率的影響。
對工人來說，價格下跌或通貨緊縮會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和儲蓄，但對資本家來說，這會侵蝕他們的利潤，使償還債務變得更加困難，並使生產性投資的吸引力降低。他們認為受控的通脹是「健康的」，因為它提高了利潤，使償還債務更容易承受，減少工人工資並刺激消費。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Kenneth Rogoff）稱「有點通脹不是壞事」。他認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央銀行應該採取負利率，並在幾年內允許4%至6%的通貨膨脹率。他現在主張3%的通脹目標（而不是美聯儲的2%），並經常引述他的前任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後者曾在2010年主張將通脹目標提高到4%。
通貨膨脹難以控制
一般認為「健康」的通脹率是略高於生產力和勞動力綜合增長率的水平。直至1970年代中、後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4%的通脹率被認為是健康的，而之後生產力增長速度放緩，2%的目標通脹率得到了普遍的認可。羅格夫更主張拉大通貨膨脹與生產力增長之間的差距，希望這不僅能減輕債務負擔，增加需求，還能刺激生產。可問題是通貨膨脹難以控制。
在過去的20年里，各國央行未能實現2%的目標通脹率，部分是因為他們擔心重蹈1970年代初期的覆轍，當時他們完全失去了控制，導致了那時所謂的停滯性通脹陷阱，即經濟停滯同時還出現了兩位數/飛速的通脹相。資本家必須發動對工人運動的殘酷進攻，同時大力減少貨幣供應（這引發了另一次經濟衰退）方可讓資本主義擺脫困境。1979年至1982年間，英國首相戴卓爾將實際利率從-3%提高至4%，1983年失業率從5%飆升至11%。當時美聯儲的主席伏爾克（Paul Adolph Volcker, Jr.）將實際利率從負利率提高至5%，失業率在3年內翻了一番至10%，但通貨膨脹率從13%下降至3%。從此，新自由主義成為了一整個歷史時代的主導政策。
正如我們在先前所指出的那樣，這已經難以為繼了。在當下的危機中，資本家與他們在中央銀行和政府的代表別無他法，只能採取更多的干預措施。他們厭惡這樣做，但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更大的經濟災難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這樣做時，失控的陰霾在腦中揮之不去。
產品和服務，包括生產性產品（機械、原材料、工廠和辦公室）一般只會為了消費而出售一次或幾次，並迅速退出流通。它們很少被囤積起來，而其速度—進入和離開流通的次數—是有限的，容易被追蹤和控制。貨幣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同等數量的貨幣可以多次進入和離開流通環節，從不同所有者間循環往復，或者乾脆被囤積起來，根本不進入流通。對於貨幣供應而言，流通速度是更加變幻莫測的因素，囤積可以阻止貨幣進入流通，但當經濟活動回暖，貨幣開始流動時，其”乘數效應”極易是指數級的。
這正是別稱「末日博士」的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就通貨膨脹問題發出的警告。對此很難持有一成不變的看法。在這一階段，通貨緊縮的趨勢似乎仍更具主導地位，但經濟已如履薄冰，許多因素都可能打破平衡。魯比尼指出了顯而易見的問題：現在的債務比率幾乎是1970年代的三倍，寬松的貨幣供應加上供應衝擊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由於利率處於歷史低位，還被各國央行維持在低位，債務償還事務仍相對便宜。
然而，寬松的貨幣供應導致了高市盈率、低風險溢價和膨脹的科技資產，助長了資產和信貸泡沫。這還進一步刺激了非理性的加密貨幣狂熱、高收益的公司債務、迷因股票（因社交媒體的炒作而發生突然、急劇變化的股票）等。這可能最終導致經濟學家所說的「明斯基時刻」–突然喪失信心，並導致恐慌乃至引發崩潰。
十年前，由於投機者湧入期貨市場，糧食價格急劇上漲直至失控，引發了糧食騷亂，並成為了後來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重要誘因。這種情況的重演完全是可能的，特別是在一個創造了許多投機機會的短缺時期。但在氣候災害、定價過高的金融市場和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形下，其影響將更具災難性。
2021年第一季度整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房地產價格飆升了9.4%，激起了有關”住房熱”的討論。在美國，4月份房價上漲之快30年未有。低借貸成本、供應短缺、建築價格上漲和富人尋求更大的房產推動了房價的上漲。房價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收入，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美國聯邦住房協會房利美（Fannie Mae）認為，更高的抵押貸款將導致租金上漲，並推高總體通貨膨脹。
「第22條軍規」
如果通脹率在中期或長期內上升得更多，各國央行會發現自己陷入了「第22條軍規」（為一邏輯悖論，描述彼此矛盾的兩個不同的規律或規則所引起的悖論情形，出自1961年的同名小説）的兩難情況：如果他們繼續執行寬松的貨幣供應政策，通脹率可能會達到雙位數，最終陷入停滯性通脹陷阱。在公共債務主要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國家，公共債務起初會更易承受。而在公共債務以外幣計價的國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負債累累的國家），情況則不同。其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將面臨違約風險，需要重組債務。這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債務違約，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助長貿易保護主義。
與較安全的政府債券相比，私人債務的價差也將高漲，而通脹上升將提高通脹風險溢價。大約五分之一的美國公司(在歐洲甚至更多)被視為僵屍企業，這意味著如果無法獲得廉價的資金，它們就將無法償還債務。如果來源枯竭，許多公司就將倒閉，並引發一連串的破產。
然而，如果各國央行減少干預力度，並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貨膨脹，那麼大規模的債務危機、一連串的違約、破產以及嚴重的經濟衰退將亦會接踵而來。這就是為什麼IMF警告不要過早實施貨幣緊縮政策。如今，歐洲中央銀行在2008/9年經濟衰退後過早地提高利率被認爲是重大錯誤。他們最近審查政策，從2%或更低的通脹目標轉為接受通脹率可在一段時間內適度高於這一目標。這可以說是文字遊戲，但這其實是對歐洲央行的創始原則、對德國聯邦銀行將穩定價格作為首要任務的理念的重大轉變。德國當局堅定維護這原則，甚至在2008/9年的經濟大衰退後不惜將25%的緊縮強加於希臘經濟，給當地人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困難。毫不誇張地說，這政策甚至極大地造成了希臘消防部門面對近來肆虐的致命火災無能爲力。
美聯儲似乎比歐洲央行先行一步，宣佈 “彌補過去未能達到通脹目標的政策”，這意味著美聯儲將積極推使通脹率超出目標。雖然這不是歐洲央行所宣稱的意圖，而且必定會激起重大的，特別是與德國聯邦銀行的分歧，但我們還是可以預計，如果歐元區受到類似的衝擊，其政策與美聯儲的政策不會相差太遠。
拖延策略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各國央行及政府會繼續採取更寬松而更具針對性的政策，並打算之後逐漸縮減其規模，然而在實施時必須謹慎行事，還時常可能出現分歧和轉軚。這是因為這些將被迫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進行。從邏輯上講，這場全球疫情應該要有更多的國際合作，但是資本主義在這方面完全失敗。個人防護設備、核酸檢測和呼吸機都成爲了爭奪國家利益的武器，而後我們又看到了「疫苗外交」和「疫苗帝國主義」的出現。貿易保護主義的趨勢未能被扭轉，反而得到了增強，各國政府趨於自給自足。貿易保護主義導致的進一步的供應衝擊不僅沒有減少，還更有可能發生，從而刺激通貨膨脹。
發達、新興經濟體的人口老齡化以及更嚴格的移民限制，特別是越來越多的低收入國家將面臨醫療災難、經濟崩潰、戰爭和內戰以及氣候災難，都將令情況進一步惡化。中美帝國主義對世界霸權的爭奪已演變為一場全面的冷戰，適時還可能升溫為熱戰。同盟會變得不穩定，一些較小的國家將利用兩個帝國主義霸權之間的僵局，來實現自己在地區內的帝國主義野心。愈發動蕩不安的世界正面臨著全球經濟分裂、供應鏈更不可靠的威脅，未來還將出現更多震蕩。
雖然人們對綠色轉型的必要性有一定的認識，但是拜登的基礎建設計劃與此關係不大，主要是為了不被中國超越。科技戰和網絡戰早已來臨。就連全球疫情都未能做到敲響警鐘、說服全球資本家放下國家利益進行國際合作，最近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氣候變化報告就更不可能做到。除非資本家得到公共財政的充分補償，否則他們絕不會自願放棄污染，而這些資金最終將由工人及其家庭來承擔。應對氣候變化需要知識和技術的自由交流、國際合作、民主規劃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計劃來實現綠色轉型。而私人利益和暴利是市場經濟的關鍵成分，對如此方案毫無助益，反而是解決問題的主要障礙。
目前仍然無法確定的是，仍佔主導地位的通縮趨勢能否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頂住通脹的壓力。現在有太多可能影響平衡的漏洞。如果通脹率達到兩位數，很可能導致群眾反抗。2018年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可以看作是一場預演。但即使資本家試圖控制通脹危機在當下的威脅，他們也無力解決任何主要的深層體制性問題。比如，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與薪酬，以及反對壓迫與氣候危機的運動仍會繼續發展。
至少一件事可以確定：讓「市場的智慧」發揮作用，把央行和政府的角色減至純粹作為技術官僚「管理」社會的幻想已一去不復返。所謂央行「獨立性」的思維早已過時，而政府將被迫——不論願不願意——繼續實施更具乾預性的經濟政策。現政權不可能宣佈現存社會已經戰勝了所有意識形態，也不能僅僅以一種純技術角度進行治理。
恰恰相反，政治還是會展現其重要性，而且在政治選擇的意識形態鬥爭將會愈演愈烈。在政治兩極化加劇的這個時代，政治「中間派」的處境將會更加困頓。那種認為一個人可以「非左非右」的思維，往往代表最終接受現存的右翼政策，因此這種「非左非右」思維終將消亡。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無法解決的主要問題，將會促使人們探尋更加激進的解決方案。右翼民粹勢力會試圖利用這種力量，而左翼改良主義與「民粹主義」都無法正確回應。只有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去作出的分析、展望、綱領和組織才能在資本主義的衰落中開闢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