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自始至終是世界資本主義風雨飄搖的一年。這個腐朽墮落的體系很少在這麼多方面同時面臨如此深刻的危機。把現行制度替換掉的客觀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到開始霉爛了，而2020年代才剛剛開始。
Danny Byrne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國際執行委員會
（原文首先發表於2021年12月23日，最後編輯於同年12月26日）
2021年自始至終是世界資本主義風雨飄搖的一年。這個腐朽墮落的體系很少在這麼多方面同時面臨如此深刻的危機。把現行制度替換掉的客觀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到開始霉爛了，而2020年代才剛剛開始。
從巨響開始，以巨響結束
這一年以美國衝擊國會事件拉開帷幕，武裝暴徒企圖在1月6日採取行動，支持特朗普不成熟的政變企圖。與此同時，印度貧困的農村群眾正在維持一場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反對莫迪政權殘暴的反社會政策，這場鬥爭在幾周前以勝利告終。
自從英國傳出「Alpha」變種病毒以來，災難性的「第三波」新冠疫情衝向新高，新一輪的封鎖正在歐洲蔓延。自已經成為新冠死亡與災難中心地區的拉丁美洲傳出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響——阿根廷長達數年的爭取墮胎權的群眾運動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在2021年的開始幾週內，如此的種種事件，還有更多！一方面是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另一方面是工人和被壓迫者的群眾運動擁有力量，這些主題主導這一年。
隨著2021年接近尾聲，我們也來環顧一下世界各地的情況。儘管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民眾已經廣泛接種疫苗，但對新變種奧密克戎（Omicron）的恐慌正在蔓延，並且已經宣佈了新的封鎖措施。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比比皆是，樂觀的增長預期迅速降溫，而中國金融業面對恆大違約威脅，正搖搖欲墜。
全球工人階級仍在反擊，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最近的例子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金屬行業工人罷工，和12月8日在意大利多個城市的大罷工。
在這之間，這一年時局急風驟雨、變化莫測。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資本主義造成的氣候災難，它從未像今年那樣持續一整年作為世界政治的重要話題。由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天氣，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地普通民眾生活、所想和所計劃的一部分。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暴露也加深了數百萬人對現行制度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的認知。
2020年之後，2021年讓我們進一步領略了即將到來的世界歷史時代的特徵。這一年的危機，都不會（特別在2022年）找到任何持久的解決方案。去年，借用了德意志銀行創造的一個短語，ISA使用「失序時代」來試圖描述這個新時期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推動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進程的加深，將越來越多地在全世界數百萬人的頭腦中提出制度變革的需求，其中許多人轉向革命思想。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年
新冠肺炎在2021年前6個月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020年全年的數字——這還是在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經研發出好幾種有效的新冠疫苗之時出現的狀況。對於統治世界各國的犯罪般政府而言，還有什麼統計數據比這個更加可怕？
正如我們已經廣泛解釋到的那樣，從疫情大流行開始，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就阻礙了各國和國際範圍的有效應對疫情的方案。在疫情開始時，由於政府犯罪般地掩蓋過失、害怕有損利潤而無所作為，任由病毒入侵社會大眾——關鍵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雖然公共部門的資源為疫苗研究提供資金，但生產和分銷都留在了賺取超額利潤的跨國公司手中。
要記得，在許多國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經常是工人階級採取了有組織的行動、單方面停止了生產和經濟運作以保護性命，才使得老闆們和政府行動起來。這不僅發生在第一波疫情之時。2021年1月，由採取工業行動的基層社運人士推動，英國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攤牌，而這迫使學校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時停課。
疫苗民族主義和新冠病毒新變種
然而，在2021年，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個根本矛盾，在其對疫情應對失當中更加凸顯出來：日益全球化的經濟與資本主義固有的各民族國家相互對抗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可總結為當年的一大關鍵詞：疫苗民族主義。
最初圍繞個人防護裝備、檢測和呼吸機發生的事情（各國政府之間為了供應而展開的毫無節制的激烈爭吵）在疫苗方面更為突出。早在1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宣佈，由於新冠疫苗的國際上分配不均，世界「正處於災難性道德失敗的邊緣」。他警告：「最終，這些行動只會延長大流行時間、遏制它所需的限制以及導致人類的痛苦和經濟的崩潰。」 （摘自2021年1月28日《經濟學人》）
12個月後，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中仍然只有7%的人口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在今年早些時候覆蓋了大部分（儘管比例不同）成年人口的疫苗接種計劃之後，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排隊接種第三劑時，兒童也在接種疫苗。
雖然較富裕國家的工人和青年顯然想要、也需要疫苗，但正是統治精英推動了疫苗囤積的進程，政府堅持維持疫苗技術的犯罪般專利，阻礙了大規模加緊生產疫苗以提供全部人群的必要行動。
「新變種」一詞已在2021年深入人心。首先普及該術語的是「Alpha」變種（以前稱為「根德」或「英國」變種），作為一種新的新冠病毒、比最初的主要毒株更容易傳播，它在2021年初引發了可怕的新一波疫情。隨後出現了「Beta」（「南非變種」）和「Gamma」（「巴西變種」），但比在今年晚些時候的「Delta」傳染性更強。現在，世界在Omicron變種出現時為之恐慌，目前人們對此知之甚少，但眾所周知，它的傳播性甚至比Delta都還高得多。
除了出現在英國的Alpha變種之外，所有其他變種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出現在新冠疫情嚴重肆虐的國家，而此時疫苗充足卻被帝國主義政府囤積。
如果Omicron變種確實有如上述所言那樣可怕（丹麥、英國和美國的疫情發展，可證明這一說法正確性），那麼政府為進一步控制傳播而採取的措施，不僅會被資本主義的矛盾搞砸，而且還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和公眾意見的分化。
儘管大多數工人始終明白，需要將公共衛生放在首位，但由於對傳統政客的疏離和不信任，新冠懷疑主義和反疫苗情緒的危險性增長，為民粹主義者和在全球範圍內的極右翼提供了險惡的支持，對步入2020年代的勞動人民、以及我們的運動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論2022年疫情如何發展，疫情下的經歷讓數百萬人看到，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無法解決全球危機。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全球工人階級的作用——這是一支真正的國際性社會力量，對民族對抗沒有興趣，其經濟利益與保護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需求之間沒有衝突，所以工人階級是解決世界危機的關鍵力量。
建立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戰鬥力，並以社會主義政治綱領武裝其運動，以從資本主義騙子手中奪取權力，是社會主義者在2022年開始面臨的一項關鍵戰略任務。 2021年的經驗表明，只有與積極的工作相結合，加強和擴大革命社會主義組織的影響力，才能取得成功。
世界經濟——從樂觀到悲觀
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2021年可謂大起大落。3月，在從2020年的封鎖和創紀錄的衰退中動態「反彈」之際，他們不顧一切地宣佈，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越來越樂觀。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水平，源於經歷了一年的經濟低迷之後，被壓抑的需求釋放了出來、得以推動消費，以及各國（特別是較富裕國家）仍在向經濟注入資金。的確，拜登政府3月份通過的一項刺激法案，將全球GDP增長預測提高了整整1%！
總體上看，各資本主義政府處理這次新冠疫情觸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方式，與處理2008-9年經濟衰退的方式全然不同。為了應對2020年經濟活動的大衰退，各資本主義國家很大程度上不再續用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是根據世界各國的財政實力，不同程度地進行國家乾預來支撐經濟。
如此的遠離新自由主義、更多強調國家干預、趨向去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的結合，是當前極其重要的特徵。馬克思主義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與辯論，以釐清我們的觀點，但在某些時候也引發了爭議。
然而，雖然行使國庫的權力是在短期內緩解危機最壞影響的有效工具，但ISA指出，這種新的全球政策結合遠未為新的增長和穩定時期奠定基礎。
對於4月時，經濟學家當中蔓延的樂觀經濟前景，我們寫道：「世界經濟或將出現的反彈是否標誌著經濟總體上開始好轉？一些資產階級媒體將這種情況，與一戰和1918-1920年的毀滅性流感疫情之後的情況（美國和歐洲持續經濟繁榮的「咆哮的20年代」）相提並論。這種期望是個錯誤。」
那些之前對於經濟持樂觀前景的人，才過幾個月就要否定掉自己先前的大部分預測。世界經濟剛進入2022年，眾多因素將醞釀新的、潛在的危機。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延續！
此外，中國建造業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的威脅，恐將喚醒全球金融危機這頭巨獸——這是世界經濟形勢中內在的危險，企業和公共債務越來越多為其特徵。
通貨膨脹也是個主要問題。2022年，世界各國央行將面臨提高利率，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而這樣的舉措本身就或將引發新一波經濟衰退。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已經宣佈即將加息。
在3月的蘇彞士運河堵塞危機中，一艘船堵住運河導致巨額經濟損失的景象，反映出供應鏈之脆弱。從石油和天然氣，到晶片和其他商品，由於地緣政治危機、封鎖後需求激增的瓶頸、「勞動力短缺」和氣候變化，供應鏈混亂也是貫穿2021年的主線。
與此同時，在經濟增長數據屢創紀錄和利潤暴增背後，貧困與不平等更是破紀錄地增加。最近發佈的《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雖然有1億人在疫情第一年再次陷入極度貧困，但億萬富翁的財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加了更多。
新冷戰將持續
2021年，我們也見證了中美帝國主義在新冷戰上加倍下注。拜登繼續全力推進美帝國主義的議程。12月旨在鞏固深化美國冷戰勢力範圍的「民主峰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如ISA所指出，對抗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也是拜登經濟議程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最近推出的縮水版基礎設施刺激法案的明確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在所謂「疫苗外交」上表現出色，利用疫苗供應迫使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增強對中國的依賴，甚至在歐洲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這場大國競爭的驅使下，同時出於對內部穩定面臨諸多威脅的恐懼（尤其是工人階級鬥爭和革命）習近平政權加劇了其反動的威權政策。然而，隨著中國進入經濟風險陰霾不去的一年， 一年中全力加速對香港的殘酷鎮壓（以便打造中國大陸式獨裁統治的條件）、針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反恐戰爭」、日益增長的反女權和反LGBTQ+打壓等等，以及許多其他政策，最終顯現的都是習政權的虛弱。
2022年一切目光都將集中在台灣，在眾多潛在爆發的事件中，台灣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兩個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一場致命的纏鬥中，台灣在這場地緣政治較量中處在一個確實很危險的位置。
如果想找冷戰可演變成「熱戰」的表現，我們只需看看中東——以色列武裝部隊在加沙地帶進行的血腥與壓倒性的戰爭，造成防線兩側數百名無辜民眾死亡，包括12人死於來自加沙的火箭彈。埃塞俄比亞仍處於一場持續的血腥內戰之中，這也是新冷戰地緣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
除了這些衝突（所有這些衝突仍然是可能帶來大災難的火藥桶）之外，歐洲東部邊境還存在著持續的戰爭威脅，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軍事集結和緊張局勢構成了俄羅斯和北約之間更廣泛競爭的一部分，以及不斷升溫的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今年早些時候，許多國家的海軍也在東地中海對峙，就天然氣儲量問題持續存在爭議。
有一點萬萬不能搞錯：雖然大規模核武庫的存在仍然會顯著遏止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但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在將全球拖入一個為帝國主義利益而戰和流血的時代。全球對5月加沙戰爭的反應指明瞭前進的方向——工人青年團結一致展開群眾性國際反戰運動，不依靠政府或主流政客所謂「國際社會」支持。
就冷戰而言，ISA有原則的獨到立場（不對這一新的大國競爭中任意一方不抱有幻想或提供支持、指出兩個帝國徹底的反動性質）對全球勞工運動至關重要。本著這種精神，就像在2021年一樣，我們關鍵的國際運動——「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將在我們2022年的工作中佔據重要位置。
全球反抗仍在繼續
工人階級以多種方式為2021年的事件留下烙印，其中最具決定性的便是街頭和工作場所的鬥爭。每個有常住人口的大洲都發生了重大的階級鬥爭。2021年的運動不僅地理上廣泛分佈，還反映了資本主義多方面危機的廣度，及引發工人階級抵抗的苦難、剝削和壓迫之深重。
印度、哥倫比亞、韓國和其他地方的強大群眾運動，由侵害工人階級利益的經濟改惡引發，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很早就企圖將另一場危機的成本轉移到最貧困的人口身上。在緬甸、俄羅斯、蘇丹等地，群眾在街頭和職場抗爭，來回應腐朽和寄生的統治精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而這為群眾抗爭拉開序幕。
2021年，一系列大型抗爭再次浮現，反對肆虐的性別暴力。英國、以色列/巴勒斯坦、澳洲、波蘭和許多其它國家都爆發了新一波的戰鬥性抗議，而ISA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形象使我們的支部能夠積極面對這些抗爭。 自去年以來，在經濟危機的痛苦之上的封鎖中，被殺害的女性和跨性別者人數達到新高，因而「殺害女性（femicide）」已經成為大部分人都熟知的詞彙。
在爭取生育權方面，今年下半年，美國南部邊境兩旁同時發生了勝利和挫敗——英勇的墨西哥女權運動於9月促成該國科阿韋拉（Coahuila）州的墮胎合法化勝利，而美國德薩斯州立法機關批准了《德薩斯心跳法案》這一對墮胎權的歷史性打壓。2022年美國將出現一個潛在的轉折點，因為最高法院看起來可能至少部分廢除羅訴韋德案的成果。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即使主流女權組織嚴重缺乏領導力，比反對今年德薩斯墮胎禁令更大的鬥爭浪潮仍會爆發。
緬甸和哥倫比亞鬥爭的經驗教訓
這些運動以及其他非常多的運動，都為2022年及往後的鬥爭提供了極其多的經驗教訓。但平心而論，2021年最突出的鬥爭，正是2月緬甸反對軍事政變的革命運動，以及4月哥倫比亞使該國社會停止運轉、開啟民眾起義的全國罷工。
它們都具有自2019年以來席捲全球的反抗浪潮的所有基本特徵：由激進的年輕世代領導。這些運動都具有持續，都延續了數個月。而且，在最殘酷、最血腥的國家鎮壓面前，這兩個運動都沒有退卻，而是反擊，在「反革命的鞭子」下不斷升級。這些運動也是從防守轉向進攻，並隨著群眾在鬥爭中意識到自身力量，他們的訴求也有所強化、得以更大膽地提出。
這些運動有著哪些新的經驗教訓？這兩場鬥爭都有的一個特點是，在廣泛的民眾反抗中，工人階級的力量、方法和組織發揮了更加突出和主導的作用。這個因素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非常重要、與今天的情況息息相關，並且發展了我們對未來階級鬥爭的觀點。
在緬甸，這是一場初生且經驗尚淺的勞工運動，但已經是該國執政當局遭遇的最大打擊。如果沒有全國範圍協調和有組織的戰略，各行業工人（特別是衛生、紡織和金融業的從業者）就會一個接一個丟棄反對政變的武器——建立真正的總罷工、打擊統治階級的痛點，到一定時刻就能讓非法政變上台的政權沒法給它的員工發薪水。
在哥倫比亞，罷工/停工（當地西班牙語稱「paro」）是當地運動的核心鬥爭方法。這並不總是表現為全國罷工，而有時更多以堵路和其他形式的群眾鬥爭來令經濟停止運轉。雖然運動的官方領導——由該國工會聯合會領導的全國罷工委員會不知往何處去，並一再嘗試以談判來結束運動，但工人階級青年的先鋒隊卻在第一線保持群眾鬥爭的火焰不滅，用臨時自製的盾牌武裝自己以抵御殘暴的警察鎮壓。
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危機
然而，我們不能止於欽佩這些運動的英雄主義，及他們所正確提出的思想。兩場運動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為何會這樣？
在思考答案時，我們要指出工人階級和我們全球各地的運動所面臨的核心戰略問題：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長期危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工人階級在哥倫比亞和緬甸的起義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並沒有清楚地反映在領導層中。領導層應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勝利。
相反，緬甸的工會領導人並非奮力爭取一個親工人階級的政府來取代執政者，而是將工人組織從屬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全國民主聯盟中，不加批判地支持這些被廢黜的反工人階級政客和他們的民族團結政府。在哥倫比亞，全國罷工委員會領導人一直嘗試將該運動帶離街頭，並與杜克政府進行秘密談判，最終成功煞停該運動。
工人階級的領導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英勇的工人階級鬥爭取得更決定性勝利的最大阻礙。終結這場危機的方法，只能以建立並加強工人青年的群眾組織，其領導層不能是受過失敗的階級合作方法訓練的老舊官僚，而應是群眾運動核心當中的年輕工人階級分子、民主地選出、對於廣大運動負責、通過群眾民主結構面向群眾運動。
這意味著工人自己打造基層網絡，努力重建鬥爭傳統，並直接挑戰現有領導層對於運動的控制。這也意味著要建立新的政黨，而這個新政黨必須可以為工人階級在群眾運動中提供獨立的政治發言權。能夠完成這些任務、讓運動取得勝利的年輕工人階級戰士，不會簡單地從天上掉下來，而必須通過有意識地組織、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武裝而形成。
在2021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重要跡象，顯示好些國家的勞工運動內部有著重大發展。在美國，強大的卡車司機工會的工人，選出了左翼領導人，而這是近25年來頭一次。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成員投票決定直接選舉工會內的領導職位。在英國，左翼政治力量在2021年，於全國兩個最大的工會——Unison全國執行委員會和聯合工會（Unite）總書記選舉中，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隨著我們進入2022年，階級怒火的升溫、疫情當下對工人在社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認識，再加上通貨膨脹、供應鏈問題和許多產業的勞動力嚴重短缺，都顯現新的一年的大規模工人鬥爭的潛力，也顯現為我們階級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條件。新一輪工人鬥爭可以在運動中產生新的力量，挑戰頑固的工會官僚機構，爭取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
政治兩極分化——極右翼的威脅
雖然2021年於特朗普因未能連任美國總統而蒙受恥辱開始，但在某些方面，隨著這一年接近尾聲，特朗普主義似乎正在崛起。11月的美國的地方選舉，我們看到特朗普主義攻下很多重要地區。此外，隨著拜登的總統任期陷入更深的危機和左翼民主黨「小隊（Squad）」右轉，在他的執政下，從未如此受他控制的共和黨完全有能力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重新控制美國國會，可悲的是「小隊」未能為渴望替代方案的工人階級提供想象。
我們還看到智利總統選舉，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採取極端反動的反工人、專制和厭惡女性的綱領，在第一輪投票中意外領先。值得慶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輪中失利，因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進一步的幻想的情況下，動員起來投票給溫和左翼的博里奇（Gabriel Boric）。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顯示了2019年智利抗爭的持久力量。極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選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歐洲，我們看到了以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澤穆爾（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聲黨（Vox）為代表，極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在這一趨勢當中，更成熟的傳統右翼政黨也在「特朗普化」，例如西班牙人民黨和英國保守黨近年來急劇右傾、轉向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這些醜惡的政治勢力的興起與鞏固，是2020年代更尖銳、更深刻的政治兩極分化的一個體現。上述工人階級領導和組織的持久危機，給人的暫時印象是，這些極右力量在2022年能夠在所有主要國家佔有優勢。然而，社會中的真正階級力量對比，不能用選舉數據這樣表面的尺度來衡量。
儘管必須承認，這些極右勢力中的許多人在過去十年中強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而這一鞏固過程受到過去兩年的危機進一步推動，但並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讓這些極右分子獲得哪怕接近社會多數（尤其在年輕人和工人階級中）的支持。
戰鬥性的工人運動與左翼，可以遏制極右翼的增長。然而，只有採取大膽的獨立立場，提供真正激進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實現這一目標。為了反對極右翼民粹主義而屈服於「主流」的傳統資本主義政治勢力，正如美國桑德斯和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領導層多數派分別屈服於民主黨和勞工黨（PT）主流派那樣，只會進一步為特朗普主義和博索納羅主義打開成長空間。
我們需要革命社會主義，而不是改良主義
正如2008年危機後席捲歐洲的階級鬥爭浪潮之後的情況一樣，即將到來的國際階級鬥爭，包括革命運動，將在2020年代重新繪制政治版圖。
早在2021年，我們就看到了重要的新政治現象的出現，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工人階級人民的鬥爭。在秘魯，鮮為人知的教師工會成員卡斯蒂廖（Pedro Castillo）在2020年11月的大規模抗議中擊敗了該國的一場制度性政變後，排除萬難贏得了6月的總統選舉。
拉丁美洲是2022年社會爆炸的火藥桶，當地將舉行數場重要的選舉——特別是在哥倫比亞和巴西，兩國的民調顯示，當地反動右翼勢力可能會因哥倫比亞左翼彼得羅和巴西前總統盧拉（Lula）的勝選而遭遇挫敗。但是，盧拉在21世紀初上任總統後，暴露了其親資本主義的本色。
這些新的左翼政府將在當今嚴重危機時期誕生，也會立即受到當前危機考驗。如果他們沒有一個革命視角、不瞭解需要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不通過挑戰統治階級的權力來實現真正的變革，那麼迎接他們的只會是危機。已經有跡象顯示，秘魯總統卡斯蒂廖已經重復失敗的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路線，而正是這一路線造成包括盧拉在內的左翼政府在過去10年中丟掉政權。面對資產階級壓力，卡斯蒂廖將左翼人士從內閣中除名，並拋棄關鍵的競選承諾。儘管如此，右翼還是加緊步伐，企圖破壞其執政並罷免他。就任總統才幾個月，他就被迫面對國會彈劾案，僅以兩票優勢挺過這一關！
ISA支持所有有助於推動工人階級爭取其訴求的政治運動和組織，並將在每個選舉中努力擊敗反動右翼。但是，我們也必須講出實情：在這個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要真正為大多數人贏得勝利，改良主義是不足夠的。實施財富再分配、為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工程提供資金支持、在綠色新政中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等政策，需要採取大膽行動，從最富裕的「1%」手中奪取財富和生產資料，並將整個經濟公有化、實現工人民主。
替代策略是什麼樣的？在西雅圖有這樣一個顯現革命性領導力量的例子：我們的同志薩旺特（Kshama Sawant）和ISA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剛剛在億萬富翁的後院第4次擊敗這些億萬富翁的政治代表。這一髮展尤其重要，因為在11月的美國，大部分正在右轉的進步派民主黨候選人輸掉了好幾場選舉，而這場罷免投票的結果（薩旺特同志保住了西雅圖市議員位子）與11月美國的整體選舉動向完全相反。
過去8年，薩旺特和社會主義替代在西雅圖所扮演的角色，正顯現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領導層所能作出的改變。想象一下，如果這些方法和政治思想，在美國或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的全國領導層中有所體現，情況該會是怎樣！
對於ISA而言，2021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在西雅圖挫敗罷免企圖的這一巨大勝利，是ISA充滿挑戰的一年中的其中一個事件。幾周前，來自 16個國家的數百名成員湧入蘇格蘭格拉斯哥，通過建立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滿活力的國際社會主義隊伍，針對各國政客應對COP26氣候峰會的不作為發起大規模抗議，從而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
我們的成員和各國支部經歷了封城和解封，歷經考驗，但始終保持警覺性、活躍性，努力抓住機遇，質與量並重地建設社會主義力量。在1月和7月，我們舉辦兩次線上馬克思主義大學，成功地讓1000多名成員齊聚一堂。
我們一直站在無數鬥爭和運動的最前沿。我們整個國際在5月的反對加沙戰爭的群眾運動中團結一致，聲援和支持我們勇敢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志。
此處無法全部列出2021年ISA成員以及世界各地無數其他工人階級戰士的工作、成就和犧牲。我們可以肯定，這些通常是看不見的努力，將有助於改進我們的運動，讓我們準備迎接2022年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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